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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王占黑搬进了上海市区的一个老社区里。方形的六层楼房像乐高积木一样按码排好，老人三五闲聊，猫狗流窜其间，怎么看都是上世纪的模样。江南阴雨潮湿，天气转好时，每户阳台外的长方形晾衣架上，会立刻多出四五根平行的竹竿，晾满被子毛巾、外套内衣、鞋子袜子，像是全家衣柜的展览，更像是对太阳的狂欢。
一个年轻人穿过晾满衣裳的弄堂
王占黑被自家前面的一户吸引了，五根竹竿已经排满，户主又斜伸出一根，大摇大摆地架在了贴隔壁的长方形衣架上面。她说，这是南方城市人的空间生存欲望，也是生命力。
住老社区是客观现实也是主观愿望。在上海，房租均价三千左右的老社区是多数职场新人的选择。而无论是从前在家乡，如今租房，还是未来买房，王占黑都希望能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小区里。
自2014年起，1991年出生的王占黑写了一系列江南城市老社区的故事，发表在各类文学期刊和媒体平台上，并于今年集结成册出版：《空响炮》和《街道英雄》。2017年“嘉润·复旦全球华语大学生文学奖”颁奖礼上，“贾平凹拿着奖牌找不到领奖人，想不到叫这个名字的人就是站在他身边的女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在《空响炮》的序中说，“稍微对比一下同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不常见到的能力——把眼光从自己和自己这一代身上移开，理解和致敬前辈。”她自己也是在这样的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里成长起来的，她写老社区人日常的生活，“看起来鸡毛蒜皮、东长西短，却总格外地关乎生老病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从弄堂搬进单元楼，逼仄的螺旋式空间变为敞亮的两室一厅。然而很快地，人们又匆忙搬出单元楼，去往更高的公寓，更大的户型。于是小区成了老小区，工人新村成了旧新村，留下来的人们构成了旧型社区在新世纪的钢筋水泥，也恰好代表着三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角色：失落的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
他们共生一处，以迟缓的脚步追赶城市疯狂的发展速度，吞吐着代际内部的消化不良，接受一轮一轮的改造，它看似沉睡的躯壳里不停歇地涌动着复杂的事件、关系和情绪，而这些无不是基于老子、儿子、房子、票子，基于遍地皆是的生老病死。
这个独立于“乡村”和“都市”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来自小城市平民阶层所创造的熟人社会，容量庞大，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
对于小区和小区的人来说，小官是第一个会碰到的人。
王占黑
小官是我们小区的看门人。我想不出更好的名字，看门的人就是一个小小的官位。小区在，他就在，小区不死，他就不死。高中时写英雄版的“街道英雄”时，总觉得他们是很有力量的，民间的，野生的，野蛮的，有魄力的，或者像黑社会或者像大老板。
但过了几年发现，他们身上有一部分有巨大的个人心酸，或者时代悲痛。三年前第二次写小官的时候，我写他被人误解，他吃狗肉，他被年轻人打了，被人误会去嫖妓，这是反英雄的一面。
我长大了，而他们的衰老让我意识到，去看这个空间内群体生活的凋敝，远比追溯往日的荣光和真善更要紧。以前以为小官是街头混混，好像特别牛逼，其实街头混混在现代商业社会根本活不下去，他就是一个低保户，一个单身汉，没有話语权，没有存在感，没有退休金，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家庭和后代。
小区里挺多人都是一下子老了。比如说有人家里有人生病了，他要照顾，还有一些家里第三代出生，她要去带小孩，隔一阵回来之后会发现他们老得好厉害，这种现象特别常见。许久再见到有些人时，你就会很惊讶，哇他怎么老得那么快，精神状态和外貌都很显老。小官在外貌上也衰老了很多。
小区里的人可能会口气很大地说话，当时认识不到，但当你读了书，在另一个地方生活过之后，再回头，会发现其实是一种假象。你会更明白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现在的处境。
其实也不能说是反英雄。我的新书名叫《街道英雄》，是觉得他们虽然很平凡，但他们也有很光辉的地方。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底层写作，一种暴露或说揭露，我想要开朗地展现一个空间的样子。这种展现会有他们落寞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活泼泼的状态。我想让更多人关注这里，让人们发现它有生机勃勃的一面。
很多主人公私事的展现方式，都是轻描淡写地道听途说。比如借相邻之口说，原来他有个女儿，原来谁谁谁和他不是原配。每个家庭都有秘密，这些秘密会流窜在楼和楼之间的公共区域，停车场，杂货铺，剃头店，这种流窜会让这些人和他们的秘密显得很有活力。
里弄里卖鸡的男人
这是一个社区空间中舆论运转的方式。小区里的人本身就活在其他人的言语中，消息是这样传播的，尊严也是这样获得或者是被取缔的。一个人好和坏，在一个社区中，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人的言语决定的。
小区里有一些闲人，他们退休了没事就坐在一起说话，这些言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社区新闻，有小道消息和政策大消息。有的是大家都看到的，就公然地在各个据点讨论，有的是半隐秘，比如一些丑事，就是一个传一个，最后传走样了。这些传播中带着群体的道德判断，但正是公共空间把道德评判多元化了，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人物便拥有了一个不确定的身份。 鲁迅笔下就有很多看客。不管在鲁镇还是在任何一个城市，不管在民国还是现在，看客永远存在。很多世俗的人，就是生活在看客的眼光和口水中，有的时候他是看客，有的时候他又是当事人。
新的城市住宅环境里，几乎算不上有舆论环境吧。新小区楼层很高，有很多新的设施，但是人和人的距离是很远的，彼此间不会乱讲话，熟人空间在那里是被打断、被阻隔的。老社区里的舆论什么都有，小孩升学，谁家小孩结婚、生小孩，讲到中年人的离婚，又讲到中年人的生病，也可以讲到老年人的养老。
公共空间是活泼的，大家敢遛狗吵架什么都敢，也很有戏剧性。小区里吵架非常有看头。吵架吵到最后，大家的词汇会非常匮乏，就是那种脏话骂来骂去，但在匮乏词语的重复中，战火就燃起来了。如果他一直重复某一个词，也会因为语气的变化，让你觉得没有在重复，甚至在递进;如果他没有重复，你会发现他能把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拿来骂你，无穷的想象力。吵架有一个自我展示的心态，他大声不是为了羞辱你，是为了让别人听见，来评理。
小区吵架是舆论见光的制高点，所有人都可能在现场指指点点，看客看热闹的心态发挥到了极致，是整个小区的高潮。可能在平静的生活中，大家希望出现吵架这样热闹的事情，它可能就像开一个文艺联欢晚会一样，有看头人就多。周围的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干啥的都有，抱小孩的，吃瓜子的，他们不在乎吵的是什么内容，只是觉得生活当中忽然有一个火焰喷发了，不看就错过了。
“有一种说法叫老来变……种种老来忽而换了性情，乃至于做出些叫人难以置信的怪事情来的，就算是人们所怨声载道的老来变了——因为这一切总是难以解释。阿明老太太这些年的变法，小区里的人都看在眼里……阿明老太太每天在垃圾桶里投入的时间比捉垃圾的人还要多。”（《阿明的故事》）老年人是非常有趣的群体，一则是他们有更多的人生经历，是更丰厚的生命个体，不像我这种二十几岁的人，只会读书、工作，比较单薄，当然也和他们经历的时代有关系。另一方面因为老年人同小孩似的，本身具有相当大的创造性和可能性。很多老人都在变，比如老了之后开始反驳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比如丧偶的到老了突然要找个老婆，或者突然变得很迷信，又或者像阿明那样过得好好的就开始捡垃圾，你也说不出她为什么捡垃圾，可能就是老年人突然变了。
老王生病了之后特别喜欢狗，可能因为每天只能在小区里面活动，他就会和狗玩得很好，甚至比以前跟人玩得要多，他生病之后就会很像小孩子，思路很简单。他和狗很熟，跟狗说人话。他说狗很聪明，和人一样聪明，他们什么都知道只是没有嘴巴说出来。还会和我一起绞尽脑汁给小区里那么多狗起名字，所以我写了《狗司令》。
老年人和小孩之间也有一些对照，有人死了，也会有人出生。老年人带孩子，是老人和新生命之间的碰撞。
我从小就吃百家零食。小区里的大人很喜欢小孩，看到小孩就很食甜（方言，指用甜食招待，以示圆满甜蜜），很宠。小区里面的喜糖很多，一结婚一生小孩，就发喜糖，一个人吃不完。老人喜糖收得多了就拿出来分给小孩，但这也可能是孤寂的表现，他希望有人对他们笑围着他们转，就拿一些糖来吸引小孩子。
小区也会变，跟随整个城市往好的方面变。比如老社区的改造，停车场要扩大，排水系统要弄好，绿化要搞起来，也包括一些新政策的推进，比如狗屎要捡掉，煤球炉不可以生。其实老社区是在随着城市的前进而前进的，只是它前进得有点慢，会被认为被时代抛在了后面，但老社区不是死的，它只是像住在里面的老年人一样，反应比较迟钝。
有钱了可以不缓慢地前进，可以甩掉这个不方便的环境，他们就直接搬出去了。但旧小区里的人，多数都把钱攒下来给子辈孙辈了，他们没钱。有搬出去的老邻居再回来看，他们会说，啊，我们以前住这样的地方啊。因为他们已经搬到高层里面，三室两厅，已经不用那种江浙沪特有的晾衣服方式了。
但小区会搬进新的外地人，也有年轻人来租房子。当外地人在小区里住了一段时间，成了熟面孔，就会被邻居信任，比如我故事里的送奶工光明，扫地的老棉袄。本地的平民常常会以自己是本地人自居，看不起外地人，但如果这个外地人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彼此就会相处得很好。但当本地人发现外地人吃苦耐劳，赚钱比他们多了，他们也会暗暗较劲，这种东西在上海很容易体会到。
重要的是，一旦外地人在小区中稳定下来，就会有相互沟通、帮忙的一面。外地人在陌生的城市打工很不易，这样温情会使外地和本地居民成为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老的社区空间也就会成为庇护所，出现相互接纳的可能。但是当外地人跑到小区外面的城市空间，可能就不是这样，依然有壁障和歧视。
男保女超是我很多故事中的基础词汇。这是一个大背景，也是既成的事实。住在老社区的下岗工人兜兜转转，上山下海，最后不约而同地落脚在这两处：传达室和超市。
老王和他的下岗同僚们，振作的，不振作的，有野心的，好吃懒做的，兜兜转转，大部分人最后都去看大门了。谁人在哪里，谁人又在哪里，全城地图可以画起来了。他们怀念自己在工厂的集体生活，或许因为这些工人大部分是下岗之后没能再振作起来的，赚了钱的早就搬走了。他们只能停留在过去很光荣的集体身份里，这个身份存在于他们最骄傲、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
老王和铁皮屋叔叔，是邻居、工友，下岗后又都做了保安。
老王和他的相处方式是相互挖苦，从不说对方一句好话。又欢喜相互吹牛，屁点大的事情也能说上天。当个小队长就说成是大官，吃个贵一点的瓜则算御膳，小孩明明认真学习，非要说成轻轻松松考了第一名。以前我以为这是阿Q，后来我朋友跟我说不是，巴赫金在谈拉伯雷时专门讨论过吹牛的问题，它是一种劳动人民在精神上解放自我的手段，是个体自主性和意志力强大的表现。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这不是一种自欺欺人，而是大声讲出来，是集体宣誓和确认的姿态，很硬汉的。
实际上，老王和铁皮屋是最要好的朋友。至少在事实层面上，铁皮屋给过老王的关心和鼓励，比亲戚更多更重。老同事当对班，碰面就相互谩骂。每一次大手术，铁皮屋都在外面全程陪着，等到老王醒转来，则又开始挖苦和教训老王。老王是不会生气的，能开口了就嚷着要出去吃茶。养足精力，便开始回骂。现在想想，铁皮屋白天陪着，晚上还要硬撑着去值班。只是當时我一心挂着老王，并没考虑过铁皮屋的身体。（《香烟的故事》）
王占黑被自家前面的一户吸引了，五根竹竿已经排满，户主又斜伸出一根，大摇大摆地架在了贴隔壁的长方形衣架上面。她说，这是南方城市人的空间生存欲望，也是生命力。
住老社区是客观现实也是主观愿望。在上海，房租均价三千左右的老社区是多数职场新人的选择。而无论是从前在家乡，如今租房，还是未来买房，王占黑都希望能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小区里。
自2014年起，1991年出生的王占黑写了一系列江南城市老社区的故事，发表在各类文学期刊和媒体平台上，并于今年集结成册出版：《空响炮》和《街道英雄》。2017年“嘉润·复旦全球华语大学生文学奖”颁奖礼上，“贾平凹拿着奖牌找不到领奖人，想不到叫这个名字的人就是站在他身边的女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在《空响炮》的序中说，“稍微对比一下同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不常见到的能力——把眼光从自己和自己这一代身上移开，理解和致敬前辈。”她自己也是在这样的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里成长起来的，她写老社区人日常的生活，“看起来鸡毛蒜皮、东长西短，却总格外地关乎生老病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从弄堂搬进单元楼，逼仄的螺旋式空间变为敞亮的两室一厅。然而很快地，人们又匆忙搬出单元楼，去往更高的公寓，更大的户型。于是小区成了老小区，工人新村成了旧新村，留下来的人们构成了旧型社区在新世纪的钢筋水泥，也恰好代表着三种不容忽视的社会角色：失落的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
他们共生一处，以迟缓的脚步追赶城市疯狂的发展速度，吞吐着代际内部的消化不良，接受一轮一轮的改造，它看似沉睡的躯壳里不停歇地涌动着复杂的事件、关系和情绪，而这些无不是基于老子、儿子、房子、票子，基于遍地皆是的生老病死。
这个独立于“乡村”和“都市”之外的半新不旧的空间，来自小城市平民阶层所创造的熟人社会，容量庞大，存在感却不相符地异常低下。
英雄
对于小区和小区的人来说，小官是第一个会碰到的人。
小官是我们小区的看门人。我想不出更好的名字，看门的人就是一个小小的官位。小区在，他就在，小区不死，他就不死。高中时写英雄版的“街道英雄”时，总觉得他们是很有力量的，民间的，野生的，野蛮的，有魄力的，或者像黑社会或者像大老板。
但过了几年发现，他们身上有一部分有巨大的个人心酸，或者时代悲痛。三年前第二次写小官的时候，我写他被人误解，他吃狗肉，他被年轻人打了，被人误会去嫖妓，这是反英雄的一面。
我长大了，而他们的衰老让我意识到，去看这个空间内群体生活的凋敝，远比追溯往日的荣光和真善更要紧。以前以为小官是街头混混，好像特别牛逼，其实街头混混在现代商业社会根本活不下去，他就是一个低保户，一个单身汉，没有話语权，没有存在感，没有退休金，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家庭和后代。
小区里挺多人都是一下子老了。比如说有人家里有人生病了，他要照顾，还有一些家里第三代出生，她要去带小孩，隔一阵回来之后会发现他们老得好厉害，这种现象特别常见。许久再见到有些人时，你就会很惊讶，哇他怎么老得那么快，精神状态和外貌都很显老。小官在外貌上也衰老了很多。
小区里的人可能会口气很大地说话，当时认识不到，但当你读了书，在另一个地方生活过之后，再回头，会发现其实是一种假象。你会更明白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现在的处境。
其实也不能说是反英雄。我的新书名叫《街道英雄》，是觉得他们虽然很平凡，但他们也有很光辉的地方。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底层写作，一种暴露或说揭露，我想要开朗地展现一个空间的样子。这种展现会有他们落寞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活泼泼的状态。我想让更多人关注这里，让人们发现它有生机勃勃的一面。
言语
很多主人公私事的展现方式，都是轻描淡写地道听途说。比如借相邻之口说，原来他有个女儿，原来谁谁谁和他不是原配。每个家庭都有秘密，这些秘密会流窜在楼和楼之间的公共区域，停车场，杂货铺，剃头店，这种流窜会让这些人和他们的秘密显得很有活力。
这是一个社区空间中舆论运转的方式。小区里的人本身就活在其他人的言语中，消息是这样传播的，尊严也是这样获得或者是被取缔的。一个人好和坏，在一个社区中，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人的言语决定的。
小区里有一些闲人，他们退休了没事就坐在一起说话，这些言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社区新闻，有小道消息和政策大消息。有的是大家都看到的，就公然地在各个据点讨论，有的是半隐秘，比如一些丑事，就是一个传一个，最后传走样了。这些传播中带着群体的道德判断，但正是公共空间把道德评判多元化了，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人物便拥有了一个不确定的身份。 鲁迅笔下就有很多看客。不管在鲁镇还是在任何一个城市，不管在民国还是现在，看客永远存在。很多世俗的人，就是生活在看客的眼光和口水中，有的时候他是看客，有的时候他又是当事人。
新的城市住宅环境里，几乎算不上有舆论环境吧。新小区楼层很高，有很多新的设施，但是人和人的距离是很远的，彼此间不会乱讲话，熟人空间在那里是被打断、被阻隔的。老社区里的舆论什么都有，小孩升学，谁家小孩结婚、生小孩，讲到中年人的离婚，又讲到中年人的生病，也可以讲到老年人的养老。
公共空间是活泼的，大家敢遛狗吵架什么都敢，也很有戏剧性。小区里吵架非常有看头。吵架吵到最后，大家的词汇会非常匮乏，就是那种脏话骂来骂去，但在匮乏词语的重复中，战火就燃起来了。如果他一直重复某一个词，也会因为语气的变化，让你觉得没有在重复，甚至在递进;如果他没有重复，你会发现他能把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拿来骂你，无穷的想象力。吵架有一个自我展示的心态，他大声不是为了羞辱你，是为了让别人听见，来评理。
小区吵架是舆论见光的制高点，所有人都可能在现场指指点点，看客看热闹的心态发挥到了极致，是整个小区的高潮。可能在平静的生活中，大家希望出现吵架这样热闹的事情，它可能就像开一个文艺联欢晚会一样，有看头人就多。周围的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干啥的都有，抱小孩的，吃瓜子的，他们不在乎吵的是什么内容，只是觉得生活当中忽然有一个火焰喷发了，不看就错过了。
变
“有一种说法叫老来变……种种老来忽而换了性情，乃至于做出些叫人难以置信的怪事情来的，就算是人们所怨声载道的老来变了——因为这一切总是难以解释。阿明老太太这些年的变法，小区里的人都看在眼里……阿明老太太每天在垃圾桶里投入的时间比捉垃圾的人还要多。”（《阿明的故事》）老年人是非常有趣的群体，一则是他们有更多的人生经历，是更丰厚的生命个体，不像我这种二十几岁的人，只会读书、工作，比较单薄，当然也和他们经历的时代有关系。另一方面因为老年人同小孩似的，本身具有相当大的创造性和可能性。很多老人都在变，比如老了之后开始反驳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比如丧偶的到老了突然要找个老婆，或者突然变得很迷信，又或者像阿明那样过得好好的就开始捡垃圾，你也说不出她为什么捡垃圾，可能就是老年人突然变了。
老王生病了之后特别喜欢狗，可能因为每天只能在小区里面活动，他就会和狗玩得很好，甚至比以前跟人玩得要多，他生病之后就会很像小孩子，思路很简单。他和狗很熟，跟狗说人话。他说狗很聪明，和人一样聪明，他们什么都知道只是没有嘴巴说出来。还会和我一起绞尽脑汁给小区里那么多狗起名字，所以我写了《狗司令》。
老年人和小孩之间也有一些对照，有人死了，也会有人出生。老年人带孩子，是老人和新生命之间的碰撞。
我从小就吃百家零食。小区里的大人很喜欢小孩，看到小孩就很食甜（方言，指用甜食招待，以示圆满甜蜜），很宠。小区里面的喜糖很多，一结婚一生小孩，就发喜糖，一个人吃不完。老人喜糖收得多了就拿出来分给小孩，但这也可能是孤寂的表现，他希望有人对他们笑围着他们转，就拿一些糖来吸引小孩子。
小区也会变，跟随整个城市往好的方面变。比如老社区的改造，停车场要扩大，排水系统要弄好，绿化要搞起来，也包括一些新政策的推进，比如狗屎要捡掉，煤球炉不可以生。其实老社区是在随着城市的前进而前进的，只是它前进得有点慢，会被认为被时代抛在了后面，但老社区不是死的，它只是像住在里面的老年人一样，反应比较迟钝。
有钱了可以不缓慢地前进，可以甩掉这个不方便的环境，他们就直接搬出去了。但旧小区里的人，多数都把钱攒下来给子辈孙辈了，他们没钱。有搬出去的老邻居再回来看，他们会说，啊，我们以前住这样的地方啊。因为他们已经搬到高层里面，三室两厅，已经不用那种江浙沪特有的晾衣服方式了。
但小区会搬进新的外地人，也有年轻人来租房子。当外地人在小区里住了一段时间，成了熟面孔，就会被邻居信任，比如我故事里的送奶工光明，扫地的老棉袄。本地的平民常常会以自己是本地人自居，看不起外地人，但如果这个外地人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彼此就会相处得很好。但当本地人发现外地人吃苦耐劳，赚钱比他们多了，他们也会暗暗较劲，这种东西在上海很容易体会到。
重要的是，一旦外地人在小区中稳定下来，就会有相互沟通、帮忙的一面。外地人在陌生的城市打工很不易，这样温情会使外地和本地居民成为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老的社区空间也就会成为庇护所，出现相互接纳的可能。但是当外地人跑到小区外面的城市空间，可能就不是这样，依然有壁障和歧视。
男保女超
男保女超是我很多故事中的基础词汇。这是一个大背景，也是既成的事实。住在老社区的下岗工人兜兜转转，上山下海，最后不约而同地落脚在这两处：传达室和超市。
老王和他的下岗同僚们，振作的，不振作的，有野心的，好吃懒做的，兜兜转转，大部分人最后都去看大门了。谁人在哪里，谁人又在哪里，全城地图可以画起来了。他们怀念自己在工厂的集体生活，或许因为这些工人大部分是下岗之后没能再振作起来的，赚了钱的早就搬走了。他们只能停留在过去很光荣的集体身份里，这个身份存在于他们最骄傲、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
老王和铁皮屋叔叔，是邻居、工友，下岗后又都做了保安。
老王和他的相处方式是相互挖苦，从不说对方一句好话。又欢喜相互吹牛，屁点大的事情也能说上天。当个小队长就说成是大官，吃个贵一点的瓜则算御膳，小孩明明认真学习，非要说成轻轻松松考了第一名。以前我以为这是阿Q，后来我朋友跟我说不是，巴赫金在谈拉伯雷时专门讨论过吹牛的问题，它是一种劳动人民在精神上解放自我的手段，是个体自主性和意志力强大的表现。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这不是一种自欺欺人，而是大声讲出来，是集体宣誓和确认的姿态，很硬汉的。
实际上，老王和铁皮屋是最要好的朋友。至少在事实层面上，铁皮屋给过老王的关心和鼓励，比亲戚更多更重。老同事当对班，碰面就相互谩骂。每一次大手术，铁皮屋都在外面全程陪着，等到老王醒转来，则又开始挖苦和教训老王。老王是不会生气的，能开口了就嚷着要出去吃茶。养足精力，便开始回骂。现在想想，铁皮屋白天陪着，晚上还要硬撑着去值班。只是當时我一心挂着老王，并没考虑过铁皮屋的身体。（《香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