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才情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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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开国领导人群像里,1915年出生的胡耀邦算是“红小鬼”。14岁便参加革命的胡耀邦虽然只在湖南浏阳县初级中学读了一年,却终生保持了学而不厌、孜孜不倦的良好习惯,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一次,毛泽东在总政视察工作,当谈到我军干部自学成才时,兴奋地说:“舒同是党内的才子,是党内一支笔,他的东西一半是过去的,一半是自学的,而胡耀邦完全是自学的。”
  与妻子李昭唱和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明确指示东北野战军不休整,抓紧冬季作战,争取主力早日南下北宁线,“完全控制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昌黎、滦县地带”,以“应对蒋军撤退”。这就是设计辽沈战役“关门打狗”的最早蓝图。同时,毛泽东指示晋察冀野战军2月底3月初可打平绥,即察南绥东一线,4月或5月打冀东。确切地说,那次战役的全名是察南绥东战役。察南是察哈尔南部,即今天的张家口地区,绥东是指内蒙古的集宁地区、呼和浩特地区。此地是傅作义部队的兵粮要道,平张、平绥两条铁路必经地。总之一个意图就是把傅作义集团留于华北,配合东北野战军解放全东北。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赴前线作战的胡耀邦与在异地的爱人李昭相互牵挂,只能靠鸿雁传书。李昭参加革命前已是高中一年级的水平,并有相当的古文基础。1948年3月3日,她给胡耀邦写来词曲一阕:
  一去一来三百里,五日以为期,六日归来已是迟。但愿相烦喜鹊儿,先报那人知!
  胡耀邦當年33岁,李昭27岁。两人感情极好,相见离别都有约期。李昭一直挂念胡耀邦的安危,还多情劳驾喜鹊要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他。
  胡耀邦读后动情,即把自己部队的出征壮举告诉了爱妻:
  连去连追将千里,胜利必可期。三月虽归竟大迟,但愿娓娓燕,及时伴春飞。
  李昭对“一去一来三百里”都在计算,忽听“连去连追将千里”是否把她吓着了?三天以后,胡耀邦又补写了一首七律,重申“胜利必可期”的信念。他在写诗的第二天即出征北上了。
  一纸命令往北征,十万熊罴似潮涌。
  兴师已定云霄志,雪恨那堪儿女声。
  寄语虽嫌情意短,跨鞍顿觉马蹄轻。
  叮咛及时读新报,频频捷语亦销魂。
  这首七律写于1948年3月6日。胡耀邦要去察南作战,写给爱人的临别赠言,且是即兴赋诗,当时没有题目。1951年1月,胡耀邦回忆起这首七律,在一张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公用笺上写下来,因为时隔三年,追记的诗句与原文有一定出入,把原诗的写作日期也记错了,写成“时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但与原诗抒发的情怀、对爱人的叮嘱及遣词用句基本相同。这次追忆,他给原诗拟定了题目,即《察南战役讨伐傅匪出征前寄李昭》。
  离职后作诗
  胡耀邦在1987年1月后不再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离职后的他翻阅了自己10年中的全部文章和讲话等,通读了马列全集和《资治通鉴》,并对旧诗发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向儿子胡德平讲自己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不懂外语,二是不会中国古诗词的平仄格律。于是,他选择了古诗文的习作。
  赠贺晋年、林萍诗
  贺晋年曾任装甲兵副司令员,晚年以习画为乐。胡耀邦为其夫妇赋七绝一首:
  伏枥年华黯却缨,拼将铁骨赋丹青。
  丹青洒处生梅竹,赚得清香满玉庭。
  1988年8月7日,曾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的林萍,前往烟台看望正在当地休养的胡耀邦。胡耀邦向其赠诗一首:
  历下名士原无分,梁山好汉又同宗。
  年华意气输肝胆,美味佳肴数大葱。
  内战难逃鬼蛇罪,苹梢能辨东西风。
  此身只合蓬莱老,青松明月照苍穹。
  末尾署名:“胡耀邦戊辰立秋后”。
  赠萧克、陈维仁、于光远诗词
  1988年8月,胡耀邦致萧克诗一首:
  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
  署名后的日期是“八月十四日”。
  萧克所著《浴血罗霄》一书,于当年8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萧克将书赠给胡耀邦,胡耀邦读后撰此诗致意。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赞萧克为“白袍小将”。“文化大革命”中,萧克致信毛泽东说,那时红军队伍每多一个人,毛主席都说好呀,我们队伍又多了一个人。信中意思是希望毛主席团结大多数人。那么,胡耀邦在这首诗中为何把飞将军李广和萧克相提呢?为此,他曾对儿子释疑解惑:“‘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按萧克同志的资历、条件、贡献来说,本应尽享大将名誉的,但革命队伍中有些事儿也说不清啊。”
  半个月后,胡耀邦同陈维仁谈话,赠诗一首,并共进晚餐。
  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退作长寿翁。
  十载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瀛蓬。
  署名后日期为“九月一日”。
  陈维仁系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工作时的秘书,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88年秋,陈维仁在烟台见到胡耀邦。胡得知他退下副校长之位,便写此诗勉励。
  几天后,胡耀邦在烟台宾馆的信纸上写词一首《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科学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酸甜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署名后是“九月五日草”。
  于光远称,这首词是那年10月由胡德平送到他家的。
  赠谭启龙、魏巍诗
  胡耀邦离开烟台,回京途中路过济南,原本打算要去拜访中央苏区时期的老战友谭启龙,却得知谭启龙因病去上海治疗,怅然若失,于是写七律一首相寄: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蒙冤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署名后写道:“九月十七日写于济南九月二十六日书于北京”。
  “蒙冤AB”是指1930年赣西南苏区“肃反AB团”运动扩大化,许多红军指战员被打成“AB团”分子。胡耀邦与谭启龙初识于1931年7月,在共青团湘赣省委两人并肩工作过两年时间。以后胡耀邦参加长征,谭启龙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彼此“战处南北”相互不通音信。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在四川、北京或贵州,见了面一谈起来就没个完,相知极深。
  此外,胡耀邦还给他的老熟人、老部下魏巍写过一首诗:
  禹域乾坤变,人间爪鸿新。
  梁音千百啭,此曲最牵情!
  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曾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政委,魏巍在3纵任政治部教育科科长。魏巍一直以来对胡耀邦很敬重,很有感情。魏巍写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产生过很好的社会影响。后来,魏巍经过几年的努力,两次到长征路探访,完成了《地球的红飘带》一书。这是描写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篇力作,共47万字,于1988年5月出版。这年8月1日,魏巍将《地球的红飘带》赠送给胡耀邦。胡耀邦于8月10日给魏巍写信,信中说:“你‘八一’建军节送给我的新著,我第二天就收到了。”
  写诗赠送一面未识的作家
  因采访陕甘宁边区南区供销社的素材,甘肃作家姜安数次奔赴延安,并且结识了原南区供销社指导员刘世昌。刘世昌老汉身材高大,乐观、豪爽。在与刘世昌的交谈中,她了解到一个曾发生在胡耀邦与刘世昌之间的充满人间真情的故事。战争年代,胡耀邦夫妇因战事繁忙要上前线,便将刚出生的儿子送给陕北游击队长、延安的劳动模范刘世昌扶养,取名“刘湖”。新中国成立后,刘世昌把刘湖送到北京交给胡耀邦夫妇。可是,胡耀邦夫妇却让刘湖在填写各类表格的“家庭成员”一栏中,一律填写刘世昌夫妇。40多年前一度因战争导演出的悲凉故事,在40年后却被友爱之手写成了喜剧。不同身份、地位差别很大的父母,竟拥有着同样一颗仁慈、善良、体贴他人的心。陕北与北京两个家庭千里情谊一线牵,常来常往亲如一家。姜安被这动人的故事震撼了。于是,在刚动过大手术、脱离生命危险不久,她就以虚弱之手握笔,记述下这个故事。1986年,《报告文学》杂志、《人民日报》(海外版)同时刊载了她写的纪实文学《两位父母》。作品发表后,反响强烈。但是,姜安心中却一直惴惴不安,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没有条件向胡耀邦一家采访,不知道作品在胡耀邦家庭中的评价如何,更担心作品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引起两个家庭矛盾。于是,1988年春,她将一份发表作品并附一封征求意见信,寄给胡耀邦。不久,胡耀邦夫妇写了回信,对作品谈了看法、感想。他们对姜安的身体状况表示真诚的关心,并且在邮件中还夹着一帧三首胡耀邦用毛笔题写的《答女作家姜安》:
  (一)
  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
  窗前嘎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
  世事匆匆各浮沉,风云叱咤多女英。
  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
  (三)
  沧桑变化寻常事,人间悲欢最牵魂。
  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落款“胡耀邦九月二十五日”——这天正是1988年的中秋。
  讲话中引用古典诗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命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后,胡耀邦在一些讲话中引用古典诗词,妙语连珠,兴味盎然,传为佳话。
  1979年9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出席一个茶话会,与会者是在京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以及早期从港、台和国外归来的从事农业科学或农业教育的知识分子代表。胡耀邦向他们介绍当年农业形势时,吟诵了欧阳修词《浪淘沙》的下半阕,但改了几个字:“聚散苦匆匆,此际难逢。今年花胜去年红。料得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其中,“此际难逢”,原作是“此恨无穷”。他这一改就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借以形象地描述当时农业迈出改革步伐的喜人景象。胡耀邦说:“今年农业这朵花红胜过了去年,我们应有信心使这朵花明年比今年还要好。希望大家努力奋斗,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相聚。”他的这番比喻形象、乐观喜庆的话说完后,全场气氛更加活跃起来。
  9月6日,胡耀邦在中宣部召开的关于《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座谈会上发表谈话,末尾说道:“我们打倒‘四人帮’三年了,有些干部,还是那么畏畏缩缩,气不壮。借用骆宾王一句诗来说:‘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当然他的原意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把这种精神状态改变过来。”
  1980年2月9日,胡耀邦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举办的迎春茶话会上发表讲话。由于有人请胡耀邦讲形势,他就借解读辛弃疾词《汉宫春》,一开头谈对于形势的看法。此前2月5日,《人民日报》在其特约评论员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末尾,已经对这首词作了介绍。胡耀邦觉得不完全,于是“又重新编了一下”。他侃侃而谈:
  头一句叫,“春已归来”,春天已经回来啦!第二句是,“东风从此,染柳熏梅”,春天回来以后,东风吹得柳树绿油油的,吹得梅花开放起来,香香地扑鼻。他原来的词叫“熏梅染柳”,为着念起来顺口,我把它调换了一下,叫“染柳熏梅”。如果引用到我们这里来,就是,东风从此,把我们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第三句是,“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春天到来以前,料想那个经过风风雨雨的燕子,在立春这天晚上,连做梦都梦到百花盛开的园林里去了。我们在座的同志,也是经过多少风雨的燕子啊。我们这些同人民、同党共命运同患难的时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梦也梦到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境界里面去了。我把上面的几句重复一下,就是“春已归来,东风从此,染柳熏梅。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这不知可不可以算上阕。   辛幼安的词里还有几句话,也是好的。第一句叫“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引到我们的形势上面来说,就是现在还有消极因素干扰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无端风雨,一种干扰破坏的因素。“未肯收尽余寒”,即还有“四人帮”的余毒……余毒也是一种余寒嘛。辛幼安是爱国诗人,因为有余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发出感叹说:“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解连环”,是战国末期的一个典故,秦国的秦昭王派人送一串玉连环给齐国说,听说你们齐国人很聪明,送给你们一串玉连环,请你们解一解。当时襄王恐怕不在了,襄王老婆叫君王后,是个很有见解、做事很有魄力的人。她把臣子召集起来,看谁能解得开。结果,谁都不知怎么解。君王后很生气,说:你们全都是傻瓜、笨蛋,她拿起锤子,一下子就把连环砸开了。……君王后已经学会解连环,就是把它砸开嘛!辛幼安为什么还要问,何人会解连环呢?所以,特约评论员的这两句话不大好,最好改一改。因为同我们比较,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没有什么“清愁不断”。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对国家的形势,有没有清愁不断、忧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国可能有一点、也不会太多。所以特约评论员同志的这两句话最好改一改,改为“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把忧虑解除了,解放掉了。
  下面重新说一下:“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我们解连环的办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学习的,但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办法,要因事而异,实事求是。
  在这篇讲话的最后,胡耀邦说:“出版界二十万大军,人手很多啊!”然后仿效毛泽东词,以“二十万军同心干,书刊滚滚来天半,万人看”来作结,风趣隽永,令与会者经久难忘。
  对对联也喜爱有加
  对联,工整精练,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艺术,素为人民喜闻乐见。胡耀邦对对联也喜爱有加,常突显出他的独到之处和独到见解。
  1959年秋,胡耀邦在河南视察共青团的工作,路过南阳卧龙岗武侯祠,见到一副清代人写的旧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在谈笑中,将它改为:“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曾为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撰题一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981年,北京有个青年模仿此联,写道:“风声雨声不吱声,了此一生;国事家事不问事,平安无事”。胡耀邦知道此事后,认为这个青年思想太消沉了,便也改写一联:“风声雨声悲叹声,枉此一生;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这样一改,很自然地批评了这个青年的糊涂思想,又深刻地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革命精神。
  胡耀邦一直很忙,但他在工作中也常有感而发,顺手写副对联,别有一番情趣。
  1980年春,胡耀邦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曾作一联:“狠钻新本领,甘当小学生”。还加了一条画龙点睛的眉批:“合格干部”。
  1981年末,胡耀邦为全国电影工作者撰写了一联:“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
  1982年春节,在中央召开的团拜会上,胡耀邦又作一联:“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景象常新”。
  1982年春节前夕,胡耀邦视察海南时,写了一副对联:“祖国宝岛连天春色,人间神州遍地风雷”。
  1988年7月,胡耀邦为《中国青年》杂志题字:“长风送乳燕,摘斗传佳音”。
  1988年,胡耀邦为《从汾河到凉山—— 一八四师战斗历程》题字:“铁马金戈史,翻天覆地人”。
  1988年秋,胡耀邦录了杜甫诗中二句祝郭化若84岁寿诞:“济时敢受死,寂寞壮心惊”。
  不仅爱好中国古典诗词,而且爱好书法
  胡耀邦在“文革”时手书云南昆明大观楼长联,寄情于声韵纸笔,抒发了自己刚刚离开“五七”干校后回到北京,目睹国家遭受苦难的苍凉心境,也为积累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昆明大观楼增添了新的一笔重彩。
  在旧报纸上练字,是胡耀邦的习惯,直到晚年依然如此。胡耀邦于北京富强胡同家中手书昆明大观楼长联,大约在1973年1月。胡耀邦将大观楼长联主要书写在《参考消息》旧报上。这份4开报纸被剪裁为16开大小的八幅,其中有两幅可以清楚地看到“参考消息1972年12月16日(星期六)”字样。为他人題字的时候,胡耀邦通常将字写得很大,自己练字时则保持在一两寸大小。练字时一般比较从容,追求书法的结体和笔力。他不仅完整写下了大观楼长联,一字不误,还于卷首认真地书写了“昆明大观楼长联”字样,末尾更是写上了“作者孙髯”四个字。整个手书长联,首尾贯通,一气呵成。
  1973年1月,胡耀邦结束了在河南省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长达四年的劳动生活,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一回到家中,胡耀邦就抓紧时间看书学习,时而挥毫写字。这项爱好因受“文革”动乱影响已经中断了五年多。
  胡耀邦喜爱书法,他的书法情结可以追溯到幼年时代在湖南浏阳山乡度过的贫穷岁月。在他的家乡苍坊村,至今还流传着胡耀邦用树枝在门前疏松的土地上写字的故事。
  胡耀邦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深入的认识和爱好。他14岁参加革命后,戎马倥偬,没有多少时间来练字。倒是长征来到陕北后,他担任中央军委组织部部长期间,伏案挥毫的机会较多,也是他书法水平提高较为明显的时期。
  胡耀邦读书很多,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不断深入认识从积极方面影响着他的书法水平。每到名胜之处,他总是对楹联崖刻分外留意,诵读之间亦揣摩书法功力。
  1946年离开延安奔赴作战前线后,胡耀邦停止了书法练习,待到恢复起来已经是20世纪50年代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候的事了。担任胡耀邦秘书的高勇回忆说,住在富强胡同的时候,胡耀邦书房里甚至没有齐备的文房四宝,不过在外屋的秘书办公室里这些东西一应俱全,还有一些碑帖。有时候,通常是晚间,胡耀邦办公或读书累了,就走到外屋,坐到高勇的办公桌前提笔写字。
  胡耀邦写字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借此机会读写古典诗文,进行背诵。胡耀邦经常书写毛泽东诗词,也写鲁迅的诗,还书写过不少古文片段。20世纪60年代初,胡耀邦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曾经将全文书写下来。结果,他可以将《报任安书》背诵得非常流畅。
  胡耀邦练字通常写在废报纸上,练过字的旧报纸就归废品收购站了。秘书高勇有心,保留了一些他写过字的旧报纸。谁知“文革”袭来,高勇受到冲击,这些胡耀邦的练字纸张全部散失。
  胡耀邦书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联被保存下来,还是高勇的功劳。1973年1月底,春节前几天,仍在潢川黄湖“五七”干校的高勇到山西大同看望父亲,经过北京时去看望老首长。他发现胡耀邦在看过的《参考消息》上练字,写的正是大观楼长联,就问为什么写这个,胡耀邦回答说,最近毛主席提起过这个长联。这天告辞的时候,高勇索要刚写成的这几页大观楼长联,胡耀邦随口答应,由此这七页珍贵的手书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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