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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夏秋之交的上午，我正在农田里插水稻秧。
有人喊我的名字，抬眼望时，就见一个身着绿色制服、推着绿色自行车的人来到我家的田头，问明我的身份后，从绿色的邮包里拿出一封信：“你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到了，恭喜你啊！”我立刻飞奔到田埂边，双脚将泥水踹得四处飞溅。我被本地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录取了！
读师范之后，我就开始爱上了文学。学校有图书馆，我就去借了许多中外名著阅读，有时也到阅览室看当时的报纸杂志。看多了就有写作的冲动，写多了就有了投稿的冲动，然后就在焦急的期盼中等待着好运的降临。那时的通信条件不好，学校只有几部电话，学生几乎没有去打电话的机会和理由，所有的信息都依赖于邮递员带来的信件。学校门口有个传达室，我们的信件邮递员都放在那儿，再由各班固定的人员去取。当时，我投稿多，退稿也多，怕别人知道了耻笑，所以总在班级报刊员取信件之前跑到学校传达室，把自己的退稿信——很厚的信函，找出来拿走。如果是发表了作品的样刊，则故意拿在手里显摆，好引起别人的关注和敬佩。如果偶尔来了几元稿费，汇款单就在传达室的窗玻璃上贴着，我也故意不去拿，好多放几天讓更多的人知道。
毕业之后，分配到一所偏僻闭塞的乡村学校教书，地址也改到了乡下。虽然学校也订阅了不少报纸杂志，也有许多老师和学生的信函，但总是来得不大及时。学校当时还没通公路，都是泥巴路，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要跑很多点，一般两三天能来一次就算不错了。遇到农忙时节，或者是连续的雨雪天气，一周送一次也是能理解的，而且多是信函和汇款单之类的轻物件，报纸、杂志、小包裹等，要等到天晴了再集中打包送过来。我们要寄出信件，都是提前买好邮票、信封，弄好了让乡邮递员带走，或者利用休息日亲自跑一趟邮局。到90年代，乡村公路通到了学校和行政村，虽然是石子路，但下雨天自行车还是能骑的，骑着自行车的乡邮递员送报刊频率也高了些，一般工作日都能来。有段时间，学校代收发的老师嫌烦，不愿搞，报刊信函堆在门卫室没人管，我就主动将任务承担了下来，虽然学校不计算我的收发工作量，也不给任何报酬，完全是我个人义务奉献，但还是很乐意，因为我自己的信函多，也想第一时间看到更多的报刊。每天上午11点左右，听到乡邮递员那一串熟悉的自行车铃声，我都会主动迎出来，接收下报刊信函，给挂号件、包裹单、汇款单等一一对应签收，再分送相关的教师和学生。
刚开始，我对乡邮递员工作有些不理解，认为他们每天骑着车送报纸信函，并不是太复杂的事，但熟悉交流之后才知道，要做好还真是不容易。农村地广路远，往往送一封信、一份报要多走十几公里。不管是阴晴雨雪，还是大风烈日天气，天天都要跑；一个订户即使只订了一份报纸也要坚持按时送到。特别是有时遇到地址、姓名全写错了的信函，有些还是几十年前的地址、姓名的寻亲信等，他都不厌其烦地四处打听，寻找收件人，一封信往往要费很多周折，但看到失散多年的亲朋再次联系上，他也感到无比的欣慰。有时，我临时出门不在家，都是开半边窗户，让乡邮递员把报刊信函扔进室内，我回家时再整理，需要签字的第二天帮他补签字。有时他来迟了，又逢饭点，自然也都要留他在家吃饭的。处久了，大家成了好朋友。
我在乡村中学做了16年的教师，代收学校报刊差不多有10年，与我打交道的也一直是那位姓杨的邮递员。有次暑假里，听说他儿子玩水淹死了，我本以为他至少要休息好几天的，没想到他第三天一早就送报纸来了。他说：“大家都在盼着亲人的信息啊，不能在我这儿耽误了。”为此，我专门写了读者来信，在报纸上表扬了他。
2000年前后，是我写作的一个旺盛期，几乎每周都有短文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发表，样刊啊、稿费啊、领奖通知、笔会邀请等几乎天天有。有时将稿费单积累了一个月，再由邮递员小杨代取回来。小杨有时候便开玩笑说：“我都快成为你私人秘书了！”我离开乡村进城工作之后，杨师傅还留在乡村工作，我的信件在一两年内还是会寄到学校，一般他都会主动给我改了新的地址再转投来，我们至今仍保持着联系。
现在，行走在街头巷尾，偶然瞥见那一抹熟悉的邮政绿色，格外的亲切。
有人喊我的名字，抬眼望时，就见一个身着绿色制服、推着绿色自行车的人来到我家的田头，问明我的身份后，从绿色的邮包里拿出一封信：“你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到了，恭喜你啊！”我立刻飞奔到田埂边，双脚将泥水踹得四处飞溅。我被本地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录取了！
读师范之后，我就开始爱上了文学。学校有图书馆，我就去借了许多中外名著阅读，有时也到阅览室看当时的报纸杂志。看多了就有写作的冲动，写多了就有了投稿的冲动，然后就在焦急的期盼中等待着好运的降临。那时的通信条件不好，学校只有几部电话，学生几乎没有去打电话的机会和理由，所有的信息都依赖于邮递员带来的信件。学校门口有个传达室，我们的信件邮递员都放在那儿，再由各班固定的人员去取。当时，我投稿多，退稿也多，怕别人知道了耻笑，所以总在班级报刊员取信件之前跑到学校传达室，把自己的退稿信——很厚的信函，找出来拿走。如果是发表了作品的样刊，则故意拿在手里显摆，好引起别人的关注和敬佩。如果偶尔来了几元稿费，汇款单就在传达室的窗玻璃上贴着，我也故意不去拿，好多放几天讓更多的人知道。
毕业之后，分配到一所偏僻闭塞的乡村学校教书，地址也改到了乡下。虽然学校也订阅了不少报纸杂志，也有许多老师和学生的信函，但总是来得不大及时。学校当时还没通公路，都是泥巴路，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要跑很多点，一般两三天能来一次就算不错了。遇到农忙时节，或者是连续的雨雪天气，一周送一次也是能理解的，而且多是信函和汇款单之类的轻物件，报纸、杂志、小包裹等，要等到天晴了再集中打包送过来。我们要寄出信件，都是提前买好邮票、信封，弄好了让乡邮递员带走，或者利用休息日亲自跑一趟邮局。到90年代，乡村公路通到了学校和行政村，虽然是石子路，但下雨天自行车还是能骑的，骑着自行车的乡邮递员送报刊频率也高了些，一般工作日都能来。有段时间，学校代收发的老师嫌烦，不愿搞，报刊信函堆在门卫室没人管，我就主动将任务承担了下来，虽然学校不计算我的收发工作量，也不给任何报酬，完全是我个人义务奉献，但还是很乐意，因为我自己的信函多，也想第一时间看到更多的报刊。每天上午11点左右，听到乡邮递员那一串熟悉的自行车铃声，我都会主动迎出来，接收下报刊信函，给挂号件、包裹单、汇款单等一一对应签收，再分送相关的教师和学生。
刚开始，我对乡邮递员工作有些不理解，认为他们每天骑着车送报纸信函，并不是太复杂的事，但熟悉交流之后才知道，要做好还真是不容易。农村地广路远，往往送一封信、一份报要多走十几公里。不管是阴晴雨雪，还是大风烈日天气，天天都要跑；一个订户即使只订了一份报纸也要坚持按时送到。特别是有时遇到地址、姓名全写错了的信函，有些还是几十年前的地址、姓名的寻亲信等，他都不厌其烦地四处打听，寻找收件人，一封信往往要费很多周折，但看到失散多年的亲朋再次联系上，他也感到无比的欣慰。有时，我临时出门不在家，都是开半边窗户，让乡邮递员把报刊信函扔进室内，我回家时再整理，需要签字的第二天帮他补签字。有时他来迟了，又逢饭点，自然也都要留他在家吃饭的。处久了，大家成了好朋友。
我在乡村中学做了16年的教师，代收学校报刊差不多有10年，与我打交道的也一直是那位姓杨的邮递员。有次暑假里，听说他儿子玩水淹死了，我本以为他至少要休息好几天的，没想到他第三天一早就送报纸来了。他说：“大家都在盼着亲人的信息啊，不能在我这儿耽误了。”为此，我专门写了读者来信，在报纸上表扬了他。
2000年前后，是我写作的一个旺盛期，几乎每周都有短文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发表，样刊啊、稿费啊、领奖通知、笔会邀请等几乎天天有。有时将稿费单积累了一个月，再由邮递员小杨代取回来。小杨有时候便开玩笑说：“我都快成为你私人秘书了！”我离开乡村进城工作之后，杨师傅还留在乡村工作，我的信件在一两年内还是会寄到学校，一般他都会主动给我改了新的地址再转投来，我们至今仍保持着联系。
现在，行走在街头巷尾，偶然瞥见那一抹熟悉的邮政绿色，格外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