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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河北滹沱河畔，我的父亲17岁的时候背井离乡到北京大栅栏一家草帽店学做生意。因为他念过4年的私塾，有些古文和古诗词的底子，又能写一手好毛笔字，所以得到老板的器重，不久让他当了账房先生。后来父亲攒了一些钱到天津发展，买了房成了家。先是做布匹生意，后来开了一个织布工厂。开始的时候工厂生产出来的布匹销路极好，天津有名的大布庄，像华竹、益大生、“祥”字号的瑞蚨祥、谦祥益等都从父亲开的工厂进货。
我家住的是一座有百余年历史的三进三出的大杂院，房屋建造磨砖对缝、高屋建瓴，主人是天津著名的“八大家”之一的黄家，在塘沽有盐场、开盐店，天津人称之为“盐店黄”。父亲购买了这座“黄家大院”中院的三间东房，另外还租赁了里院三间西房。
我的父亲和母亲待人诚恳热情。我的老家是穷乡僻壤，多是盐碱地，天灾不断，乡下闹灾没有收成或来天津办事、探亲、找工作的乡邻长期在我家住宿，甚至还有夫妇俩一起来的。听母亲说来我家“住闲的”最多时达9人，有的一住就是半年。服侍这些人单靠母亲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那时我家雇着一个女佣人帮母亲干活，我老见到她围着一条大围裙站在一个又高又大的炉子跟前不停地忙活，不是蒸干的就是熬菜……
日本投降以后，人心思治，国民党在内战中因为得不到人民支持，兵败如山倒，随着军事上的接连失利，经济上也面临着全面崩溃。1948年8月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公布“金圆券发行法”，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违者没收；实行物价冻结，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管制。但因国统区日益缩小，粮产区逐渐丧失，造成各大城市物资严重短缺，导致物价飞涨，社会恐慌，银行挤兑，民不聊生。于是奸商趁火打劫，囤积居奇。社会上偷盗猖獗，坑蒙拐骗的事犹如家常便饭。在这个大背景下，父亲的生意一落千丈，我家的日子江河日下，社会上的乱象也波及我家。由于生活陷于困顿，母亲不得不变卖一些值钱的东西来维持日益艰难的生计，同时也不得不削减了生活开支：退掉租赁的后院西屋，辞掉了跟我们多年的女佣人。
那时有和我们较远的本家三个兄弟住在我家，辈分很低，虽然都比我们兄弟姐妹大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却管我们叫姑姑、叔叔。他们当中的老三一直在我家闲住，有一天他突然不辞而别，父亲发现货架上少了三匹布。有位邻居对母亲说，“看见你家有人扛着布出去，以为让他去送货，就没理会。”母亲伤心地说，“吃着我喝着我，还不够，还要偷！”其实想找到让他退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偷了布回老家了，让谁抓也能把他抓到，但父亲母亲担心此事声张出去让他无颜面对家乡父老，只好算了，父母的心肠实在太好了。
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在天津市区巷战
他的二哥给父亲帮忙，父亲给他准备了一些汗衫等针织品让他到马路摆个地摊赚个零花钱。有天来了个买主，见他是个乡下人，就说都买了，给了他几捆钱，最后剩了点零头，说：“钱不够了，我家离这不远，你跟着我去家里拿吧。”走到半道上这个人遇到个熟人，这人就向那人借了一些钱交给老二，老二觉得刚才那些钱都数过了，就没再看，回到家里交给了父亲，父亲也没仔细看就把钱扔进了保险柜里。过了些日子，父亲打开保险柜把钱拿出来到银行去存，不料银行职员一看每捆钱只有表面一张是真钱，其他的都是白纸，于是叫来警察把父亲带到了警察局，把他当成了诈骗犯扣押起来。不过这件事也好弄清楚——诈骗犯哪有这样干的啊！当时有个在警察局上班的叫刘福谦的乡亲做担保，父亲很快就被放了回来，父亲也没找这个老实巴交上当受骗的老二包赔损失。
有一次，比我们大一辈的另一位本家来天津谋事投奔我家，我们叫他叔叔。他个子高高的，身体很健壮，穿着黄色土布抿裆裤子，白色粗布对襟掛子，头上箍着白毛巾，一副农村打扮。有天母亲拿出一个很大的包袱交给他说：“这都是新布头儿，有的挺大块儿，你背着它到街上摆个摊，赚了钱你做零花钱，去吧！”
他扛着包袱走了，到了晚上他原样把包扛了回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如此，没卖一块布。有个邻居对母亲说：“看见你家这位老乡，扛着个包袱在一条胡同里转来转去，不知他干什么。”原来他怕见人，也怕说话，就这么找没人的地方转悠一天回家吃饭。母亲教他说：“找人多的热闹地方，把包袱铺在地上，让路人看见这些布，好买你的布呀！”晚上他回来了，没扛回那个大包袱，手拿着一个长方形的白色硬纸盒，进门对着母亲说：“嫂子，有人用这棵人参换了那包袱布，你看！”我和母亲凑过来一起看这棵“人参”，还有细细的虚根嵌在白纸盒上。父亲接过来一看，原来是萝卜根儿！父亲这一气非同小可，抡起胳膊来把它扔到了地上，“这不是萝卜根吗？哪来的人参！” 我和母亲都有些心疼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这大概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母亲对叔叔说，“行了，吃饭吧！”父亲也只好作罢。
到1948年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天津，天津的守备司令陈长捷很顽固，死不投降，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已经不能去上学。每天炮声隆隆，晚上的照明弹在天空中往返穿梭，照得如同白昼，各家的玻璃窗上都贴上纸条以免玻璃破碎伤人。我们都不敢睡觉，怕被炮弹打中，又怕房子中弹而倒塌。母亲把我们兄弟姊妹6人分别掩藏在大立柜和八仙桌子、条案下面，在上面堆放了许多东西。
那时我们这个“黄家大院”有一部分国民党士兵住在前院的东屋，我有一次站在门口巴头探脑往里看，只见木架子上放着许多手榴弹，地上放着上了刺刀的枪。他们的左胳膊上都佩戴着一个袖章，上半截是红的，下半截是蓝的，而且每天换一次，今天红的朝上，明天蓝的朝上，我至今不知是什么意思。
天津临解放的时候这些大兵慌了神，乱了套，他们紧张地敲各家的门，要衣服，好换上便服逃跑，有几家给他们扔出了棉袄棉裤。我家也来了一个当兵的向母亲要棉袄，母亲在大立柜里翻了半天找出一件大哥的棉袄，他试了试，那年大哥虚岁才15岁，他哪穿得了啊，说了声“太小”，还给母亲就走了。没来得及逃跑的向解放军交枪投降，院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我们跑到院子里，后院当中堆着一大堆国民党大兵们脱下的军装，还有不少呢子大衣和枪支弹药，大家围着看，谁也不敢动。
我随着大人们跑到大门口去看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穿着厚厚的草绿色军服，头戴大皮帽。这时他们整好队，队伍浩浩荡荡向东開去。一个声音从队伍中传来：“大米白面吃上喽！毛主席万岁！”
我家住的是一座有百余年历史的三进三出的大杂院，房屋建造磨砖对缝、高屋建瓴，主人是天津著名的“八大家”之一的黄家，在塘沽有盐场、开盐店，天津人称之为“盐店黄”。父亲购买了这座“黄家大院”中院的三间东房，另外还租赁了里院三间西房。
我的父亲和母亲待人诚恳热情。我的老家是穷乡僻壤，多是盐碱地，天灾不断，乡下闹灾没有收成或来天津办事、探亲、找工作的乡邻长期在我家住宿，甚至还有夫妇俩一起来的。听母亲说来我家“住闲的”最多时达9人，有的一住就是半年。服侍这些人单靠母亲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那时我家雇着一个女佣人帮母亲干活，我老见到她围着一条大围裙站在一个又高又大的炉子跟前不停地忙活，不是蒸干的就是熬菜……
日本投降以后，人心思治，国民党在内战中因为得不到人民支持，兵败如山倒，随着军事上的接连失利，经济上也面临着全面崩溃。1948年8月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公布“金圆券发行法”，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违者没收；实行物价冻结，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管制。但因国统区日益缩小，粮产区逐渐丧失，造成各大城市物资严重短缺，导致物价飞涨，社会恐慌，银行挤兑，民不聊生。于是奸商趁火打劫，囤积居奇。社会上偷盗猖獗，坑蒙拐骗的事犹如家常便饭。在这个大背景下，父亲的生意一落千丈，我家的日子江河日下，社会上的乱象也波及我家。由于生活陷于困顿，母亲不得不变卖一些值钱的东西来维持日益艰难的生计，同时也不得不削减了生活开支：退掉租赁的后院西屋，辞掉了跟我们多年的女佣人。
那时有和我们较远的本家三个兄弟住在我家，辈分很低，虽然都比我们兄弟姐妹大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却管我们叫姑姑、叔叔。他们当中的老三一直在我家闲住，有一天他突然不辞而别，父亲发现货架上少了三匹布。有位邻居对母亲说，“看见你家有人扛着布出去，以为让他去送货，就没理会。”母亲伤心地说，“吃着我喝着我，还不够，还要偷！”其实想找到让他退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偷了布回老家了，让谁抓也能把他抓到，但父亲母亲担心此事声张出去让他无颜面对家乡父老，只好算了，父母的心肠实在太好了。
他的二哥给父亲帮忙，父亲给他准备了一些汗衫等针织品让他到马路摆个地摊赚个零花钱。有天来了个买主，见他是个乡下人，就说都买了，给了他几捆钱，最后剩了点零头，说：“钱不够了，我家离这不远，你跟着我去家里拿吧。”走到半道上这个人遇到个熟人，这人就向那人借了一些钱交给老二，老二觉得刚才那些钱都数过了，就没再看，回到家里交给了父亲，父亲也没仔细看就把钱扔进了保险柜里。过了些日子，父亲打开保险柜把钱拿出来到银行去存，不料银行职员一看每捆钱只有表面一张是真钱，其他的都是白纸，于是叫来警察把父亲带到了警察局，把他当成了诈骗犯扣押起来。不过这件事也好弄清楚——诈骗犯哪有这样干的啊！当时有个在警察局上班的叫刘福谦的乡亲做担保，父亲很快就被放了回来，父亲也没找这个老实巴交上当受骗的老二包赔损失。
有一次，比我们大一辈的另一位本家来天津谋事投奔我家，我们叫他叔叔。他个子高高的，身体很健壮，穿着黄色土布抿裆裤子，白色粗布对襟掛子，头上箍着白毛巾，一副农村打扮。有天母亲拿出一个很大的包袱交给他说：“这都是新布头儿，有的挺大块儿，你背着它到街上摆个摊，赚了钱你做零花钱，去吧！”
他扛着包袱走了，到了晚上他原样把包扛了回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如此，没卖一块布。有个邻居对母亲说：“看见你家这位老乡，扛着个包袱在一条胡同里转来转去，不知他干什么。”原来他怕见人，也怕说话，就这么找没人的地方转悠一天回家吃饭。母亲教他说：“找人多的热闹地方，把包袱铺在地上，让路人看见这些布，好买你的布呀！”晚上他回来了，没扛回那个大包袱，手拿着一个长方形的白色硬纸盒，进门对着母亲说：“嫂子，有人用这棵人参换了那包袱布，你看！”我和母亲凑过来一起看这棵“人参”，还有细细的虚根嵌在白纸盒上。父亲接过来一看，原来是萝卜根儿！父亲这一气非同小可，抡起胳膊来把它扔到了地上，“这不是萝卜根吗？哪来的人参！” 我和母亲都有些心疼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这大概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母亲对叔叔说，“行了，吃饭吧！”父亲也只好作罢。
到1948年年底，解放军包围了天津，天津的守备司令陈长捷很顽固，死不投降，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已经不能去上学。每天炮声隆隆，晚上的照明弹在天空中往返穿梭，照得如同白昼，各家的玻璃窗上都贴上纸条以免玻璃破碎伤人。我们都不敢睡觉，怕被炮弹打中，又怕房子中弹而倒塌。母亲把我们兄弟姊妹6人分别掩藏在大立柜和八仙桌子、条案下面，在上面堆放了许多东西。
那时我们这个“黄家大院”有一部分国民党士兵住在前院的东屋，我有一次站在门口巴头探脑往里看，只见木架子上放着许多手榴弹，地上放着上了刺刀的枪。他们的左胳膊上都佩戴着一个袖章，上半截是红的，下半截是蓝的，而且每天换一次，今天红的朝上，明天蓝的朝上，我至今不知是什么意思。
天津临解放的时候这些大兵慌了神，乱了套，他们紧张地敲各家的门，要衣服，好换上便服逃跑，有几家给他们扔出了棉袄棉裤。我家也来了一个当兵的向母亲要棉袄，母亲在大立柜里翻了半天找出一件大哥的棉袄，他试了试，那年大哥虚岁才15岁，他哪穿得了啊，说了声“太小”，还给母亲就走了。没来得及逃跑的向解放军交枪投降，院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我们跑到院子里，后院当中堆着一大堆国民党大兵们脱下的军装，还有不少呢子大衣和枪支弹药，大家围着看，谁也不敢动。
我随着大人们跑到大门口去看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穿着厚厚的草绿色军服，头戴大皮帽。这时他们整好队，队伍浩浩荡荡向东開去。一个声音从队伍中传来：“大米白面吃上喽！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