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相关研究，截至2012年6月30日，中国互联网普及率39.9%，远低于美英日韩（均在70%以上），但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力度最强的，其所展现的舆论影响力，已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走向形成全面、深刻影响。尤其是借助网络等新媒体的信息发布与转发评论所积聚而成的舆情导向，甚至左右着人们对信息全貌的掌握和事件评论的客观。由此，进入思想多元时代的中国，引导舆情回归理性，以建设性思维表达对现实问题的认知与评议，已成为亟需关注的紧迫课题。
多元时代的舆情部分呈非理性态势
舆情是人们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原初表露，具有零散和非体系特点，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现下，各类舆情一方面具有传达社情民意、自由讨论意见等积极效应，另一方面呈现出以情绪发泄为取向的非理性现象，很多舆情的情绪化、偏激化，又显示出舆情生态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
首先，舆情悖逆式宣泄和破坏式宣泄的非理性倾向带来了破坏性效应。悖逆式宣泄是指由于对社会不满情绪导致的一些思维与表达方式的悖逆，是以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价值立场示人，对政府政策、官方言论、主流观点、社会精英、富裕人群统统持怀疑态度和排斥心理。而破坏式宣泄是指用带有暴力特征的方式来排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其典型表现是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言论，造成被攻击对象的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的损害。
其次，网络使用者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导致舆情容易被戏剧化乃至迷失化。由于信息发布者身份的隐匿加上信息来源的复杂多样，在戏剧化的张力下，舆情很可能被扭曲成一种眼球夸大效应。许多失真信息充斥网络，不仅影响公众的判断、扰乱社会的秩序，而且也折射出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的危机感。
最后，媒体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现象对社会舆论特别是主流舆论造成扭曲甚至绑架。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是美国当代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他认为，网络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终形成极端的观点”。群体极化现象存在于一切传播形式之中，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愈加保守、激进的愈加激进，在对主流舆论形成背离甚至破坏的同时，还有可能发展成人身攻击，甚至威胁到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
舆情呈非理性泛滥情势的根源分析
第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加速，民众的公民意识不断提升，政治参与的要求愈发强烈，现有的制度设计和规范要求却又无法满足各种表达诉求，是许多非理性言论出现的重要原因。必须看到，中国公众民意的表达渠道不够畅通，信息封锁现象突出，高度依赖网络发声。而网络的虚拟性使一些网民将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失衡、紧张、焦虑等情绪带入讨论中，肆意宣泄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同时，不容轻视的一点是，由于理性言论较难引起有关部门重视，非理性言论便成为表达自身诉求、抗议社会不公的重要手段，甚至有人直言谣言也是一种社会抗议。
第二，各种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的持续高涨，众多舆论的相对集中，是民生问题突出且亟需解决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压力亟待释放的明显信号。现实中，巨大的生存压力让人们越来越容易质疑一切。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谈不起恋爱、人际疏离、情感空白等这些生活常态问题困扰着人们；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遍及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安全危机更让人们焦躁不安。互联网偏低的进入门槛、迅捷的传播速度以及其匿名性、交互性、自由性等优势，成为许多人特别是草根人群尽情宣泄的“窗口”，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减压阀”功能。
第三，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呈现一边倒的现象，多和政府的公信力欠缺有关。《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不高，仅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则显示，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仍然不高。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已成为多数人的习惯，中国的老百姓已变成了“老不信”。
以建设性的态度引导舆情走向理性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就是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使自己摆脱不成熟状态。这恰是人类能够走到今天之文明状态的内在动因。当下，我国舆情非理性泛滥的解决之道应是个体理性提升和各方建设性引导并举。
首先，注重倡导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理性释放正能量，建设良好的舆情生态。面对把理性批判精神褪变成极端抨击、固化非理性思维的情形，需要通过倡导建设性的、理性的思维，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并提出改进意见和方案，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摆脱在应对非理性舆情上的尴尬，以坦荡胸怀和及时有效的机制回应舆情；既要将政府议程与民间议程有效统一起来，进行充分的社会对话，以中立无偏私、公开无遮掩的公正透明，重塑公信力，从源头上根除民众造谣、传谣、信谣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尤其是网民要培养理性精神，提高独立思考的评判能力，不被假新闻、假事件左右；要负责地发布信息和言论，负责地进行信息再传播。由此形成政府与民众正能量的良性互动。
其次，在注重引导舆情理性化表达的同时，还不能忽略其特有的“社会减压阀”作用。互联网作为现阶段中国“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合理、适度地保持这种多元性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能够保有活力。舆情系统需要与社会系统、传统媒体以及个人等外界信源不断发生联系和交流，通过信息流和意见流的持续输入与输出，在对社会公共事件及矛盾的交互式探讨和交流中，使意见得到沟通、问题得到解决。所以，舆情管理要坚持以疏导而不是封堵的方式，让舆情扮演好“排气阀”的角色。
再次，主流及传统媒体要改进自己的发声方式，有效处理好与新媒体的关系，善于以成熟的姿态应对舆情把关和理性引导。主流媒体要承担其应有责任，做好正面引导工作，不能因被质疑有“炒作之嫌”就失声退场；要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兼容互通、指导共进而不是排斥诋毁的关系。德国女社会学家内尔·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舆论是社会的皮肤，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还对整合社会起着重要作用，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因此，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发挥各种媒体的积极作用，在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之时，还要因势而动，对各类舆情进行引导和整合。
此外，注重发挥网络上“意见领袖”引导舆情走向的作用。将那些思想成熟、思辨能力强、看待问题客观公正的意见领袖的能动性调动并发挥起来，通过他们对网民的意见进行整合，梳理杂乱无章的信息，让主流、权威、可靠的声音占领公众意见市场，让那些名人博客、高素质网民的理性言论对网络舆论环境发挥净化作用。
最后，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促进舆情的规范性表达。特别是针对网络侵权、犯罪的相关法律应尽快建立，形成完整、系统、全面的网络媒体法规。网络不应是谎言的“卖场”，要明确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责任，建立网络舆论安全监管机构；要坚守起码的公序良德和法律底线，不给违法者提供机会；要构建规范、有序、安全、诚信的网络环境，真正畅通公民网络发声的渠道。
（作者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编/徐艳红 美编/石玉
多元时代的舆情部分呈非理性态势
舆情是人们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原初表露，具有零散和非体系特点，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现下，各类舆情一方面具有传达社情民意、自由讨论意见等积极效应，另一方面呈现出以情绪发泄为取向的非理性现象，很多舆情的情绪化、偏激化，又显示出舆情生态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
首先，舆情悖逆式宣泄和破坏式宣泄的非理性倾向带来了破坏性效应。悖逆式宣泄是指由于对社会不满情绪导致的一些思维与表达方式的悖逆，是以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价值立场示人，对政府政策、官方言论、主流观点、社会精英、富裕人群统统持怀疑态度和排斥心理。而破坏式宣泄是指用带有暴力特征的方式来排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其典型表现是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言论，造成被攻击对象的人身、名誉、财产等权益的损害。
其次，网络使用者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导致舆情容易被戏剧化乃至迷失化。由于信息发布者身份的隐匿加上信息来源的复杂多样，在戏剧化的张力下，舆情很可能被扭曲成一种眼球夸大效应。许多失真信息充斥网络，不仅影响公众的判断、扰乱社会的秩序，而且也折射出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的危机感。
最后，媒体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的“群体极化”现象对社会舆论特别是主流舆论造成扭曲甚至绑架。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是美国当代哲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他认为，网络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终形成极端的观点”。群体极化现象存在于一切传播形式之中，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愈加保守、激进的愈加激进，在对主流舆论形成背离甚至破坏的同时，还有可能发展成人身攻击，甚至威胁到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
舆情呈非理性泛滥情势的根源分析
第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加速，民众的公民意识不断提升，政治参与的要求愈发强烈，现有的制度设计和规范要求却又无法满足各种表达诉求，是许多非理性言论出现的重要原因。必须看到，中国公众民意的表达渠道不够畅通，信息封锁现象突出，高度依赖网络发声。而网络的虚拟性使一些网民将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失衡、紧张、焦虑等情绪带入讨论中，肆意宣泄对现实社会的种种不满。同时，不容轻视的一点是，由于理性言论较难引起有关部门重视，非理性言论便成为表达自身诉求、抗议社会不公的重要手段，甚至有人直言谣言也是一种社会抗议。
第二，各种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的持续高涨，众多舆论的相对集中，是民生问题突出且亟需解决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压力亟待释放的明显信号。现实中，巨大的生存压力让人们越来越容易质疑一切。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谈不起恋爱、人际疏离、情感空白等这些生活常态问题困扰着人们；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遍及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安全危机更让人们焦躁不安。互联网偏低的进入门槛、迅捷的传播速度以及其匿名性、交互性、自由性等优势，成为许多人特别是草根人群尽情宣泄的“窗口”，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减压阀”功能。
第三，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呈现一边倒的现象，多和政府的公信力欠缺有关。《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不高，仅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则显示，民众对政府机构、政法机关的信任度仍然不高。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已成为多数人的习惯，中国的老百姓已变成了“老不信”。
以建设性的态度引导舆情走向理性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就是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使自己摆脱不成熟状态。这恰是人类能够走到今天之文明状态的内在动因。当下，我国舆情非理性泛滥的解决之道应是个体理性提升和各方建设性引导并举。
首先，注重倡导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理性释放正能量，建设良好的舆情生态。面对把理性批判精神褪变成极端抨击、固化非理性思维的情形，需要通过倡导建设性的、理性的思维，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并提出改进意见和方案，进而推动社会进步。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摆脱在应对非理性舆情上的尴尬，以坦荡胸怀和及时有效的机制回应舆情；既要将政府议程与民间议程有效统一起来，进行充分的社会对话，以中立无偏私、公开无遮掩的公正透明，重塑公信力，从源头上根除民众造谣、传谣、信谣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尤其是网民要培养理性精神，提高独立思考的评判能力，不被假新闻、假事件左右；要负责地发布信息和言论，负责地进行信息再传播。由此形成政府与民众正能量的良性互动。
其次，在注重引导舆情理性化表达的同时，还不能忽略其特有的“社会减压阀”作用。互联网作为现阶段中国“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合理、适度地保持这种多元性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能够保有活力。舆情系统需要与社会系统、传统媒体以及个人等外界信源不断发生联系和交流，通过信息流和意见流的持续输入与输出，在对社会公共事件及矛盾的交互式探讨和交流中，使意见得到沟通、问题得到解决。所以，舆情管理要坚持以疏导而不是封堵的方式，让舆情扮演好“排气阀”的角色。
再次，主流及传统媒体要改进自己的发声方式，有效处理好与新媒体的关系，善于以成熟的姿态应对舆情把关和理性引导。主流媒体要承担其应有责任，做好正面引导工作，不能因被质疑有“炒作之嫌”就失声退场；要在主流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兼容互通、指导共进而不是排斥诋毁的关系。德国女社会学家内尔·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舆论是社会的皮肤，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还对整合社会起着重要作用，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因此，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发挥各种媒体的积极作用，在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之时，还要因势而动，对各类舆情进行引导和整合。
此外，注重发挥网络上“意见领袖”引导舆情走向的作用。将那些思想成熟、思辨能力强、看待问题客观公正的意见领袖的能动性调动并发挥起来，通过他们对网民的意见进行整合，梳理杂乱无章的信息，让主流、权威、可靠的声音占领公众意见市场，让那些名人博客、高素质网民的理性言论对网络舆论环境发挥净化作用。
最后，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促进舆情的规范性表达。特别是针对网络侵权、犯罪的相关法律应尽快建立，形成完整、系统、全面的网络媒体法规。网络不应是谎言的“卖场”，要明确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责任，建立网络舆论安全监管机构；要坚守起码的公序良德和法律底线，不给违法者提供机会；要构建规范、有序、安全、诚信的网络环境，真正畅通公民网络发声的渠道。
（作者为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编/徐艳红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