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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统帅俞大维
俞大维（1897耀1993），祖籍浙江绍兴，是曾国藩的曾外孙。俞大维天资聪颖，19岁以第一名考入南洋公学电机科。1917年赴美留学学习哲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因12门课成绩全A，俞大维获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继续攻读哲学及数学（数理逻辑）。留学期间，俞大维于1926年在德国著名杂志《数学年刊》上发表了论文《类演算之基础》。在陈仪劝说下，俞大维于1930年5月耀1932年6月第二次留德研习军事，主修兵器学、弹道学与军事参谋。
1933年1月，俞大维被蒋介石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负责全国兵器工业的生产建设。由于俞大维本人就是弹道学专家，他深知军工技术研究对兵工生产的重要性，因此非常重视兵工科研。在被任命为署长后，俞大维致力于筹建各类兵工研究所，努力提高国产兵器的技术性能。兵工署先后建立了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研究所、军用光学器材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其中于1937年在南京建立的弹道研究所由俞大维亲自兼任所长，主要从事枪炮内外弹道测试、射表的编制和火药的研究工作。俞大维还通过努力促成了自己的导师、著名弹道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克郎兹（Granz）以及其他一些德国专家来华协助研究所建设。
此外，俞大维还大力引进研习兵工科技的归国留学生，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在“科学救国”理想的感召下，毅然回国投身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中。这些人在筹建上述兵器研究机构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汪浏（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吴钦烈（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先后任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从事化学战剂、防化技术、毒伤医疗和化学兵器的研究，周自新（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先后任理化研究所技士、军用光学器材工厂筹备处处长等职。尽管这些兵工科研机构建立不久，就因抗战全面爆发而没能取得多少成就，但它们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兵器从全盘仿制开始走向自行研制，并且聚集了一批兵工专业人才，为中国以后的兵工科研和生产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步步紧逼，主要位于中国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各个大型兵工厂亟待内迁。俞大维积极部署迁厂计划，将金陵、汉阳、太原等地受敌兵威胁的兵工厂相继迁往川、黔、滇等西南战略后方地区，有效地保存了兵工生产实力。同时，俞大维还派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时任兵工署技术司长的杨继曾率团前往川康勘察厂址，筹建以汉阳钢铁厂设备内迁为主的大渡口钢铁厂，力争战时能做到兵工生产所需钢材的自给。
在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战况激烈、运输困难，前线所需军械弹药的补给，仍然需要依赖中国自己生产。
内迁完成之后，兵工署大力扩充原有兵工厂，采用就地扩充、设立分厂等方法扩大产能，同时还积极增设新厂。抗战爆发初期，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主要有15个;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大后方由兵工署直辖的兵工厂已增至21个，而且各厂规模较抗战爆发时均扩大很多。
由于有着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加上广大员工高涨的抗战热情，内迁后兵工厂的生产能力也有长足进步。以陆军常用的15 类武器弹药为例，国民政府凭自制能够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包括重机枪、迫击炮和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或大部满足消耗、补充的有四大类（包括步枪、轻机枪、枪弹和迫击炮弹）。在内迁初期，因为组织拆卸、抢运和抢建，产量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内迁完成以后，兵工署立即进行了调整充实，为许多工厂增购了设备，基本实现了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各类军械的产量有了显著增长。据统计，抗战中所有轻重兵器的产量均达到了战前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如：与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相比，1945年时，机枪的产量达到了战前的24倍。
兵工国宝李承干
李承干（1888耀1959），湖南长沙人，少年时接受了新学教育，受到革命言行熏陶开阔了眼界，并立志实业报国。1905年李承干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辛亥革命爆发后，李承干毅然辍学回国参加革命，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才返回日本继续深造。1913年，李承干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科，1916年7月毕业，在工场实习一年多后于1917年底回国。
回国后李承干先后在湖南省长公署、湖北汉阳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学校等处任职。随着北伐胜利，李承干于1927年5月进入金陵制造局（后国民政府将金陵分厂独立建制，直属军政部，称金陵兵工厂）工作，自此开始了为中国兵工事业奋斗的历程。
1931年7月，李承干升任金陵兵工厂厂长，他锐意革新，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革除积弊，并开始对这个老旧兵工厂改造扩建。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7年5月，金陵兵工厂生产部门已经扩充为工具、制枪、迫击炮、制弹、器材、铁（处理）、砂木、修械、制药等9个，产品达16种，全厂职工增至2834人。此外还建有医院、职工补习学校和职工子弟学校。金陵兵工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兵工生产基地之一。
卢沟桥事变后，金陵兵工厂多次遭到日机轰炸和扫射，李承干一方面激励全厂职工同仇敌忾，加强厂内防空，另一方面组织职工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军火支援前方，并增派得力人员彻夜抢修前方送回的有故障和被损伤的武器。
随着战局日益吃紧，国民政府下达了金陵兵工厂西迁的命令。在李承干周密的计划和指挥下，全厂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拆卸、装箱、运输和转运工作。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西迁工作于1938年2月下旬基本结束。在李承干“开工第一，出货第一”口号的感召下，1938年3月1日，工厂就在重庆正式复工。一个月后，工厂赶制出了复工后的第一批武器———40挺重机枪，并立即送往抗战前线。金陵兵工厂以最快速度完成西迁，并在所有内迁工厂中率先复工生产的壮举，在当时被公认为是李承干创造的一个奇迹。1938年4月，金陵兵工厂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以下简称二十一厂）。
此后几年间，李承干领导下的二十一厂先后接管、合并和新建了不少工厂和部门，二十一厂遂成为抗战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二十一厂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5201名职工、设有多个分厂、拥有各种机器设备4744部、能生产20多种武器弹药的大型兵工企业。仅厂本部就能月产步枪8000支、轻重机枪750挺、迫击炮230门、各种炮弹7.3万发。
除了保证军工生产以供应前线外，李承干还主持了若干武器装备的改进和研制工作：1940年开始规划利用原汉阳式步枪的制造设备生产中正式步枪，3年后开始批量生产;
1943年开始对24年式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改进，增加了练习弹枪口罩、高射和纵射等装置，改进了击发保险装置和三脚架，零件公差与材料规格也改用德国标准，李承干把这次对重机枪的改进称之为“空前一最大之改革”。为增强炮兵火力，1944年初，二十一厂开始研制120毫米迫击炮和炮弹，李承干为此动员了近百名技术人员，仅用8 个月就完成了这项任务。新研制的120毫米迫击炮仅重212.7千克，比同类型的法国迫击炮轻了一半。同时，二十一厂的技术人员也没有忘记对世界先进武器的跟踪学习，到抗战末期，已经开始筹备试制火箭筒、卡宾枪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新式武器。这些改进与试制工作，不仅提高了兵器的生产质量，也将中国的轻武器生产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兵工厂厂长的李承干，不僅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更被誉为是中国兵工界的国宝，无愧于“八年抗战生产军火武器的第一大功臣”的称号。
俞大维（1897耀1993），祖籍浙江绍兴，是曾国藩的曾外孙。俞大维天资聪颖，19岁以第一名考入南洋公学电机科。1917年赴美留学学习哲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因12门课成绩全A，俞大维获奖学金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继续攻读哲学及数学（数理逻辑）。留学期间，俞大维于1926年在德国著名杂志《数学年刊》上发表了论文《类演算之基础》。在陈仪劝说下，俞大维于1930年5月耀1932年6月第二次留德研习军事，主修兵器学、弹道学与军事参谋。
1933年1月，俞大维被蒋介石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署署长，负责全国兵器工业的生产建设。由于俞大维本人就是弹道学专家，他深知军工技术研究对兵工生产的重要性，因此非常重视兵工科研。在被任命为署长后，俞大维致力于筹建各类兵工研究所，努力提高国产兵器的技术性能。兵工署先后建立了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研究所、军用光学器材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其中于1937年在南京建立的弹道研究所由俞大维亲自兼任所长，主要从事枪炮内外弹道测试、射表的编制和火药的研究工作。俞大维还通过努力促成了自己的导师、著名弹道学家、柏林大学教授克郎兹（Granz）以及其他一些德国专家来华协助研究所建设。
此外，俞大维还大力引进研习兵工科技的归国留学生，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在“科学救国”理想的感召下，毅然回国投身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中。这些人在筹建上述兵器研究机构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汪浏（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吴钦烈（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先后任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从事化学战剂、防化技术、毒伤医疗和化学兵器的研究，周自新（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先后任理化研究所技士、军用光学器材工厂筹备处处长等职。尽管这些兵工科研机构建立不久，就因抗战全面爆发而没能取得多少成就，但它们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兵器从全盘仿制开始走向自行研制，并且聚集了一批兵工专业人才，为中国以后的兵工科研和生产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步步紧逼，主要位于中国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各个大型兵工厂亟待内迁。俞大维积极部署迁厂计划，将金陵、汉阳、太原等地受敌兵威胁的兵工厂相继迁往川、黔、滇等西南战略后方地区，有效地保存了兵工生产实力。同时，俞大维还派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时任兵工署技术司长的杨继曾率团前往川康勘察厂址，筹建以汉阳钢铁厂设备内迁为主的大渡口钢铁厂，力争战时能做到兵工生产所需钢材的自给。
在整个抗战期间，由于战况激烈、运输困难，前线所需军械弹药的补给，仍然需要依赖中国自己生产。
内迁完成之后，兵工署大力扩充原有兵工厂，采用就地扩充、设立分厂等方法扩大产能，同时还积极增设新厂。抗战爆发初期，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主要有15个;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大后方由兵工署直辖的兵工厂已增至21个，而且各厂规模较抗战爆发时均扩大很多。
由于有着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加上广大员工高涨的抗战热情，内迁后兵工厂的生产能力也有长足进步。以陆军常用的15 类武器弹药为例，国民政府凭自制能够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包括重机枪、迫击炮和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或大部满足消耗、补充的有四大类（包括步枪、轻机枪、枪弹和迫击炮弹）。在内迁初期，因为组织拆卸、抢运和抢建，产量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内迁完成以后，兵工署立即进行了调整充实，为许多工厂增购了设备，基本实现了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各类军械的产量有了显著增长。据统计，抗战中所有轻重兵器的产量均达到了战前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如：与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相比，1945年时，机枪的产量达到了战前的24倍。
兵工国宝李承干
李承干（1888耀1959），湖南长沙人，少年时接受了新学教育，受到革命言行熏陶开阔了眼界，并立志实业报国。1905年李承干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辛亥革命爆发后，李承干毅然辍学回国参加革命，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才返回日本继续深造。1913年，李承干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学科，1916年7月毕业，在工场实习一年多后于1917年底回国。
回国后李承干先后在湖南省长公署、湖北汉阳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学校等处任职。随着北伐胜利，李承干于1927年5月进入金陵制造局（后国民政府将金陵分厂独立建制，直属军政部，称金陵兵工厂）工作，自此开始了为中国兵工事业奋斗的历程。
1931年7月，李承干升任金陵兵工厂厂长，他锐意革新，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革除积弊，并开始对这个老旧兵工厂改造扩建。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7年5月，金陵兵工厂生产部门已经扩充为工具、制枪、迫击炮、制弹、器材、铁（处理）、砂木、修械、制药等9个，产品达16种，全厂职工增至2834人。此外还建有医院、职工补习学校和职工子弟学校。金陵兵工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兵工生产基地之一。
卢沟桥事变后，金陵兵工厂多次遭到日机轰炸和扫射，李承干一方面激励全厂职工同仇敌忾，加强厂内防空，另一方面组织职工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军火支援前方，并增派得力人员彻夜抢修前方送回的有故障和被损伤的武器。
随着战局日益吃紧，国民政府下达了金陵兵工厂西迁的命令。在李承干周密的计划和指挥下，全厂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拆卸、装箱、运输和转运工作。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西迁工作于1938年2月下旬基本结束。在李承干“开工第一，出货第一”口号的感召下，1938年3月1日，工厂就在重庆正式复工。一个月后，工厂赶制出了复工后的第一批武器———40挺重机枪，并立即送往抗战前线。金陵兵工厂以最快速度完成西迁，并在所有内迁工厂中率先复工生产的壮举，在当时被公认为是李承干创造的一个奇迹。1938年4月，金陵兵工厂更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以下简称二十一厂）。
此后几年间，李承干领导下的二十一厂先后接管、合并和新建了不少工厂和部门，二十一厂遂成为抗战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二十一厂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5201名职工、设有多个分厂、拥有各种机器设备4744部、能生产20多种武器弹药的大型兵工企业。仅厂本部就能月产步枪8000支、轻重机枪750挺、迫击炮230门、各种炮弹7.3万发。
除了保证军工生产以供应前线外，李承干还主持了若干武器装备的改进和研制工作：1940年开始规划利用原汉阳式步枪的制造设备生产中正式步枪，3年后开始批量生产;
1943年开始对24年式马克沁重机枪进行改进，增加了练习弹枪口罩、高射和纵射等装置，改进了击发保险装置和三脚架，零件公差与材料规格也改用德国标准，李承干把这次对重机枪的改进称之为“空前一最大之改革”。为增强炮兵火力，1944年初，二十一厂开始研制120毫米迫击炮和炮弹，李承干为此动员了近百名技术人员，仅用8 个月就完成了这项任务。新研制的120毫米迫击炮仅重212.7千克，比同类型的法国迫击炮轻了一半。同时，二十一厂的技术人员也没有忘记对世界先进武器的跟踪学习，到抗战末期，已经开始筹备试制火箭筒、卡宾枪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新式武器。这些改进与试制工作，不仅提高了兵器的生产质量，也将中国的轻武器生产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兵工厂厂长的李承干，不僅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更被誉为是中国兵工界的国宝，无愧于“八年抗战生产军火武器的第一大功臣”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