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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我初小毕业后，升入了离家三四里路远的湖南益阳县（即今天的益阳市赫山区）一个校址叫行宫坛的箴言一校。
“行宫坛”这个古怪的名字，我年长后才略识其义：“行宫”是为古代帝王外出巡行所建宫殿，“坛”是供祭祀用的土石砌成的台。
在我稀薄的记忆里，“行宫”建在一座小山前，旁有小溪汩汩流淌，它占地仅几十亩，但建筑却颇为讲究，殿内有七八间大小不一的房子，中堂神龛上供奉几尊神像。“坛”建在宫右首一块宽敞的高坪上。在旧社会，“行宫”是益阳县瑶华乡政府的所在地，解放后被用来办学，“坛”作升国旗的台。
我入行宫坛箴言一校学习时，湖南刚和平解放，未几，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天翻地覆，给我们所在的穷山村带来了崭新气象，也滋生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据我所知，在旧中国，我们这上百户的道子坪村（旧时属一个“保”），除地主子弟外，是从未有人进过高等小学的，因此，“高小生”成为乡间十分羡慕向往的称号，就像老一辈人对清朝“相公”（秀才之俗称）的向往一样。
在行宫坛箴言一校，我只学习了半年，但它却是开启我智慧之窗的重要契机和经受人生历炼的开始。回忆半年的学生生活，感触颇多，记得我入学后，曾遇到几个难题：
一是行路难。当时，山村的孩子上学是从来没有大人陪送的，山村没有修公路，我们一天来回要走七八里，而且道路多泥泞，特别是路过一个大塅时，倘遇隆冬季节，路上结冰，最容易出事。有次我一人经过大塅，就被凛冽的寒风吹倒，摔入稻田，油纸伞吹得不知去处，书包被水浸得透湿，引得我大哭一场。
二是吃饭难。当时学校未开餐，无法搭伙。我家穷，多是早餐后略带点供中午充饥的干粮，到放晚学时，已是饥肠辘辘。幸好满姑住在学校附近一個破祠堂里，她常要儿子喊我去她家吃点中饭。但满姑赤贫，有时还外出乞讨，我不便常打扰她。
三是听课难。当时多是大班上课，一个大堂里，满满当当地坐上六七十个学生。我因个子高，常被安排在后排，而我患过耳疾，左耳有些重听，故听起课来颇为吃力。
虽遇“三难”，但学校的一些新鲜事却像磁石般吸引着我，渐渐地，我就不把困难当回事了。
入校后，我遇到的头一件事，是学校更名和领导换人。原“瑶华小学”更名“箴言一校”（这“一”字很重要，说明它在小学中是居首位的）或“箴言完小”，原校长谢亚成（据了解他原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被解除职务，校长由原语文教师张赛迁（后改名张志远，升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职）担任。听人说，箴言一校于1949年5月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党员有七八个人，多是本校职工。令人惊异的是，谢亚成之子谢某与父同校，也是共产党员，这种“红”与“黑”的对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箴言一校是中共益阳县工委的一个重要据点，故常有身穿灰色军装、头戴五角星的人出入。记得有次我在校门口歇凉时，看到一个骑黑色大马、身材魁梧的大汉由一名勤务兵跟随，来校办事。旁边有位知情者对我们说，这是新任县长董早冬。听人说，他是南下干部，文化程度不高，批示文件多由秘书代劳，但他性格豪爽、办事果断。这是我出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位“高官”。由此，我想起乡间一些人说的话：“共产党来了，黑脚杆子会真正掌印把子了。”
又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骑“眼镜车”（自行车之俗称）的中年妇女来校找张书记。这位中年妇女蓄短发，身着列宁装，脚穿草鞋，胸前插支钢笔，一副乡镇干部的模样。旁边有人称她“肖主任”，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在新社会“半边天”的妇女真的翻身了，但更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年，这位“肖主任”竟成了益阳县的县长，而且连任五届，历时十余年。
在箴言一校，我开始学习到一些新课程、新教材，如语文课，头一篇是《开国大典》，书中还有胡绳的短论《“想”和“做”》、何其芳的诗《生活是多么广阔》、叶圣陶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等，这些作品都被列为精读课文，它在我稚嫩的心中埋下了追求美好志趣和情操的种子。除语文外，学校还开设了“自然”“体育”“音乐”等课程。
“自然”对于我来说是一门崭新的课，由这门课，我第一次知道世界有五（七）大洲四大洋，有南极、北极，气温有温带、热带、寒带，还有为区分地球表面东西南北距离而设的经线、纬线等。这使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稀奇事。老师讲雷电一节时，我听得格外细心，因为乡间向有“雷公电母”的传闻，特别是把人遭雷击说成是对坏人最厉害的惩罚。而此时，恰遇我满姑的一位邻居某日下午上山砍柴时遭雷击。据满姑说，死者是一个50来岁的农民，忠厚、老实，从未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显然，他绝非恶贯满盈的坏人，却为何遭此惨死？我学了雷电知识后，略知电荷、正负电、电流等原理，知道“火花放电”等现象，由此而知，这位农民是遭遇强电流致死。从此，我再不相信“雷公电母”的胡话了。
学校的体育课，除练习体操外，大多是教学生打篮球，担任教学的何奇锋老师可真是名如其人。这位人高马大的老师，打球时多充任中锋，他左旋右转，动作灵活，奔跑似风驰电掣，令人称羡。由此，我成了一个“篮球迷”，而对原来喜爱踢的小橡皮球则不屑一顾了。
音乐课上课不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附近育才中学的学生来校的一次表演。他们演出的均是延安时期的一些优秀节目，如秧歌剧《小放牛》《王二小放牛》《夫妻识字》和歌曲《南泥湾》《信天游》《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作品与我过去在木偶、皮影戏中常看到的哪吒闹海、八仙过海等大不相同，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演员们淳美的歌喉，曼妙的舞姿，带有泥土气息的表演，常引来满堂喝彩。
箴言一校在教学方法上也有新招。如算术教师在破解难题时，总是先由他讲解原理，作些解题的启发，然后要学生举手作答。当时，有个叫张润春的男同学，人很机灵，是我们班的数学尖子。每次老师列出难题要学生回答时，他都是率先举手，自告奋勇，登台用粉笔演算，并作说明。老师称赞他是“鬼才”。
对学生的文化成绩，学校于期末公布一次大榜，以学期积分多少排列名次。这方法是否妥当，或有副作用，见仁见智。但从我个人来说，受了一次刺激，还是获益多多的。记得我们年级有同学一百二三十人，我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看这张大榜，看见自己排在第三十七名，虽有点失落感，但仍坦然。
接着，我又着重查看榜上前五名的名字，记得前三名是朱萼华、陈百千、卜才英，第四名已记不清了，第五名是张润春。
这几名年级高材生，自我从箴言一校与他们相别后，风流云散，各在一方，未有来往，但多年来，我总系念着他们。经反复打听，我得知朱萼华曾考入华中某大学，毕业后分在湖南省水电厅工作，是位高级研究员，曾率团去美国参观、访问;陈百千背着父亲有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经艰苦奋斗，在武汉某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名校益阳一中任教，是位资深的中学教师骨干;卜才英因土改时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她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后与当地一个乡干部结婚。不过最近听乡人说，卜才英、陈百千因过度操劳和乡间医疗条件欠佳，前些年先后病故了;张润春出身中农家庭，可能是家庭景况不好，未能升学，回乡后他在生产队当过会计、队长，虽工作称职，但终因儿女太多，家累甚重，只60来岁就病故了。
由此，我还联想到我在蜚英中学时同班的女同学邓菊莲，菊莲是位作文高手，她的习作每次都被老师作范文评讲，不知什么原因，在二年级时，她突然休学了，以后的事情不得而知。
想到这几位中、小学时的精英的不同命运，我感慨不已。古代有“飘茵落溷”的典故，其意谓人之富贵贫贱实出自偶然，而非命定，我不知道这解释是否适合我曾敬佩的这几位朋友，或有其他更合理的诠释。
离开行宫坛已是70年了，物换星移，虽然作为历史的陈迹来说，它已空无一物，但我却始终系念着它。往事历历，每当我记起它时，那黄墙碧瓦的屋舍，那红得似火的丹枫，那像天使一般活泼蹦跳的莘莘学子，那学舍里琅琅的读书声，总浮现在我脑海，就如同昨天一样。
（责任编辑：亚闻）
“行宫坛”这个古怪的名字，我年长后才略识其义：“行宫”是为古代帝王外出巡行所建宫殿，“坛”是供祭祀用的土石砌成的台。
在我稀薄的记忆里，“行宫”建在一座小山前，旁有小溪汩汩流淌，它占地仅几十亩，但建筑却颇为讲究，殿内有七八间大小不一的房子，中堂神龛上供奉几尊神像。“坛”建在宫右首一块宽敞的高坪上。在旧社会，“行宫”是益阳县瑶华乡政府的所在地，解放后被用来办学，“坛”作升国旗的台。
我入行宫坛箴言一校学习时，湖南刚和平解放，未几，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天翻地覆，给我们所在的穷山村带来了崭新气象，也滋生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据我所知，在旧中国，我们这上百户的道子坪村（旧时属一个“保”），除地主子弟外，是从未有人进过高等小学的，因此，“高小生”成为乡间十分羡慕向往的称号，就像老一辈人对清朝“相公”（秀才之俗称）的向往一样。
在行宫坛箴言一校，我只学习了半年，但它却是开启我智慧之窗的重要契机和经受人生历炼的开始。回忆半年的学生生活，感触颇多，记得我入学后，曾遇到几个难题：
一是行路难。当时，山村的孩子上学是从来没有大人陪送的，山村没有修公路，我们一天来回要走七八里，而且道路多泥泞，特别是路过一个大塅时，倘遇隆冬季节，路上结冰，最容易出事。有次我一人经过大塅，就被凛冽的寒风吹倒，摔入稻田，油纸伞吹得不知去处，书包被水浸得透湿，引得我大哭一场。
二是吃饭难。当时学校未开餐，无法搭伙。我家穷，多是早餐后略带点供中午充饥的干粮，到放晚学时，已是饥肠辘辘。幸好满姑住在学校附近一個破祠堂里，她常要儿子喊我去她家吃点中饭。但满姑赤贫，有时还外出乞讨，我不便常打扰她。
三是听课难。当时多是大班上课，一个大堂里，满满当当地坐上六七十个学生。我因个子高，常被安排在后排，而我患过耳疾，左耳有些重听，故听起课来颇为吃力。
虽遇“三难”，但学校的一些新鲜事却像磁石般吸引着我，渐渐地，我就不把困难当回事了。
入校后，我遇到的头一件事，是学校更名和领导换人。原“瑶华小学”更名“箴言一校”（这“一”字很重要，说明它在小学中是居首位的）或“箴言完小”，原校长谢亚成（据了解他原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被解除职务，校长由原语文教师张赛迁（后改名张志远，升任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职）担任。听人说，箴言一校于1949年5月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党员有七八个人，多是本校职工。令人惊异的是，谢亚成之子谢某与父同校，也是共产党员，这种“红”与“黑”的对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箴言一校是中共益阳县工委的一个重要据点，故常有身穿灰色军装、头戴五角星的人出入。记得有次我在校门口歇凉时，看到一个骑黑色大马、身材魁梧的大汉由一名勤务兵跟随，来校办事。旁边有位知情者对我们说，这是新任县长董早冬。听人说，他是南下干部，文化程度不高，批示文件多由秘书代劳，但他性格豪爽、办事果断。这是我出生以来见到的第一位“高官”。由此，我想起乡间一些人说的话：“共产党来了，黑脚杆子会真正掌印把子了。”
又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骑“眼镜车”（自行车之俗称）的中年妇女来校找张书记。这位中年妇女蓄短发，身着列宁装，脚穿草鞋，胸前插支钢笔，一副乡镇干部的模样。旁边有人称她“肖主任”，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在新社会“半边天”的妇女真的翻身了，但更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年，这位“肖主任”竟成了益阳县的县长，而且连任五届，历时十余年。
在箴言一校，我开始学习到一些新课程、新教材，如语文课，头一篇是《开国大典》，书中还有胡绳的短论《“想”和“做”》、何其芳的诗《生活是多么广阔》、叶圣陶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等，这些作品都被列为精读课文，它在我稚嫩的心中埋下了追求美好志趣和情操的种子。除语文外，学校还开设了“自然”“体育”“音乐”等课程。
“自然”对于我来说是一门崭新的课，由这门课，我第一次知道世界有五（七）大洲四大洋，有南极、北极，气温有温带、热带、寒带，还有为区分地球表面东西南北距离而设的经线、纬线等。这使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稀奇事。老师讲雷电一节时，我听得格外细心，因为乡间向有“雷公电母”的传闻，特别是把人遭雷击说成是对坏人最厉害的惩罚。而此时，恰遇我满姑的一位邻居某日下午上山砍柴时遭雷击。据满姑说，死者是一个50来岁的农民，忠厚、老实，从未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显然，他绝非恶贯满盈的坏人，却为何遭此惨死？我学了雷电知识后，略知电荷、正负电、电流等原理，知道“火花放电”等现象，由此而知，这位农民是遭遇强电流致死。从此，我再不相信“雷公电母”的胡话了。
学校的体育课，除练习体操外，大多是教学生打篮球，担任教学的何奇锋老师可真是名如其人。这位人高马大的老师，打球时多充任中锋，他左旋右转，动作灵活，奔跑似风驰电掣，令人称羡。由此，我成了一个“篮球迷”，而对原来喜爱踢的小橡皮球则不屑一顾了。
音乐课上课不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附近育才中学的学生来校的一次表演。他们演出的均是延安时期的一些优秀节目，如秧歌剧《小放牛》《王二小放牛》《夫妻识字》和歌曲《南泥湾》《信天游》《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作品与我过去在木偶、皮影戏中常看到的哪吒闹海、八仙过海等大不相同，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演员们淳美的歌喉，曼妙的舞姿，带有泥土气息的表演，常引来满堂喝彩。
箴言一校在教学方法上也有新招。如算术教师在破解难题时，总是先由他讲解原理，作些解题的启发，然后要学生举手作答。当时，有个叫张润春的男同学，人很机灵，是我们班的数学尖子。每次老师列出难题要学生回答时，他都是率先举手，自告奋勇，登台用粉笔演算，并作说明。老师称赞他是“鬼才”。
对学生的文化成绩，学校于期末公布一次大榜，以学期积分多少排列名次。这方法是否妥当，或有副作用，见仁见智。但从我个人来说，受了一次刺激，还是获益多多的。记得我们年级有同学一百二三十人，我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看这张大榜，看见自己排在第三十七名，虽有点失落感，但仍坦然。
接着，我又着重查看榜上前五名的名字，记得前三名是朱萼华、陈百千、卜才英，第四名已记不清了，第五名是张润春。
这几名年级高材生，自我从箴言一校与他们相别后，风流云散，各在一方，未有来往，但多年来，我总系念着他们。经反复打听，我得知朱萼华曾考入华中某大学，毕业后分在湖南省水电厅工作，是位高级研究员，曾率团去美国参观、访问;陈百千背着父亲有历史问题的沉重包袱，经艰苦奋斗，在武汉某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名校益阳一中任教，是位资深的中学教师骨干;卜才英因土改时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她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后与当地一个乡干部结婚。不过最近听乡人说，卜才英、陈百千因过度操劳和乡间医疗条件欠佳，前些年先后病故了;张润春出身中农家庭，可能是家庭景况不好，未能升学，回乡后他在生产队当过会计、队长，虽工作称职，但终因儿女太多，家累甚重，只60来岁就病故了。
由此，我还联想到我在蜚英中学时同班的女同学邓菊莲，菊莲是位作文高手，她的习作每次都被老师作范文评讲，不知什么原因，在二年级时，她突然休学了，以后的事情不得而知。
想到这几位中、小学时的精英的不同命运，我感慨不已。古代有“飘茵落溷”的典故，其意谓人之富贵贫贱实出自偶然，而非命定，我不知道这解释是否适合我曾敬佩的这几位朋友，或有其他更合理的诠释。
离开行宫坛已是70年了，物换星移，虽然作为历史的陈迹来说，它已空无一物，但我却始终系念着它。往事历历，每当我记起它时，那黄墙碧瓦的屋舍，那红得似火的丹枫，那像天使一般活泼蹦跳的莘莘学子，那学舍里琅琅的读书声，总浮现在我脑海，就如同昨天一样。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