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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带城
古今中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大学对小城镇发展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创建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和创建于1168年的牛津大学都坐落于乡间城镇，其所在地的城镇在大学带动下，人口都在10万以上。美国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布里奇镇，人口也达到10万左右；爱因斯坦度过他生命中最重要的22年时光的普林斯顿大学也位于一座别具特色的乡村都市；我国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坐落在陕西咸阳市杨凌镇，目前仅教职员工就有3.5万人，杨凌在这所大学带动下城市户籍人口已达8万多，从一个西北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的“农科城”。
如果我国也把大学按照世界许多国家的布局办到小城镇去，按每个城镇新增2万人计算，城镇人口将新增2亿人，我国城镇化率会因此提高15%。
最近，有一部分中国大学正跃跃欲试，准备到海外开分校。其实，与其把钱拿到国外去花，倒不如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我们完全可鼓励支持各类大学的二级学院，选择区位交通优越、基础设施完善、人文底蕴深厚、经济社会繁荣的小城镇。创办于1868年的美国加州大学先后在加州不同地区设立了9个分校，每个分校都带起一座城镇。我国借鉴这条路子，农业大学和高职院校应先行一步，这样既可消解大城市里大学越办越大，无限膨胀的现实，又可解决在大城市办大学成本过高，不堪重负的问题，还可改变大学里大量资源闲置，不能发挥效用的状况。一个地方建一所大学产生的是立体式带动效应，一个学者可能带动一个产业，一批学者可能带动一个产业集群，大学潜移默化的渗透、长期持久的影响，必然使所在城镇成为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辐射源和加速器。
大学带城，校城相长；城因校名，校因城活；校城带市，市旺城张，互为促进，协同发展。一是可以低成本带动小城镇扩张。大学在小城镇创办，小城镇可为大学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及公共交通等，不需要政府大规模投资，就可带动当地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加快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增强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能力。二是能够高档次带动小城镇发展。一个城镇有一所大学，对城镇周边会产生全方位辐射效应，将大大提高人口素质，一批专家、学者可为社区提供各项服务；向社会开放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等，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这既可以对多年来农村教育欠账、人口文化素质不高予以补课，又能够充分发挥这些在大城市几乎处于闲置状态的资源效用，大大增强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大幅度、全方位提升小城镇的知名度、美誉度。小城镇拥有一所大学，就拥有靓丽的名片，对外招商引资、洽谈项目就有了支撑。杨凌镇目前已吸引了81个民营性质的研究机构，56个省部级以上科学研究平台，中高级职称科教人员5000多人，院士13人，成为我国唯一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大学落户小城镇，对大学发展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一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由于远离喧嚣的大城市，专家学者更能够心无旁骛潜心学问。英国的牛津、剑桥都是沉潜于乡间市镇上的哲人库、思想库，数百年来产生出无数影响世界的思想和世界级名人。美国的麻省理工和哈佛，在小镇上造就出全球70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中的130多位。二是有利于产学研结合。三是有利于培育学生健康成长。学生在城镇读书，节省了交通及生活成本开支，免受大城市高消费的干扰，还能养成良好的节俭习惯使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难度大大减缓。四是有利于形成人才集群和快出成果。
企业造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房地产企业在城镇化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碧桂园、世纪金源、万科、万达、绿地等房地产大鳄在全国造城数百。
企业造城走的是先城后市的路子。房地产企业根据有关规划，按照产城一体、职住一体的思路，充分发挥企业融资、市场运作、规划建设等优势，选择靠近园区、符合城乡规划、区位优越的城郊或乡村创建新城，建设商品住宅、城市综合体、五星级酒店、文化旅游商业街、大型购物中心、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基础设施。这种企业造城、先城后市的新模式是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好途径。政府应把这些功能齐全的新开发社区，当成独立的小城镇，出台有关政策予以扶植，放手让企业组织业主独立管理，自我服务，政府不设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只设如税收、治安、消防等少量的派驻机构。
企业造城，一是政府不用花钱，还可从出售土地中获得收益，增加当地政府和农民收入。二是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企业组织业主民主管理，政府只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可大大降低行政成本。三是带动当地产业和居民集聚，促进当地居民就业，拉动当地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四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市场兴城
古今中外经验表明，民间力量兴建城镇，都是以市场经济规律为主导，以民间力量自行管理。我国宋代是城镇化发展的高峰期，在城镇发展中打破了唐代以来城坊制的旧格局，实行街巷制的新体制，按照社会需求，大力发展各类手工业、服务业、娱乐业、广告业，同时取消流传千年的宵禁，大兴夜市，城镇化水平在当时领先全世界。其基本经验就是放手让民间兴办集市，由当地有威望的士绅自治管理集市，政府不设完整的国家行政系统，只负责税收、消防、治安等。据学者统计，两宋时期，见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多个，其中一部分市镇，不论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发达程度，都超过一般州县，工商税收远高于农业税收。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小城镇的经验也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其核心是聘任制和民选的公开监督机制。古代和西方现代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在城镇化的道路上认真借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崛起了一大批依市兴城的典型，如福建的石狮、浙江温州的桥头、河北的白沟等。市场兴城，走的是先市后城的路径。这种模式，一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自发生成的市场再加上自我管理，充满了旺盛的、来自内生性的活力也因此而具有不竭的生命力。二是有利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驾马车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互相制衡的多元治理结构，促使政府把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或交市场，或交社会，这也符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三是充分发挥民间的创造力。民间力量兴城，给民间能人搭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从而大大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纵观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无一不是来自基层民间的创造。四是降低行政成本。由于城镇管理实行民间自治管理，政府不设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公务开支将大大降低。
（作者为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导）
责编/徐艳红 美编/于珊
古今中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大学对小城镇发展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创建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和创建于1168年的牛津大学都坐落于乡间城镇，其所在地的城镇在大学带动下，人口都在10万以上。美国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布里奇镇，人口也达到10万左右；爱因斯坦度过他生命中最重要的22年时光的普林斯顿大学也位于一座别具特色的乡村都市；我国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坐落在陕西咸阳市杨凌镇，目前仅教职员工就有3.5万人，杨凌在这所大学带动下城市户籍人口已达8万多，从一个西北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的“农科城”。
如果我国也把大学按照世界许多国家的布局办到小城镇去，按每个城镇新增2万人计算，城镇人口将新增2亿人，我国城镇化率会因此提高15%。
最近，有一部分中国大学正跃跃欲试，准备到海外开分校。其实，与其把钱拿到国外去花，倒不如先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我们完全可鼓励支持各类大学的二级学院，选择区位交通优越、基础设施完善、人文底蕴深厚、经济社会繁荣的小城镇。创办于1868年的美国加州大学先后在加州不同地区设立了9个分校，每个分校都带起一座城镇。我国借鉴这条路子，农业大学和高职院校应先行一步，这样既可消解大城市里大学越办越大，无限膨胀的现实，又可解决在大城市办大学成本过高，不堪重负的问题，还可改变大学里大量资源闲置，不能发挥效用的状况。一个地方建一所大学产生的是立体式带动效应，一个学者可能带动一个产业，一批学者可能带动一个产业集群，大学潜移默化的渗透、长期持久的影响，必然使所在城镇成为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辐射源和加速器。
大学带城，校城相长；城因校名，校因城活；校城带市，市旺城张，互为促进，协同发展。一是可以低成本带动小城镇扩张。大学在小城镇创办，小城镇可为大学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及公共交通等，不需要政府大规模投资，就可带动当地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加快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增强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能力。二是能够高档次带动小城镇发展。一个城镇有一所大学，对城镇周边会产生全方位辐射效应，将大大提高人口素质，一批专家、学者可为社区提供各项服务；向社会开放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等，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这既可以对多年来农村教育欠账、人口文化素质不高予以补课，又能够充分发挥这些在大城市几乎处于闲置状态的资源效用，大大增强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大幅度、全方位提升小城镇的知名度、美誉度。小城镇拥有一所大学，就拥有靓丽的名片，对外招商引资、洽谈项目就有了支撑。杨凌镇目前已吸引了81个民营性质的研究机构，56个省部级以上科学研究平台，中高级职称科教人员5000多人，院士13人，成为我国唯一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大学落户小城镇，对大学发展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一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由于远离喧嚣的大城市，专家学者更能够心无旁骛潜心学问。英国的牛津、剑桥都是沉潜于乡间市镇上的哲人库、思想库，数百年来产生出无数影响世界的思想和世界级名人。美国的麻省理工和哈佛，在小镇上造就出全球70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中的130多位。二是有利于产学研结合。三是有利于培育学生健康成长。学生在城镇读书，节省了交通及生活成本开支，免受大城市高消费的干扰，还能养成良好的节俭习惯使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难度大大减缓。四是有利于形成人才集群和快出成果。
企业造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房地产企业在城镇化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碧桂园、世纪金源、万科、万达、绿地等房地产大鳄在全国造城数百。
企业造城走的是先城后市的路子。房地产企业根据有关规划，按照产城一体、职住一体的思路，充分发挥企业融资、市场运作、规划建设等优势，选择靠近园区、符合城乡规划、区位优越的城郊或乡村创建新城，建设商品住宅、城市综合体、五星级酒店、文化旅游商业街、大型购物中心、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基础设施。这种企业造城、先城后市的新模式是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好途径。政府应把这些功能齐全的新开发社区，当成独立的小城镇，出台有关政策予以扶植，放手让企业组织业主独立管理，自我服务，政府不设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只设如税收、治安、消防等少量的派驻机构。
企业造城，一是政府不用花钱，还可从出售土地中获得收益，增加当地政府和农民收入。二是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企业组织业主民主管理，政府只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可大大降低行政成本。三是带动当地产业和居民集聚，促进当地居民就业，拉动当地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四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市场兴城
古今中外经验表明，民间力量兴建城镇，都是以市场经济规律为主导，以民间力量自行管理。我国宋代是城镇化发展的高峰期，在城镇发展中打破了唐代以来城坊制的旧格局，实行街巷制的新体制，按照社会需求，大力发展各类手工业、服务业、娱乐业、广告业，同时取消流传千年的宵禁，大兴夜市，城镇化水平在当时领先全世界。其基本经验就是放手让民间兴办集市，由当地有威望的士绅自治管理集市，政府不设完整的国家行政系统，只负责税收、消防、治安等。据学者统计，两宋时期，见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多个，其中一部分市镇，不论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发达程度，都超过一般州县，工商税收远高于农业税收。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小城镇的经验也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其核心是聘任制和民选的公开监督机制。古代和西方现代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在城镇化的道路上认真借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崛起了一大批依市兴城的典型，如福建的石狮、浙江温州的桥头、河北的白沟等。市场兴城，走的是先市后城的路径。这种模式，一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自发生成的市场再加上自我管理，充满了旺盛的、来自内生性的活力也因此而具有不竭的生命力。二是有利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驾马车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互相制衡的多元治理结构，促使政府把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或交市场，或交社会，这也符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三是充分发挥民间的创造力。民间力量兴城，给民间能人搭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从而大大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纵观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无一不是来自基层民间的创造。四是降低行政成本。由于城镇管理实行民间自治管理，政府不设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公务开支将大大降低。
（作者为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导）
责编/徐艳红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