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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病无关
我在厦门拍了个精神病院的纪录片，4月在千里之外的昆明展映。放映后的交流时间，观众席站起来一位瘦弱的小女生：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跑进了这个放映厅，你知道吗，我就是从那医院出来的。
愣了一下。感觉就像江湖郎中到一个新地方摆摊，围过来一群人，里头一人对他大喝一声：你的膏药我用过！于是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他。我不安地看着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女生，听她讲述了自己与这所精神病医院的故事。
高考前的那段时间，她突然觉得自己可能有精神问题，于是独自来到这座离老家只有一小时车程的医院。在那里她得到了很好的开导和治疗，一个月后出院回家。经过一年复读，考上了云南的一所高校。她非常感谢那里的医生和护士。最后她对我说，你的片子让我觉得温暖。
还有一次，在香港艺术中心的放映厅里，一名来港学习的内地学生发表完一通感想之后扔给我一句话：我觉得您这片子拍得不够惨。
这种不像问题的问题让我怎么回答？这时观众席突然有两名学生举手站了起来，其中一个没拿话筒就说：我们俩都是厦门人，我家就在仙岳医院旁边，我就是在那附近长大的。
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到他们两人身上。这位男生接着说：很多人对精神病院有偏见，其实那里特别安静特别朴素。片子里医生护士那么有爱心，很了不起。
我对那位觉得拍得不够惨的同学说，刚才那位同学说了我想说的话。
对于七区病房，我从不吝啬“温暖”这样的词。
去年暑假我回去了一趟，提了一些病人难得吃到的零食，也带了两张DVD光盘，那儿的护士和病人都还没看过我给他们拍的纪录片。
刚进门就看到“新疆”抓着一把龙眼边走边吃，我叫一声：“新疆，还认识我吗？”他转过头惊讶地看着我，然后放下龙眼跑过来和我握手，有点拘谨。
办公室的护士很多都是新面孔，还好护士长还认得我，指着桌上的一堆龙眼说：“赶紧吃，今天刚摘的，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才知道院子里那棵巨大的老树，原来是龙眼树。走到院子里时，朱华强刚从架在树上的梯子上下来。病房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都少不了他，摘龙眼也不例外。他看到我，仍是一脸爽朗的笑。晓玲仍是从他的身后蹿出来，塞了一大把龙眼让我吃。
病人走的走来的来，倒是老树上的龙眼长势喜人，一串串压弯枝头，增添了不少新意。
看片子时，几名护士对一些镜头表达了不满。比如护士和病人打乒乓那段，按医院规定是不允许的。还有“新疆”、朱华强他们帮忙照顾正在抢救的病人，王立志打病人等等场景，尽管她们承认都是事实，却怕别人误会管理存在问题。
这是个相当脆弱的群体，不管病人还是护士，都在小心翼翼地规避着可能发生的伤害。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可能与他们和睦相处、谈笑风生。
院长接受采访时说，七区的护士是全院乃至全市“精神文明建设”中最为优秀的团队。这点我感同身受。七区的条件是全院最差的，但这儿的欢声笑语反而最多。她们会详细地记录所有病人每天的服药情况及身体状况。在世人眼里那么轻薄的生命，在这里却能得到真正的尊重。
我记得拍摄的最后一天，我去办公室和她们道别，看到一个护士在流眼泪。我很好奇，偷偷问别人。她们都含糊其词。后来才告诉我，她被调到了别的病区，但她对这里的病人有感情了，很不想走。
还有一位在这里工作了8年的护工阿姨，很多病人都是她看着长大的。她亲切地称一个满地拔草吃的小孩为“小不点”，感觉像在叫自己的孩子。
“新疆”仍在帮忙照看不能自理的病人，但也开始有自己的烦恼。用护工阿姨的话说，他处在“发情期”，经常会有异常举动。除此之外他仍然是大家眼里的开心果。护士长还记得当年刚进七区病房时的“新疆”，语言不通，孤僻暴躁。现在他已经能用普通话和大家顺畅沟通。护士长开玩笑：要是有人教他，外语都学会好几门了！
朱华强和晓玲仍是护士的好助手。刚摘完龙眼浑身是汗，到吃药的时间了，他们二话不说帮忙监督其他病人服药。
没有这些病人的帮忙，护士们也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肯定要累得多；这些病人不主动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也能吃好喝好，但或许得不到这种温饱之外的成就感。
后来我常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不安。或许护士长只是想把“七区病房”这个大家园守护得更加美好，而我在记录下他们生活的同时，也触痛了他们脆弱的神经。
但我坚信多数观众会善意地看待这部片子。对于其中的每个人物，自由可以是封闭小院，生存条件只限一日三餐及日常药物，但温暖与笑容，却一个都不能少。
每年夏天龙眼树都会结出丰硕的果实，那时还会是朱华强踩着梯子上去摘，晓玲会站在树下接应，也可能坐在一边已经吃上了。如果我再去，仍希望能看见“新疆”抓着一把龙眼边走边吃，被我叫住后，转过身来拘谨地和我握手。
我在厦门拍了个精神病院的纪录片，4月在千里之外的昆明展映。放映后的交流时间，观众席站起来一位瘦弱的小女生：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跑进了这个放映厅，你知道吗，我就是从那医院出来的。
愣了一下。感觉就像江湖郎中到一个新地方摆摊，围过来一群人，里头一人对他大喝一声：你的膏药我用过！于是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他。我不安地看着那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女生，听她讲述了自己与这所精神病医院的故事。
高考前的那段时间，她突然觉得自己可能有精神问题，于是独自来到这座离老家只有一小时车程的医院。在那里她得到了很好的开导和治疗，一个月后出院回家。经过一年复读，考上了云南的一所高校。她非常感谢那里的医生和护士。最后她对我说，你的片子让我觉得温暖。
还有一次，在香港艺术中心的放映厅里，一名来港学习的内地学生发表完一通感想之后扔给我一句话：我觉得您这片子拍得不够惨。
这种不像问题的问题让我怎么回答？这时观众席突然有两名学生举手站了起来，其中一个没拿话筒就说：我们俩都是厦门人，我家就在仙岳医院旁边，我就是在那附近长大的。
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到他们两人身上。这位男生接着说：很多人对精神病院有偏见，其实那里特别安静特别朴素。片子里医生护士那么有爱心，很了不起。
我对那位觉得拍得不够惨的同学说，刚才那位同学说了我想说的话。
对于七区病房，我从不吝啬“温暖”这样的词。
去年暑假我回去了一趟，提了一些病人难得吃到的零食，也带了两张DVD光盘，那儿的护士和病人都还没看过我给他们拍的纪录片。
刚进门就看到“新疆”抓着一把龙眼边走边吃，我叫一声：“新疆，还认识我吗？”他转过头惊讶地看着我，然后放下龙眼跑过来和我握手，有点拘谨。
办公室的护士很多都是新面孔，还好护士长还认得我，指着桌上的一堆龙眼说：“赶紧吃，今天刚摘的，你来得正是时候。”我才知道院子里那棵巨大的老树，原来是龙眼树。走到院子里时，朱华强刚从架在树上的梯子上下来。病房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都少不了他，摘龙眼也不例外。他看到我，仍是一脸爽朗的笑。晓玲仍是从他的身后蹿出来，塞了一大把龙眼让我吃。
病人走的走来的来，倒是老树上的龙眼长势喜人，一串串压弯枝头，增添了不少新意。
看片子时，几名护士对一些镜头表达了不满。比如护士和病人打乒乓那段，按医院规定是不允许的。还有“新疆”、朱华强他们帮忙照顾正在抢救的病人，王立志打病人等等场景，尽管她们承认都是事实，却怕别人误会管理存在问题。
这是个相当脆弱的群体，不管病人还是护士，都在小心翼翼地规避着可能发生的伤害。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可能与他们和睦相处、谈笑风生。
院长接受采访时说，七区的护士是全院乃至全市“精神文明建设”中最为优秀的团队。这点我感同身受。七区的条件是全院最差的，但这儿的欢声笑语反而最多。她们会详细地记录所有病人每天的服药情况及身体状况。在世人眼里那么轻薄的生命，在这里却能得到真正的尊重。
我记得拍摄的最后一天，我去办公室和她们道别，看到一个护士在流眼泪。我很好奇，偷偷问别人。她们都含糊其词。后来才告诉我，她被调到了别的病区，但她对这里的病人有感情了，很不想走。
还有一位在这里工作了8年的护工阿姨，很多病人都是她看着长大的。她亲切地称一个满地拔草吃的小孩为“小不点”，感觉像在叫自己的孩子。
“新疆”仍在帮忙照看不能自理的病人，但也开始有自己的烦恼。用护工阿姨的话说，他处在“发情期”，经常会有异常举动。除此之外他仍然是大家眼里的开心果。护士长还记得当年刚进七区病房时的“新疆”，语言不通，孤僻暴躁。现在他已经能用普通话和大家顺畅沟通。护士长开玩笑：要是有人教他，外语都学会好几门了！
朱华强和晓玲仍是护士的好助手。刚摘完龙眼浑身是汗，到吃药的时间了，他们二话不说帮忙监督其他病人服药。
没有这些病人的帮忙，护士们也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肯定要累得多；这些病人不主动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也能吃好喝好，但或许得不到这种温饱之外的成就感。
后来我常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不安。或许护士长只是想把“七区病房”这个大家园守护得更加美好，而我在记录下他们生活的同时，也触痛了他们脆弱的神经。
但我坚信多数观众会善意地看待这部片子。对于其中的每个人物，自由可以是封闭小院，生存条件只限一日三餐及日常药物，但温暖与笑容，却一个都不能少。
每年夏天龙眼树都会结出丰硕的果实，那时还会是朱华强踩着梯子上去摘，晓玲会站在树下接应，也可能坐在一边已经吃上了。如果我再去，仍希望能看见“新疆”抓着一把龙眼边走边吃，被我叫住后，转过身来拘谨地和我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