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信基金会成立以后，我们就希望把学术界这些零散的、健康的、代表中国发展方向的学术力量，
能够通过中信基金会这个平台来加以推动。”
作为中信集团原“掌门人”，孔丹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线奋战多年。如今退休后，已年满七十的他仍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这次“阵地”从经济战线转向了理论战线。
2014年8月，在孔丹的倡导下，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他亲自担任理事长，并为中信基金会制定了三条宗旨：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中信集团承担的不仅有国家赋予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也有政治责任。”孔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信基金会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
在他看来，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学派这个概念还存在不小的争议。在你看来，到底什么是中国学派？
孔丹：理解中国学派，有不同的角度。我们中信基金会曾组织不同领域的学者进行过研讨，大家根据各自的理解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学派这个概念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我们党用自己的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在我看来就属于中国学派。
其实，中国学派早就存在，比如诸子百家。它就是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我想，这是中国学派建立的一个基础。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系列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是这个时期中国学派的代表，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他也是中国学派的代表，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推动者。此后，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应该说都属于中国学派。
我特别想说的是，过去5年，我们国家砥砺前行。十九大在总结这5年成就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派的集大成，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引领者。
所以，我认为中国学派就是把各种人类文明放到一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
中国新闻周刊：中信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8月，在成立之初，就把“发展中国学派”作为发展的宗旨。作为一个企业的基金会，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虑？
孔丹：中信基金会虽然成立于2014年，实际上在2013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当时，十八大刚刚召开一年。社会上存在着不少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此起彼伏。我观察，其中很多都是照搬的西方思想和理论。
实践证明，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该摒弃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主义式的顶礼膜拜。中信集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窗口，不但承担着国家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也有政治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基金会，宗旨就是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我把它概括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由于成长经历的缘故，你和不少中央领导人都有交集。外界有猜测说，中信基金会的成立与他们的授意有关，承担了中共舆论宣传的某种特殊使命，是这样吗？
孔丹：中信基金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批复同意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同时，它也是在中央对思想理论战线的统一要求推动下成立的。我们自称为“偏师”，是取毛泽东诗句“偏师借重黄公略”之意。
中国新闻周刊：能不能介绍下中信基金会成立这几年来，在推动中国学派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孔丹：中信基金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派发生，推动具有中国角度、中国视野、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理论作品诞生。我们认为，对此我们是有历史责任的。
实际上，在中信基金会成立之前，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比如胡鞍钢教授、王绍光教授、汪晖教授、潘维教授等等。这些学者都是出于自发的学术自觉，分散在不同单位，他们并没有用中国学派这个名称。
中信基金会成立以后，我们就希望把学术界这些零散的、健康的、代表中国发展方向的学术力量，能够通过中信基金会这个平台来加以推动。
为了凝聚这些学术力量，我们设立了咨询委员会，至今已经聘请了146位资深学者为咨询委员，他们来自40多个机构，平均年龄57岁;另外，中信基金会还成立了青年学会，吸纳了140多位青年学术骨干，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8岁，形成了具有年齡梯次结构的研究队伍结构。
这些学者可以在中信基金会这个平台上充分的沟通、交流。这几年，我们举办了70多场会议，平均每两周就举办一次，全力配合学者们的工作。我常说，我们充当的角色就是偏师。
此外，中信基金会还发挥窗口、渠道的作用，通过出版丛书、举办讲座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学派;同时，向有关部门报送我们基金会的研究报告。
中国新闻周刊：客观地讲，现在在学术界中国学派仍是少数派。你认为，建构中国学派目前主要的障碍有哪些？该如何克服？
孔丹：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认识论、方法论。具体讲，就是我们很多的学者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障碍。
建国后，中国一直在向其他国家学习，先是苏联，后来是日本，现在又转向欧美，认为它们是最先进的。不可否认，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有它们特有的经验，但这些经验都是在它们本国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如果生搬硬套，可能就会出现偏差，脱离实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局面的形成也是背离实事求是积累的结果，所以就会出现我前面谈到的各种乱象。这也导致多年来我们的实践都是走在前面，学术界的理论却落在后面。对此，学术界应该好好反思。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发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这对学术界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的理论必须跟上实践的发展，将来才有可能指导实践。因应新时代的呼唤，中国学派的发展正当其时。
能够通过中信基金会这个平台来加以推动。”
作为中信集团原“掌门人”，孔丹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线奋战多年。如今退休后，已年满七十的他仍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这次“阵地”从经济战线转向了理论战线。
2014年8月，在孔丹的倡导下，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他亲自担任理事长，并为中信基金会制定了三条宗旨：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中信集团承担的不仅有国家赋予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也有政治责任。”孔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信基金会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
在他看来，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学派这个概念还存在不小的争议。在你看来，到底什么是中国学派？
孔丹：理解中国学派，有不同的角度。我们中信基金会曾组织不同领域的学者进行过研讨，大家根据各自的理解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学派这个概念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我们党用自己的实践总结出来的理论，在我看来就属于中国学派。
其实，中国学派早就存在，比如诸子百家。它就是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我想，这是中国学派建立的一个基础。
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系列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是这个时期中国学派的代表，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在哲学、政治、军事、经济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他也是中国学派的代表，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推动者。此后，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应该说都属于中国学派。
我特别想说的是，过去5年，我们国家砥砺前行。十九大在总结这5年成就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认为，这是中国学派的集大成，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引领者。
所以，我认为中国学派就是把各种人类文明放到一起，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
中国新闻周刊：中信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8月，在成立之初，就把“发展中国学派”作为发展的宗旨。作为一个企业的基金会，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虑？
孔丹：中信基金会虽然成立于2014年，实际上在2013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当时，十八大刚刚召开一年。社会上存在着不少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此起彼伏。我观察，其中很多都是照搬的西方思想和理论。
实践证明，中国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该摒弃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主义式的顶礼膜拜。中信集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窗口，不但承担着国家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也有政治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基金会，宗旨就是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我把它概括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知道，由于成长经历的缘故，你和不少中央领导人都有交集。外界有猜测说，中信基金会的成立与他们的授意有关，承担了中共舆论宣传的某种特殊使命，是这样吗？
孔丹：中信基金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批复同意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同时，它也是在中央对思想理论战线的统一要求推动下成立的。我们自称为“偏师”，是取毛泽东诗句“偏师借重黄公略”之意。
中国新闻周刊：能不能介绍下中信基金会成立这几年来，在推动中国学派方面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孔丹：中信基金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派发生，推动具有中国角度、中国视野、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理论作品诞生。我们认为，对此我们是有历史责任的。
实际上，在中信基金会成立之前，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比如胡鞍钢教授、王绍光教授、汪晖教授、潘维教授等等。这些学者都是出于自发的学术自觉，分散在不同单位，他们并没有用中国学派这个名称。
中信基金会成立以后，我们就希望把学术界这些零散的、健康的、代表中国发展方向的学术力量，能够通过中信基金会这个平台来加以推动。
为了凝聚这些学术力量，我们设立了咨询委员会，至今已经聘请了146位资深学者为咨询委员，他们来自40多个机构，平均年龄57岁;另外，中信基金会还成立了青年学会，吸纳了140多位青年学术骨干，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8岁，形成了具有年齡梯次结构的研究队伍结构。
这些学者可以在中信基金会这个平台上充分的沟通、交流。这几年，我们举办了70多场会议，平均每两周就举办一次，全力配合学者们的工作。我常说，我们充当的角色就是偏师。
此外，中信基金会还发挥窗口、渠道的作用，通过出版丛书、举办讲座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学派;同时，向有关部门报送我们基金会的研究报告。
中国新闻周刊：客观地讲，现在在学术界中国学派仍是少数派。你认为，建构中国学派目前主要的障碍有哪些？该如何克服？
孔丹：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认识论、方法论。具体讲，就是我们很多的学者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障碍。
建国后，中国一直在向其他国家学习，先是苏联，后来是日本，现在又转向欧美，认为它们是最先进的。不可否认，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有它们特有的经验，但这些经验都是在它们本国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如果生搬硬套，可能就会出现偏差，脱离实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局面的形成也是背离实事求是积累的结果，所以就会出现我前面谈到的各种乱象。这也导致多年来我们的实践都是走在前面，学术界的理论却落在后面。对此，学术界应该好好反思。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发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这对学术界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的理论必须跟上实践的发展，将来才有可能指导实践。因应新时代的呼唤，中国学派的发展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