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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采访途中获悉，当地农村一名13岁智障女童被同村的两名老年男性多次性侵。事情暴露时，女孩已有5个月身孕。当地检察机关指控，自2019年始，两个老人在明知女童患有精神障碍的情况下，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致其怀孕，其中一名老人还患有艾滋病。
联想到此前的鲍毓明性侵养女事件、新城控股集团原董事长猥亵儿童案、韩国“N号房”事件……未成年人被性侵害事件正在频繁发生。一份来自女童保护基金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数为301起，受害人数超过800人。
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问题，国家及相关部门已出台多种政策法规。比如，全国人大去年审议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明确国家监护制度并细化了中止和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各地也作出积极探索，如杭州市十个部门会签的《关于建立未成年人“三不宜”行为处置制度的意见》，所谓“三不宜”，是指未成年人进入不宜场所、从事不宜职业、开展不宜活动。当地成立了联合管理小组对“三不宜”所涉管理内容进行定期检查、接受举报线索等，发现问题后有针对性地教育、规范和处罚。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侵害的社会机制已逐步建立，但类似事件依旧频繁出现，挑动着公众的神经，让人不得不质问：“为何防不胜防？”
质问的背后，凸显出性侵未成年人案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健全、社会上“谈性色变”的传统观念、案发场所的隐秘性等因素，性侵事件较难被发现，即使家长发现问题，后续在犯罪认定上也存在调查难、取证难、指控难等问题。此外，近年来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也时有发生，这类案件更具隐蔽性，更难被发现。
如何防止未成年人被性侵？社会各界所呼吁的提高性同意年龄固然可以提高违法成本，震慑犯罪分子，保护部分未成年人不被所谓的“自愿性行为”伤害，但如果是文章开头的情况，在一些法治观念淡薄的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尤其是智力发育不健全的儿童又该如何避免被性侵害？
首先还是要健全未成年人防性侵机制，更多地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尤其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由相关部门牵头承担临时或者长期监护职责，进行一对一照料。同时，学校、村委会、亲友也要积极配合，共同织密防性侵安全网。
除了外部要扎牢篱笆，也要帮助未成年人进一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有调查显示，在3416名13到17岁未成年人中，有近14%的未成年人对自己是否遭受过性侵害表示“不知道”，说明我国性教育工作依旧薄弱。
在实践中，性教育方面的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缺少教学经验，也没有合适的教材。曾被誉为“中国最好的一套性教材”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也因部分家长质疑其“不健康”被暂停使用。
可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必须抛弃视“性”为洪水猛兽的陈旧观念，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课程体系，进行常态化教学，不断拓宽儿童防性侵教育覆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