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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些摄影师会在他人的镜头下感到拘谨，88岁的新华社老记者顾迈男长于采访但并不习惯被采访。“被采访时别紧张”，女儿特地给她发来一条温馨微信，这位做过整整30年采写工作的资深记者看了摊摊手，哈哈一笑。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顾迈男报道了中国科技界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她的笔下群星闪耀：陈景润、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朱光亚、叶笃正……无数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在其间。
不夸张地讲，顾迈男的新闻作品影响了几代国人对科学家的共同记忆：她是最早发现并关注陈景润的记者，是第一个走进核武器研究“禁区”报道邓稼先的记者，是被华罗庚夸奖为“研究华罗庚的专家”的记者，也是被中科院的工作人员评价“她是我们科学院的人”的记者……直到今天，中学生们还能从语文教科书里读到她写邓稼先和华罗庚的文字。
→ 20世纪80年代，顾迈男（左）在北京采访物理学家李政道。
现在，顾迈男每天仍忙于读书写作。像年轻时那样，她写稿还是手写，用的还是2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但她学会了怎么在微信里改稿子。
今年夏天，她应出版社邀约，将写过的一些科学界的大故事、科学家的小故事结集成册，这本叫《科学的春天》的小册子一经出版，不到一个月就2次加印，并被选入2019年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推荐书目。
“新闻稿的生命力往往很短，年轻时我就琢磨怎么能让稿子的生命力长些、耐看些。”顾迈男说，“如果我现在还年轻，我会继续深入采访那些为咱们国家做出贡献的大科学家，狠狠地去挖掘。采访这些人，一开始会很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
退休已20多年，提及采访，她依旧神采飞扬，“干记者，到现在我都没干够呢。”
“那之后，我更用心地做采访，每篇报道都翻来覆去地看，确实把力气都用上了，才交稿”
“青年时代的立志是很重要的。”多年以后，顾迈男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志向（或是梦想）确立以后，就应朝着志向（或梦想）奋斗，经过无数的挫折、失败、成功，最后圆了自己的梦。”
听上去是人所周知的大道理，但“记者顾迈男”的路的确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30岁出头，顾迈男才当上记者，那时，她已在新华社做了近10年事务性工作，先在发稿部门对照领导修改、审阅过的新闻稿改清样，又被调到社长办公室做机要秘书。
走上工作岗位没几年，顾迈男渴望去大学深造，但国家建设急需人才，有人劝她：“新华社就是所大学，何必非要坐在课堂里读书呢？”
在新华社，放弃了大学梦的顾迈男从经手的新闻稿和文件中学习，渐渐不再满足于安坐在办公室里管文件、听电话，她萌生出一个新的梦想：当记者。
1962年，顾迈男鼓起勇气，向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说出心愿，不久，她真得到一个去新华社国内部做科技报道的机会。
“穆之同志，到了国内部，我要是干不了可咋办呢？”她又喜又忧地问。
“哎，干不了就回来吧。”
当时，正值我国科技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个科技远景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我国逐步建成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科研队伍。
顺应时代潮流，新华社也加强了科技报道的力量，顾迈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记者工作。
一名毫无采写经验、蹲了近10年办公室的机要秘书能当好记者吗？可以想见，人们对此会产生的种种议论。
“我听了反而更坚定了信心，决定迎难而上。”顾迈男说。
她日复一日地泡在北京三里河（中科院和国家科技委员会所在地）和西郊的中关村（中科院所属各研究所所在地），她管这些地方叫“我的领地”。
1962年夏，顾迈男走进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跟随正在研究治理东亚飞蝗的中国生态学奠基人马世骏参观实验室。看着玻璃器皿中的大小蝗虫，听着研究者们对中国蝗灾历史和灭蝗经历的介绍，她将所见所闻写成职业生涯中的第一篇重要稿件：《揭开蝗虫生活之谜》。
1962年7月12日，这篇通讯被《人民日报》刊发于2版头条，此后，有人戏言，顾迈男当记者是从“蝗虫起家”的。
首战告捷，顾迈男却没有太多高兴。此前，她将这篇通讯的初稿交给一位“严厉的伯乐”、她在国内部的领导方言，对方在仔细修改后，把稿件当着全体编辑的面甩给她：“你叫编辑给你当校对，你连标点符号都不会标，还当什么记者？”
“我接过稿子一看，不禁羞愧难当。”在人们的目光里，顾迈男窘迫难安。
“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到原单位做轻松的工作；再是知难而进，不退缩。我该怎么办？我选择后者。那之后，我更用心地做采访，每篇报道都翻来覆去地看，确实把力气都用上了，才交稿。”
1963年，顾迈男到河南新乡的农民家里住了半个月，采访在那里改良盐碱地的土壤学专家王守纯。
结束采写后，一个早晨，她走进编辑部，正在扫地的方言看见她就露出笑脸，拿手里的扫帚轻打了她一下，“小顾，今天《人民日报》在社论的位置登了你的通讯！看来过去是让你屈才了！”
原來，她写王守纯成功改良盐碱地的报道被《人民日报》刊发在头版头条，相关通讯《盐碱地上好庄稼》配发于报道下方、通常是刊登社论的位置。
从被质疑到被认可，顾迈男迎难而上，迈过了记者生涯里最初的难关。
此后数年，她采访过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地质学家李四光、建筑学家梁思成、气象学家竺可桢等著名科学界人士，写下《蓝田猿人化石出土记》《毛主席和科学家》等报道。 “刚入行，采访的都是些科学大家，会不会很有压力？”
“我不害怕，我是记者，这是我的工作。”顾迈男说，忐忑与紧张是难免的，但她每次都决定“做只勇敢的小鸭子，上架了”！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还有这样不管不顾做科研、给国家做贡献的人，我心想，不管怎样，要为他写点东西”
“文革”中的一天，顾迈男去中科院参加报告会。会上，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武衡在发言时提了一句：“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这个人是谁？”顾迈男立刻向身旁一位中科院局长打听。
“哦，他叫陈景润，快死啦，是个怪人。”
“我心想，这年头还能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又快死了，还是个怪人，这人一定非同寻常，我要采访他。”顾迈男回忆。
那是1973年春，她已连续多年没遇到一个这样想去采写的选题。1966年夏，她到北京大学采访，看见学校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中关村的研究所、实验室里也一片凋敝。
“完蛋了，写不出像样的稿子，一片混乱你写什么啊？每次采访回来都心灰意冷，我干了30多年记者，其中长达10年没什么可写，我那时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呢？”
听说陈景润其人后，第二天一早，顾迈男就跑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接待她的负责人说：“这个人生命力很强，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但他现在还活着，他搞的那些研究也不为生产服务，我们都懒得管他……”
就在这时，陈景润迎面走了过来。
顾迈男记得，陈景润戴着蓝棉布的鸭舌帽，架着副近视眼镜，穿一身厚厚的棉裤棉袄，脸上笑嘻嘻的，不停地边点头边说“谢谢，谢谢”。
之后几天，顾迈男一直在数学研究所采访，“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还有这样不管不顾做科研、给国家做贡献的人，我心想，不管怎样，要为他写点东西”。
她很快写成两篇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和《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呼吁有关部门关注陈景润，给他治病。
这两篇稿件和她后来采写的关于陈景润的十几万字报道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陈景润被送到医院治病，命运也由此转折。
1978年初，徐迟创作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陈景润”的名字家喻户晓，激发了包括搜狐创办者张朝阳在内的一代年轻人对科技的热情和对科学家的向往。
同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受邀出席的陈景润坐上主席台，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只不过是攀上了科学的一个小山包，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新华社记者对我的帮助。”
顾迈男全程亲历、报道了这次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意义深远的盛会。
她听到邓小平在开幕式讲话中，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也听到闭幕式上，由播音员宣读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在知识分子们欢欣雀跃、科技工作全面复苏的这个春天，顾迈男与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傅军连续数晚来到中关村采访，发现这片黯淡多年的土地重新亮起灿若繁星的灯火，那是各研究所、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们在挑灯夜战，日以继夜地弥补被迫虚掷的时光，他们就此写出长篇通讯《中关村的灯火》。
祖国的命运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日后，有人问过顾迈男，她做记者的黄金时代是在哪个阶段？顾迈男回答，在迎来科学的春天后。
“你问我这些科学家身上，什么东西最动人？他们为国效力的精神最打动我”
1985年，顾迈男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采访，闲谈间，有负责人跟她分享了一则“趣闻”：物理学家杨振宁来访时，曾問一个北京大学核物理系的学生听没听说过邓稼先，对方答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杨振宁大为惊异，说邓稼先为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中国学习核物理的大学生竟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顾迈男丝毫不觉得有趣，只感到不是滋味，她觉得杨振宁批评的不是那个大学生，而是她这样做科技报道的记者。
“邓稼先到底是什么人？杨振宁为什么这么关心他？我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
几经周折，顾迈男在核工业部打听到了邓稼先，她发现要想让这个人从不为人知到广为人知殊为不易：他工作的领域涉及国防机密，且参与研制“两弹”的科学家那么多，单独抽出一个人来宣传，行得通吗？
“仔细想过后，我还是决定知难而进。”顾迈男说。
当时核工业部的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带着她去拜访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朱光亚，说明情况。谈到能否报道邓稼先，李鹰翔说：“邓稼先病得很厉害，先报道他，等以后再报道其他的科学家……”
“新华社是个金牌子，他们大概也了解我算是个资深记者，几十年来稿子里没出过差错。”就这样，顾迈男拿到了采访邓稼先的通行证。
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她初次见到刚做完手术的邓稼先，之后，又前往邓稼先工作的“九院”，即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深入采访。
1986年夏，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了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轰动一时。
“我写着写着就哭了，到现在看这篇文章心里还是特别难受。”顾迈男说。
她讲起邓稼先和母亲的诀别，这个隐姓埋名的“失踪”的儿子，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秋天回到北京，在已经不能说话的母亲病床前挥动手里的报纸：“成功了，成功了！”而他的母亲至死都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还有1985年的国庆节，住院近3个月的邓稼先带着警卫员偷偷溜出医院，他们先去了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邓稼先在那里看了一个多小时技术书籍，还给警卫员买了本英语书。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顾迈男报道了中国科技界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她的笔下群星闪耀：陈景润、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朱光亚、叶笃正……无数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在其间。
不夸张地讲，顾迈男的新闻作品影响了几代国人对科学家的共同记忆：她是最早发现并关注陈景润的记者，是第一个走进核武器研究“禁区”报道邓稼先的记者，是被华罗庚夸奖为“研究华罗庚的专家”的记者，也是被中科院的工作人员评价“她是我们科学院的人”的记者……直到今天，中学生们还能从语文教科书里读到她写邓稼先和华罗庚的文字。
现在，顾迈男每天仍忙于读书写作。像年轻时那样，她写稿还是手写，用的还是2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但她学会了怎么在微信里改稿子。
今年夏天，她应出版社邀约，将写过的一些科学界的大故事、科学家的小故事结集成册，这本叫《科学的春天》的小册子一经出版，不到一个月就2次加印，并被选入2019年广东省中小学“暑假读一本好书”推荐书目。
“新闻稿的生命力往往很短，年轻时我就琢磨怎么能让稿子的生命力长些、耐看些。”顾迈男说，“如果我现在还年轻，我会继续深入采访那些为咱们国家做出贡献的大科学家，狠狠地去挖掘。采访这些人，一开始会很难，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
退休已20多年，提及采访，她依旧神采飞扬，“干记者，到现在我都没干够呢。”
从机要秘书到科技记者
“那之后，我更用心地做采访，每篇报道都翻来覆去地看，确实把力气都用上了，才交稿”
“青年时代的立志是很重要的。”多年以后，顾迈男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志向（或是梦想）确立以后，就应朝着志向（或梦想）奋斗，经过无数的挫折、失败、成功，最后圆了自己的梦。”
听上去是人所周知的大道理，但“记者顾迈男”的路的确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30岁出头，顾迈男才当上记者，那时，她已在新华社做了近10年事务性工作，先在发稿部门对照领导修改、审阅过的新闻稿改清样，又被调到社长办公室做机要秘书。
走上工作岗位没几年，顾迈男渴望去大学深造，但国家建设急需人才，有人劝她：“新华社就是所大学，何必非要坐在课堂里读书呢？”
在新华社，放弃了大学梦的顾迈男从经手的新闻稿和文件中学习，渐渐不再满足于安坐在办公室里管文件、听电话，她萌生出一个新的梦想：当记者。
1962年，顾迈男鼓起勇气，向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说出心愿，不久，她真得到一个去新华社国内部做科技报道的机会。
“穆之同志，到了国内部，我要是干不了可咋办呢？”她又喜又忧地问。
“哎，干不了就回来吧。”
当时，正值我国科技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个科技远景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我国逐步建成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科研队伍。
顺应时代潮流，新华社也加强了科技报道的力量，顾迈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记者工作。
一名毫无采写经验、蹲了近10年办公室的机要秘书能当好记者吗？可以想见，人们对此会产生的种种议论。
“我听了反而更坚定了信心，决定迎难而上。”顾迈男说。
她日复一日地泡在北京三里河（中科院和国家科技委员会所在地）和西郊的中关村（中科院所属各研究所所在地），她管这些地方叫“我的领地”。
1962年夏，顾迈男走进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跟随正在研究治理东亚飞蝗的中国生态学奠基人马世骏参观实验室。看着玻璃器皿中的大小蝗虫，听着研究者们对中国蝗灾历史和灭蝗经历的介绍，她将所见所闻写成职业生涯中的第一篇重要稿件：《揭开蝗虫生活之谜》。
1962年7月12日，这篇通讯被《人民日报》刊发于2版头条，此后，有人戏言，顾迈男当记者是从“蝗虫起家”的。
首战告捷，顾迈男却没有太多高兴。此前，她将这篇通讯的初稿交给一位“严厉的伯乐”、她在国内部的领导方言，对方在仔细修改后，把稿件当着全体编辑的面甩给她：“你叫编辑给你当校对，你连标点符号都不会标，还当什么记者？”
“我接过稿子一看，不禁羞愧难当。”在人们的目光里，顾迈男窘迫难安。
“我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到原单位做轻松的工作；再是知难而进，不退缩。我该怎么办？我选择后者。那之后，我更用心地做采访，每篇报道都翻来覆去地看，确实把力气都用上了，才交稿。”
1963年，顾迈男到河南新乡的农民家里住了半个月，采访在那里改良盐碱地的土壤学专家王守纯。
结束采写后，一个早晨，她走进编辑部，正在扫地的方言看见她就露出笑脸，拿手里的扫帚轻打了她一下，“小顾，今天《人民日报》在社论的位置登了你的通讯！看来过去是让你屈才了！”
原來，她写王守纯成功改良盐碱地的报道被《人民日报》刊发在头版头条，相关通讯《盐碱地上好庄稼》配发于报道下方、通常是刊登社论的位置。
从被质疑到被认可，顾迈男迎难而上，迈过了记者生涯里最初的难关。
此后数年，她采访过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地质学家李四光、建筑学家梁思成、气象学家竺可桢等著名科学界人士，写下《蓝田猿人化石出土记》《毛主席和科学家》等报道。 “刚入行，采访的都是些科学大家，会不会很有压力？”
“我不害怕，我是记者，这是我的工作。”顾迈男说，忐忑与紧张是难免的，但她每次都决定“做只勇敢的小鸭子，上架了”！
发现陈景润和“科学的春天”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还有这样不管不顾做科研、给国家做贡献的人，我心想，不管怎样，要为他写点东西”
“文革”中的一天，顾迈男去中科院参加报告会。会上，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武衡在发言时提了一句：“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这个人是谁？”顾迈男立刻向身旁一位中科院局长打听。
“哦，他叫陈景润，快死啦，是个怪人。”
“我心想，这年头还能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又快死了，还是个怪人，这人一定非同寻常，我要采访他。”顾迈男回忆。
那是1973年春，她已连续多年没遇到一个这样想去采写的选题。1966年夏，她到北京大学采访，看见学校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中关村的研究所、实验室里也一片凋敝。
“完蛋了，写不出像样的稿子，一片混乱你写什么啊？每次采访回来都心灰意冷，我干了30多年记者，其中长达10年没什么可写，我那时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呢？”
听说陈景润其人后，第二天一早，顾迈男就跑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
接待她的负责人说：“这个人生命力很强，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但他现在还活着，他搞的那些研究也不为生产服务，我们都懒得管他……”
就在这时，陈景润迎面走了过来。
顾迈男记得，陈景润戴着蓝棉布的鸭舌帽，架着副近视眼镜，穿一身厚厚的棉裤棉袄，脸上笑嘻嘻的，不停地边点头边说“谢谢，谢谢”。
之后几天，顾迈男一直在数学研究所采访，“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还有这样不管不顾做科研、给国家做贡献的人，我心想，不管怎样，要为他写点东西”。
她很快写成两篇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和《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呼吁有关部门关注陈景润，给他治病。
这两篇稿件和她后来采写的关于陈景润的十几万字报道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陈景润被送到医院治病，命运也由此转折。
1978年初，徐迟创作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陈景润”的名字家喻户晓，激发了包括搜狐创办者张朝阳在内的一代年轻人对科技的热情和对科学家的向往。
同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受邀出席的陈景润坐上主席台，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只不过是攀上了科学的一个小山包，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新华社记者对我的帮助。”
顾迈男全程亲历、报道了这次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意义深远的盛会。
她听到邓小平在开幕式讲话中，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也听到闭幕式上，由播音员宣读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在知识分子们欢欣雀跃、科技工作全面复苏的这个春天，顾迈男与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傅军连续数晚来到中关村采访，发现这片黯淡多年的土地重新亮起灿若繁星的灯火，那是各研究所、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们在挑灯夜战，日以继夜地弥补被迫虚掷的时光，他们就此写出长篇通讯《中关村的灯火》。
祖国的命运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日后，有人问过顾迈男，她做记者的黄金时代是在哪个阶段？顾迈男回答，在迎来科学的春天后。
多为科学家“立传”
“你问我这些科学家身上，什么东西最动人？他们为国效力的精神最打动我”
1985年，顾迈男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采访，闲谈间，有负责人跟她分享了一则“趣闻”：物理学家杨振宁来访时，曾問一个北京大学核物理系的学生听没听说过邓稼先，对方答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杨振宁大为惊异，说邓稼先为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中国学习核物理的大学生竟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顾迈男丝毫不觉得有趣，只感到不是滋味，她觉得杨振宁批评的不是那个大学生，而是她这样做科技报道的记者。
“邓稼先到底是什么人？杨振宁为什么这么关心他？我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
几经周折，顾迈男在核工业部打听到了邓稼先，她发现要想让这个人从不为人知到广为人知殊为不易：他工作的领域涉及国防机密，且参与研制“两弹”的科学家那么多，单独抽出一个人来宣传，行得通吗？
“仔细想过后，我还是决定知难而进。”顾迈男说。
当时核工业部的办公厅主任李鹰翔带着她去拜访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朱光亚，说明情况。谈到能否报道邓稼先，李鹰翔说：“邓稼先病得很厉害，先报道他，等以后再报道其他的科学家……”
“新华社是个金牌子，他们大概也了解我算是个资深记者，几十年来稿子里没出过差错。”就这样，顾迈男拿到了采访邓稼先的通行证。
在医院的重症病房里，她初次见到刚做完手术的邓稼先，之后，又前往邓稼先工作的“九院”，即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深入采访。
1986年夏，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了通讯《“两弹元勋”邓稼先》，轰动一时。
“我写着写着就哭了，到现在看这篇文章心里还是特别难受。”顾迈男说。
她讲起邓稼先和母亲的诀别，这个隐姓埋名的“失踪”的儿子，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秋天回到北京，在已经不能说话的母亲病床前挥动手里的报纸：“成功了，成功了！”而他的母亲至死都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还有1985年的国庆节，住院近3个月的邓稼先带着警卫员偷偷溜出医院，他们先去了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邓稼先在那里看了一个多小时技术书籍，还给警卫员买了本英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