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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新移民小说的女性写作，通过对女性婚恋生活的关注，揭示她们因性别身份所面临的种种伦理困境，以此建构新的现代性别话语。作家们充分调用自身的中国资源，一方面不断反思五四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话语实践；另一方面，她们也反抗西方女性主义将第三世界妇女看作单一客体形象的做法，从而维护自身作为历史过程真实主体的主体性。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 性别身份 伦理困境
在美国新移民小说的女性写作中，婚恋题材占有很大的比例，作家们或是通过跨国婚恋故事隐喻不同文化的遭遇与碰撞，进而思考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问题；或是以女性视角书写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所面对的文化差异是双重性的，她们和男性新移民一样，面对中西文化差异需要展开文化协商，以便重新定位自己的民族/族裔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她们还需面对中西方的性别文化差异，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产生困惑并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往往发现，无论是坚守原有的文化身份还是试图进行身份重构，她们都会陷入伦理困境之中：有的人因偏离中国性别文化规范而陷入自责与焦虑；有的人在借助美国文化重构自己性别身份时无意中落入东方主义陷阱；有的人则在个体自由伦理与性别文化规范之间被撕裂。作家们不仅再现了新移民女性性别身份问题的复杂性，其展开思考的角度也是相当多元的。
一、个体自由与家庭伦理
在新移民女性所面对的诸多伦理困境中，作家们尤为关注女性个体自由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女性与家庭的紧密关联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现代女性逐步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这种关联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推行一夫一妻制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当代性别文化，一方面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需求出发，社会和道德重要性的观点在性话题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科学地位”，从而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将女性束缚在家庭生活之中。正如艾华在对中国当代性话语的研究中发现，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是“含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性平等”，它要求“妻子支持丈夫的兴趣和满足他的要求这项义务，既是作为他的家庭事务的自我牺牲的管理者，也是他的道德指引者”a，在這一性别规范下，女性的自我价值与婚姻、家庭联系起来。20世纪80年代后，在诸多思潮的冲击下，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之后，中国女性对那种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性别平等进行了许多的批评与反抗，“很多女性……不再接受将性描述为一种互补功能和特征的和谐的平衡。……拒绝承认她们的性行为是被动的、缓慢和反应性的，这为女性性自主和性主观的观点提供了话语性空间。……反驳了认为‘女人’只有在与婚姻中的强壮男性联系起来时才是完整的这一观点” b。她们开始追求家庭之外的个体自我价值实现，并因此面对诸多困难与矛盾。这些困难与矛盾的形成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当代中国女性生活的外部环境仍旧为大男子主义倾向性别平等的主流话语所支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华人群体中，这一主流话语所构成的舆论环境和现实环境都敦促女性在个体自我实现与家庭义务之间选择后者，并在女性追求个体自我价值的道路上设下重重障碍。陈谦的《望断南飞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小说采取男性（丈夫）视角，展现了南雁在美国寻梦的过程，生动地再现了女性自我实现过程是如何紧密而深刻地与社会性别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小说从“梦想的价值”这一角度切入，南雁的梦想是成为艺术家，包括母亲丈夫在内的周围人则以“天赋”为借口否决了她的追求，迫使她成为她最厌恶的实验室研究员。他们之所以无视她的真实意愿，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研究员的身份符合科学家丈夫的需求，能够完成社会性别文化交予女性的辅助性的角色功能，而作为艺术家的南雁，她的目标只和她自身有关，同时这一目标的实现还要求她丈夫为家庭牺牲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她不再是一个辅助者。我们知道“梦想”是个体自我认知和选择的结果，“天赋”并非必要条件，母亲与丈夫对南雁梦想的否定，其实是对她个人性的否定。
小说叙事从丈夫济宁的视角展开，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与女性自由处境密切相关的男性的性别文化心态。济宁并未直接干涉南雁的追求，而是一再强调他不愿南雁因独立奋斗而受苦，他的成功也是“我们的”成功。表面上他用这种方式承认了南雁的付出，实际上却否定了南雁有自我实现和自我奋斗的必要。济宁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截断了南雁追求的可能性，这恰恰体现出新移民女性所面对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在性别平等已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女性不再被强制要求留在家里，社会与文化承认她们有自我实现的权利，然而在她们真正开始追求梦想时，社会则通过价值判断来排除那些不能发挥辅助性功能的梦想。正如小说中展示的，这种判断主要从家庭能否从女性自我实现中获取新的利益这一角度进行，一旦女性的梦想不能直接有效地帮助提高家庭的幸福感，她的自我实现就被认定是一种自私的、牺牲家庭的行为，离家出走的南雁也因此深陷负罪感带来的焦虑中。社会文化对女性自我实现的这种间接的阻碍远比直接禁止更为有效，它常常采取保护或劝诫的姿态，努力唤起女性对家庭的愧疚感，并在根本上否定其梦想的价值。
女性自我实现遭遇困难的内在原因，是她们往往难以真正摆脱主流话语的影响和规定。因为已经占据主要地位的性话语及其带来的习惯做法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标准，无论男女都成为这一标准的服从者，并有意无意地“通过陈述和自我陈述参与了它们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通过与在这一层面上的话语所提供的主题立场所进行的冲突和对其的投入得以实现的，同时又对消除这一话语的类别犹豫不决”c。《咸淡人生》（邵丹）通过一对好友的不同选择展示了这种心理挣扎的过程，柳欣放弃个人追求成为全职太太，在照顾家庭与新生儿的过程中筋疲力尽，小纯拒绝承担传统的女性角色转而追求事业，却在硅谷泡沫破裂时与丈夫同归于尽，她们代表了女性面对社会主流性话语时可能的两种选择：顺从或反抗。反抗者小纯失去了生命，顺从者柳欣则陷入虚无，两种选择都无法带来幸福。《诱人的红苹果》（霓芃）让事业成功的爱苓在愧疚中不断自问：她的“事业心”是否破坏了生活的幸福，因为追求事业使她不能照顾丈夫。一直推动她寻求自我实现的母亲也开始认为自己是错的。这对母女与《望断南飞雁》中因婚姻失败而忏悔自己太过“好强”的王镭，都认为个体价值的实现不足以弥补未能获得传统婚姻价值的缺陷，传统价值在人物的潜意识世界里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显然与主流性话语长期的渗透密切相关。即使是南雁那种坚定相信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也一样陷在家庭职责与个体选择背离的伦理困境中。为了不让梦想最终沦为退休后的业余爱好，她不得不离家出走，在理智上她明白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并在离家前安排好子女的生活，但在感情上她却不得不与身为母亲的愧疚斗争，风雪夜长途开车为孩子们送圣诞礼物的行为，不只是母爱的表现，同时也带有典型的过度补偿特征，是她对子女的负罪感的外在体现。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 性别身份 伦理困境
在美国新移民小说的女性写作中，婚恋题材占有很大的比例，作家们或是通过跨国婚恋故事隐喻不同文化的遭遇与碰撞，进而思考移民文化身份的建构问题；或是以女性视角书写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所面对的文化差异是双重性的，她们和男性新移民一样，面对中西文化差异需要展开文化协商，以便重新定位自己的民族/族裔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她们还需面对中西方的性别文化差异，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产生困惑并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往往发现，无论是坚守原有的文化身份还是试图进行身份重构，她们都会陷入伦理困境之中：有的人因偏离中国性别文化规范而陷入自责与焦虑；有的人在借助美国文化重构自己性别身份时无意中落入东方主义陷阱；有的人则在个体自由伦理与性别文化规范之间被撕裂。作家们不仅再现了新移民女性性别身份问题的复杂性，其展开思考的角度也是相当多元的。
一、个体自由与家庭伦理
在新移民女性所面对的诸多伦理困境中，作家们尤为关注女性个体自由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女性与家庭的紧密关联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现代女性逐步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这种关联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推行一夫一妻制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当代性别文化，一方面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需求出发，社会和道德重要性的观点在性话题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科学地位”，从而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将女性束缚在家庭生活之中。正如艾华在对中国当代性话语的研究中发现，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是“含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性平等”，它要求“妻子支持丈夫的兴趣和满足他的要求这项义务，既是作为他的家庭事务的自我牺牲的管理者，也是他的道德指引者”a，在這一性别规范下，女性的自我价值与婚姻、家庭联系起来。20世纪80年代后，在诸多思潮的冲击下，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传入之后，中国女性对那种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性别平等进行了许多的批评与反抗，“很多女性……不再接受将性描述为一种互补功能和特征的和谐的平衡。……拒绝承认她们的性行为是被动的、缓慢和反应性的，这为女性性自主和性主观的观点提供了话语性空间。……反驳了认为‘女人’只有在与婚姻中的强壮男性联系起来时才是完整的这一观点” b。她们开始追求家庭之外的个体自我价值实现，并因此面对诸多困难与矛盾。这些困难与矛盾的形成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当代中国女性生活的外部环境仍旧为大男子主义倾向性别平等的主流话语所支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华人群体中，这一主流话语所构成的舆论环境和现实环境都敦促女性在个体自我实现与家庭义务之间选择后者，并在女性追求个体自我价值的道路上设下重重障碍。陈谦的《望断南飞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小说采取男性（丈夫）视角，展现了南雁在美国寻梦的过程，生动地再现了女性自我实现过程是如何紧密而深刻地与社会性别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小说从“梦想的价值”这一角度切入，南雁的梦想是成为艺术家，包括母亲丈夫在内的周围人则以“天赋”为借口否决了她的追求，迫使她成为她最厌恶的实验室研究员。他们之所以无视她的真实意愿，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研究员的身份符合科学家丈夫的需求，能够完成社会性别文化交予女性的辅助性的角色功能，而作为艺术家的南雁，她的目标只和她自身有关，同时这一目标的实现还要求她丈夫为家庭牺牲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她不再是一个辅助者。我们知道“梦想”是个体自我认知和选择的结果，“天赋”并非必要条件，母亲与丈夫对南雁梦想的否定，其实是对她个人性的否定。
小说叙事从丈夫济宁的视角展开，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与女性自由处境密切相关的男性的性别文化心态。济宁并未直接干涉南雁的追求，而是一再强调他不愿南雁因独立奋斗而受苦，他的成功也是“我们的”成功。表面上他用这种方式承认了南雁的付出，实际上却否定了南雁有自我实现和自我奋斗的必要。济宁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截断了南雁追求的可能性，这恰恰体现出新移民女性所面对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在性别平等已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女性不再被强制要求留在家里，社会与文化承认她们有自我实现的权利，然而在她们真正开始追求梦想时，社会则通过价值判断来排除那些不能发挥辅助性功能的梦想。正如小说中展示的，这种判断主要从家庭能否从女性自我实现中获取新的利益这一角度进行，一旦女性的梦想不能直接有效地帮助提高家庭的幸福感，她的自我实现就被认定是一种自私的、牺牲家庭的行为，离家出走的南雁也因此深陷负罪感带来的焦虑中。社会文化对女性自我实现的这种间接的阻碍远比直接禁止更为有效，它常常采取保护或劝诫的姿态，努力唤起女性对家庭的愧疚感，并在根本上否定其梦想的价值。
女性自我实现遭遇困难的内在原因，是她们往往难以真正摆脱主流话语的影响和规定。因为已经占据主要地位的性话语及其带来的习惯做法形成了一种明确的标准，无论男女都成为这一标准的服从者，并有意无意地“通过陈述和自我陈述参与了它们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通过与在这一层面上的话语所提供的主题立场所进行的冲突和对其的投入得以实现的，同时又对消除这一话语的类别犹豫不决”c。《咸淡人生》（邵丹）通过一对好友的不同选择展示了这种心理挣扎的过程，柳欣放弃个人追求成为全职太太，在照顾家庭与新生儿的过程中筋疲力尽，小纯拒绝承担传统的女性角色转而追求事业，却在硅谷泡沫破裂时与丈夫同归于尽，她们代表了女性面对社会主流性话语时可能的两种选择：顺从或反抗。反抗者小纯失去了生命，顺从者柳欣则陷入虚无，两种选择都无法带来幸福。《诱人的红苹果》（霓芃）让事业成功的爱苓在愧疚中不断自问：她的“事业心”是否破坏了生活的幸福，因为追求事业使她不能照顾丈夫。一直推动她寻求自我实现的母亲也开始认为自己是错的。这对母女与《望断南飞雁》中因婚姻失败而忏悔自己太过“好强”的王镭，都认为个体价值的实现不足以弥补未能获得传统婚姻价值的缺陷，传统价值在人物的潜意识世界里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显然与主流性话语长期的渗透密切相关。即使是南雁那种坚定相信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也一样陷在家庭职责与个体选择背离的伦理困境中。为了不让梦想最终沦为退休后的业余爱好，她不得不离家出走，在理智上她明白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并在离家前安排好子女的生活，但在感情上她却不得不与身为母亲的愧疚斗争，风雪夜长途开车为孩子们送圣诞礼物的行为，不只是母爱的表现，同时也带有典型的过度补偿特征，是她对子女的负罪感的外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