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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张掖，银武威”，这是人们对河西走廊古城的赞誉。当年匈奴在汉朝强大的军事威慑下，投降称臣，汉武帝在他们的领地设立河西四郡，自东往西分别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从此，河西走廊犹如中原通往西域的一叶方舟，悬挂着祁连山脉的冰雪云帆，乘渡绿洲沙浪，羌笛启程，春风不逝。在众多的西北古城中，张掖独得“金”字招牌，自然有其原因，张掖的核心在甘州，苍凉尘沙中，何以甘美天下？
镇远楼
丝路之心
山河两千里，沧桑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星火点亮了炉窑中的彩陶，夏商周时期，羌、戎在此生息;春秋至秦代，乌孙、月氏迁徙至此繁衍;汉代前期为匈奴居地。由于匈奴的大肆掠地，阻断了汉朝的西进要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将匈奴驱赶至玉门关外，打通并畅通西域之路。
甘州的山川形胜决定了它在河西走廊中的原点地位，古人有“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的选址原则，甘州南依祁连山，北靠龙首山、合黎山，东屏焉支山与武威和金昌市为邻，西与酒泉和嘉峪关相望。祁连山雄伟高峻、山体宽厚，山巅终年积雪，是天然的“高山水库”，润物细无声的融雪在谷地形成露头水源，水系发育，水源丰富。酒泉初选甘州之地就是因为“城下有泉，其水若酒”，在西北半干旱的环境中，有如此甘美的水源，自然是聚落首选。甘州得名也是因为甘峻山下甘泉流淌，在城内形成天然水泽，芦苇茂盛，芦花飞舞，素有“甘州不干水池塘，甘州不干水连天”之说。千年之后，依然保留“半城芦苇半城庙，三面杨柳一面湖”的独特景观，民国时期著名诗人罗家伦禁不住抒怀甘州：“绿荫丛外麦毵毵，竟见芦花水一湾。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甘泉晚照”和“苇溆秋风”构成甘州八景的代表，是塞上江南的蒹葭水月。
在古代匈奴人心中，祁连山沟通天地，是父亲之山;焉支山孕育绿洲，是母亲之山。战火无情，西迁的匈奴人离别时悲怆的低吟：“忘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远去的匈奴把背影留给大漠，却在罗马帝国的征战中面朝大海。300年后，在匈奴后裔首领阿拉提的率领下，再次在欧亚大陆的牧场上恣意纵横，以“上帝之鞭”的气势，发动对西罗马帝国的进攻并促使其灭亡。甘州，在历史的进退之间，承转启合为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犹如上帝的调色盘，将飞舞的丝绸印记成汉风唐颂的张掖地景、斑斓丹霞。
甘州是丝绸之路之心，三条古道三三归一。南线自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兴平、务工、宝鸡进入甘肃境内至秦安，向西南到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在大河家附近渡黄河后，再向东北过青海的民和、乐都到西宁，由西宁向北过大同、门源、俄博，出扁都口经民乐至甘州。北线沿泾河向西北行，经礼泉、乾县、彬县、长武到甘肃的泾川至平凉，经宁夏的固原、海原，绕到甘肃靖远，从靖远过黄河至景泰、武威、水昌、山丹至甘州。中线是在南线的基础上开辟的，从长安出发到临洮后不到青海西宁，而是到兰州，经永登，过乌鞘岭、古浪、武威、永昌、山丹至甘州。
古塔
远去了战争的商业繁荣，使甘州充满着异域风情，西域诸国纷纷带着自己的“奇物”，向汉唐王朝进贡，华美的丝绸、瓷器等中国珍品征服了古罗马的权贵，汉人、蒙古人、粟特人、裕固族、回族、藏族以及众多的宗教艺术，在甘州共生为“和而不同”的人间乐园。由于甘州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唐代文学家陈子昂上奏《谏武后疏》，认为“甘州山川乃河西之咽喉”，提出“河西之命系于甘州”，更加奠定了甘州河西首位的地位，“金张掖，银武威，玉酒泉，梦敦煌”，美誉习之，名不虚传。
甘肃之源
甘州是甘肃行省之源，宋元之际，西夏崛起，吐蕃北望，蒙古南征，中原风雨，甘州的军事地位更加复杂多变，堪称西北建瓴的“十字路口”。西夏统治河西时，取甘州和肃州（酒泉）的字首，设甘肃军司，最早出现甘肃之名。钓鱼城之战蒙哥阵亡后，忽必烈不仅要率军攻打南宋，还要与兄弟阿不里哥争夺汗位，同时对付窝阔台之孙海都的叛乱，在西北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体制至关重要。元朝是中国建立完善的行省制度的肇始。在中央设立中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管理全省军政大事。甘州处于蒙古四大汗国中察合台和窝阔台汗国的前沿阵地，面对海都强大的军事实力，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在甘州设甘肃路总管府，总管河西各处;至元二十三年（1286），成立甘肃行省，是为甘肃省的起源。甘州行政地位的提升为忽必烈提供了坚实的军事和经济基础，7年之后，元军对海都发动大规模攻势，将叛军逐出阿尔泰以外，“漠北危机”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中国版图混元一体的天下化成中，甘州功不可没。
甘州为长城九边首镇，在明代继续扮演着军镇的重要角色，在长城“九边重镇”体系中，按建置时间排序，分别建立了甘肃镇、宁夏镇、宣府镇、大同镇、辽东镇、蓟州镇、延绥镇、陕西镇和山西镇。甘州作为九边首建之镇，地域范围东自松疆阿坝岭起，临洮双墩子界，西至嘉峪关，边长一千八百余里，不仅是地理形势之要求，而且是内外形势所主张。乾隆《甘州府志》记载：“东有金城之固，西有玉关之严，南有祈连之屏翰，北有合黎之拱卫。”甘州不仅担负抵御蒙古、防守边地的重任，且肩负抚恤当地少数民族的责任，可谓“威控三边，襟带四维”。从汉代屯田戍边到唐代丝路鼎盛，从元代行省甘肃到明代九边首镇，甘州不愧为“近而藩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通王帛于天方，列氈庐于疆场，际天极地，巍然一大镇也”。 甘美张掖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甘州不仅有桃花源般的诗意栖居，更演绎了人文化成的活水源头。一泓清泉竟然分为两翼，流淌为文流武派，后建池会合后建坊，题额“文武一道”，在全国所有的古城规划中独树一帜。苍茫西北，塞上江南，明代张掖文人张联元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在《北城旷览》中，写尽甘州一脉：“山光水色翠相连，万里云尽万里天;黎岭氛消兵气散，戊楼尘满月华妍;耕深健读桃花雨，卧饱龙骊碧树烟;羌笛无声边塞远，鸣蛙低伴水潺潺。”
张掖城内的明代东仓
城固一方，心渡无界。甘州古城将城郭之固和内心之宁完美展现，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的镇远楼，位于东南西北四正方位的“天心十道”，即古正晷方中之义，与四方城门构成卫君守民的气魄;四面门洞上各有“镇远”“旭日”“迎薰”“贾城”牌额，楼上四面有匾额4块，东“金城春雨”，西“玉晓春关”，南“祁连晴雪”，北“居延古牧”;向四面展开的4条大街，笔直宽敞，直达4个城门楼，东楼曰弱水东来，西楼曰西被流沙，南楼曰祁连南耸，北楼曰长城北环。城市轴线向外呼应着山水之势，向内则布列有序，长街短巷古院落，遍及全城。城内设有官仓、草场、神机库、军器局、火药房、演武场等，虽然古城墙已是断垣残壁，但古城结构依然架构，战时镇远守御，平常钟鼓齐鸣，边关鼓角与礼乐之门的启合之间，了然于心。
张掖大佛寺的主体建筑——清代大佛阁
多民族共处的甘州，风俗不同、习惯各异，宗教成了社会安宁的精神纽带，人们在各自的朝拜中得到慰藉，也遵守着行为的约束准则。今天甘州城东西格局上，佛祖西至，紫气东来，西南的大佛寺、西来寺和木塔构成佛教中心;东北的老君庵、大马神庙和镇定塔，则供奉着本土神灵;甘州还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原理，在城内外建五塔连环，相生相克，护佑着城市和人伦的吉祥，与华夏政治的五岳五镇、佛教时空的五方五佛、道教天地的九宫八卦，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韬之，武略之，时空经纬铺就了甘州的城格，蒙古草原文化与青藏高原文化，中原汉族文化与西域多元文化，山水绿洲与大漠长城，裹挟着历史的烟云，汇聚成芬芳的丝路，甘美张掖，甘美西北。
【责任编辑】王 凯
丝路之心
山河两千里，沧桑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星火点亮了炉窑中的彩陶，夏商周时期，羌、戎在此生息;春秋至秦代，乌孙、月氏迁徙至此繁衍;汉代前期为匈奴居地。由于匈奴的大肆掠地，阻断了汉朝的西进要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将匈奴驱赶至玉门关外，打通并畅通西域之路。
甘州的山川形胜决定了它在河西走廊中的原点地位，古人有“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的选址原则，甘州南依祁连山，北靠龙首山、合黎山，东屏焉支山与武威和金昌市为邻，西与酒泉和嘉峪关相望。祁连山雄伟高峻、山体宽厚，山巅终年积雪，是天然的“高山水库”，润物细无声的融雪在谷地形成露头水源，水系发育，水源丰富。酒泉初选甘州之地就是因为“城下有泉，其水若酒”，在西北半干旱的环境中，有如此甘美的水源，自然是聚落首选。甘州得名也是因为甘峻山下甘泉流淌，在城内形成天然水泽，芦苇茂盛，芦花飞舞，素有“甘州不干水池塘，甘州不干水连天”之说。千年之后，依然保留“半城芦苇半城庙，三面杨柳一面湖”的独特景观，民国时期著名诗人罗家伦禁不住抒怀甘州：“绿荫丛外麦毵毵，竟见芦花水一湾。不望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认江南。”“甘泉晚照”和“苇溆秋风”构成甘州八景的代表，是塞上江南的蒹葭水月。
在古代匈奴人心中，祁连山沟通天地，是父亲之山;焉支山孕育绿洲，是母亲之山。战火无情，西迁的匈奴人离别时悲怆的低吟：“忘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远去的匈奴把背影留给大漠，却在罗马帝国的征战中面朝大海。300年后，在匈奴后裔首领阿拉提的率领下，再次在欧亚大陆的牧场上恣意纵横，以“上帝之鞭”的气势，发动对西罗马帝国的进攻并促使其灭亡。甘州，在历史的进退之间，承转启合为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犹如上帝的调色盘，将飞舞的丝绸印记成汉风唐颂的张掖地景、斑斓丹霞。
甘州是丝绸之路之心，三条古道三三归一。南线自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兴平、务工、宝鸡进入甘肃境内至秦安，向西南到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在大河家附近渡黄河后，再向东北过青海的民和、乐都到西宁，由西宁向北过大同、门源、俄博，出扁都口经民乐至甘州。北线沿泾河向西北行，经礼泉、乾县、彬县、长武到甘肃的泾川至平凉，经宁夏的固原、海原，绕到甘肃靖远，从靖远过黄河至景泰、武威、水昌、山丹至甘州。中线是在南线的基础上开辟的，从长安出发到临洮后不到青海西宁，而是到兰州，经永登，过乌鞘岭、古浪、武威、永昌、山丹至甘州。
远去了战争的商业繁荣，使甘州充满着异域风情，西域诸国纷纷带着自己的“奇物”，向汉唐王朝进贡，华美的丝绸、瓷器等中国珍品征服了古罗马的权贵，汉人、蒙古人、粟特人、裕固族、回族、藏族以及众多的宗教艺术，在甘州共生为“和而不同”的人间乐园。由于甘州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唐代文学家陈子昂上奏《谏武后疏》，认为“甘州山川乃河西之咽喉”，提出“河西之命系于甘州”，更加奠定了甘州河西首位的地位，“金张掖，银武威，玉酒泉，梦敦煌”，美誉习之，名不虚传。
甘肃之源
甘州是甘肃行省之源，宋元之际，西夏崛起，吐蕃北望，蒙古南征，中原风雨，甘州的军事地位更加复杂多变，堪称西北建瓴的“十字路口”。西夏统治河西时，取甘州和肃州（酒泉）的字首，设甘肃军司，最早出现甘肃之名。钓鱼城之战蒙哥阵亡后，忽必烈不仅要率军攻打南宋，还要与兄弟阿不里哥争夺汗位，同时对付窝阔台之孙海都的叛乱，在西北建立行之有效的行政体制至关重要。元朝是中国建立完善的行省制度的肇始。在中央设立中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管理全省军政大事。甘州处于蒙古四大汗国中察合台和窝阔台汗国的前沿阵地，面对海都强大的军事实力，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在甘州设甘肃路总管府，总管河西各处;至元二十三年（1286），成立甘肃行省，是为甘肃省的起源。甘州行政地位的提升为忽必烈提供了坚实的军事和经济基础，7年之后，元军对海都发动大规模攻势，将叛军逐出阿尔泰以外，“漠北危机”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中国版图混元一体的天下化成中，甘州功不可没。
甘州为长城九边首镇，在明代继续扮演着军镇的重要角色，在长城“九边重镇”体系中，按建置时间排序，分别建立了甘肃镇、宁夏镇、宣府镇、大同镇、辽东镇、蓟州镇、延绥镇、陕西镇和山西镇。甘州作为九边首建之镇，地域范围东自松疆阿坝岭起，临洮双墩子界，西至嘉峪关，边长一千八百余里，不仅是地理形势之要求，而且是内外形势所主张。乾隆《甘州府志》记载：“东有金城之固，西有玉关之严，南有祈连之屏翰，北有合黎之拱卫。”甘州不仅担负抵御蒙古、防守边地的重任，且肩负抚恤当地少数民族的责任，可谓“威控三边，襟带四维”。从汉代屯田戍边到唐代丝路鼎盛，从元代行省甘肃到明代九边首镇，甘州不愧为“近而藩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通王帛于天方，列氈庐于疆场，际天极地，巍然一大镇也”。 甘美张掖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甘州不仅有桃花源般的诗意栖居，更演绎了人文化成的活水源头。一泓清泉竟然分为两翼，流淌为文流武派，后建池会合后建坊，题额“文武一道”，在全国所有的古城规划中独树一帜。苍茫西北，塞上江南，明代张掖文人张联元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在《北城旷览》中，写尽甘州一脉：“山光水色翠相连，万里云尽万里天;黎岭氛消兵气散，戊楼尘满月华妍;耕深健读桃花雨，卧饱龙骊碧树烟;羌笛无声边塞远，鸣蛙低伴水潺潺。”
城固一方，心渡无界。甘州古城将城郭之固和内心之宁完美展现，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的镇远楼，位于东南西北四正方位的“天心十道”，即古正晷方中之义，与四方城门构成卫君守民的气魄;四面门洞上各有“镇远”“旭日”“迎薰”“贾城”牌额，楼上四面有匾额4块，东“金城春雨”，西“玉晓春关”，南“祁连晴雪”，北“居延古牧”;向四面展开的4条大街，笔直宽敞，直达4个城门楼，东楼曰弱水东来，西楼曰西被流沙，南楼曰祁连南耸，北楼曰长城北环。城市轴线向外呼应着山水之势，向内则布列有序，长街短巷古院落，遍及全城。城内设有官仓、草场、神机库、军器局、火药房、演武场等，虽然古城墙已是断垣残壁，但古城结构依然架构，战时镇远守御，平常钟鼓齐鸣，边关鼓角与礼乐之门的启合之间，了然于心。
多民族共处的甘州，风俗不同、习惯各异，宗教成了社会安宁的精神纽带，人们在各自的朝拜中得到慰藉，也遵守着行为的约束准则。今天甘州城东西格局上，佛祖西至，紫气东来，西南的大佛寺、西来寺和木塔构成佛教中心;东北的老君庵、大马神庙和镇定塔，则供奉着本土神灵;甘州还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原理，在城内外建五塔连环，相生相克，护佑着城市和人伦的吉祥，与华夏政治的五岳五镇、佛教时空的五方五佛、道教天地的九宫八卦，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韬之，武略之，时空经纬铺就了甘州的城格，蒙古草原文化与青藏高原文化，中原汉族文化与西域多元文化，山水绿洲与大漠长城，裹挟着历史的烟云，汇聚成芬芳的丝路，甘美张掖，甘美西北。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