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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亦称为研，在文房四宝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宋代苏易简《文房四谱》中提到“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索取，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古代曾有“以文为业砚为田”的说法，更多的文人墨客视砚台为知已好友，形影不离，并赋诗赞咏。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就在其《砚山行》中赞誉歙砚“不轻不燥稟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曰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
砚台因其质地坚固，传百世而不朽，集书法、绘畫、雕刻艺术为一体，被历代文人作为珍玩藏品之选。砚台的材料丰富多样，除端石、歙砚、洮河石、澄泥石、红丝石、砣矶石、菊花石外，还有玉砚、瓦砚、漆沙砚、铁砚、瓷砚等，共几十种。
从唐代起，广东端溪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南部的洮砚和青州黑山的红丝石砚被并称为“四大名砚”。宋代河南洛阳的澄泥砚兴起，取代红丝石砚入围四大名砚。事实上，中国古砚品种繁多，远不止于此，如松花石砚、漆砂砚等，在砚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青岛市博物馆藏砚百余方，虽数目不多，但其中不乏精品。现择佳者几件与大家共赏：
清阮元铭姊妹端砚（图1），长22.5、宽15.5、厚2厘米。两方姊妹端砚石质细腻滑润，色泽青紫，均呈长方形，兼具鸲鹆眼、鱼脑冻、火捺等石品。砚背浅浮雕云纹，质佳雕精，层次分明，堪称端砚精品，砚中之宝。内砚两木盒为紫檀，盒上方中央各镶嵌一块圆形镂雕明代白玉片，通体嵌银丝。两木盒外又套装一个极为精细的大红木盒，通体镶嵌21块明清玉片，在玉片之间穿插镶嵌孔雀石和玛瑙石，还有嵌螺钿的花革鸟虫，楼台殿阁，可谓富丽堂皇，精美绝伦。
一方砚两侧刻有冯敏昌行书铭文“砚之绝佳者，以西洞老坑者为最，而石之矜贵者，以鹆眼、鱼冻又为最，奇异之挺生，英华之积累，不涸墨，不损毫，出其类拔其萃，钟所爱喜珍藏癖所好斯能聚。”左下方落有“嘉庆己未清和月钦州鱼山冯敏昌识’。砚盒面刻有“神曜鹆睛，冻滋鱼脑，几席之珍，文房所宝。”上方落“道光壬午冬月”，下方落“阮伯元氏题”。另一方砚的右侧刻有“鹆眼间或有逊，此真睛炯炯碧绿天成，鱼脑未尝无亚，此冻玉莹莹，朗润纯净，供人玩好，即拟连城之价，万户之封而莫之或胜。”下方落“翰山铭”，左侧刻有“此砚为鱼山师所藏，尝把玩不置，今师已归道山，敬跋数语，以希手泽之犹存云。”下方落“道光辛巳定安张岳崧谨志”。砚盒面刻有“以笔为耕，以墨为稼，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上方落“道光壬午冬月”。下方落“扬州阮元铭”。
砚铭中涉及清代三位人物：冯敏昌（1747-1806），字伯求，号鱼山，广东钦州人（今为广西钦州）。清乾嘉时期誉满两广的金石学家、书法家和诗人。书法与黎简、吴荣光、张岳松并称“粵东四家”，备受推崇。曾在广东粵秀、越华等书院执掌教鞭数年。嘉庆辛酉年（1801）张岳崧入广东粤秀书院读书，与当时书院主讲冯敏昌同登广州镇海楼，赋诗《立秋曰登镇海楼》，深受其赏识，礼遇有加，二人为师徒关系。张岳崧（1773-1842），字翰山，又字子骏、澥山，号觉庵、指山。广东定安人（今海南省定安县），清代知名的书画家，官至湖北布政使。1818年张岳崧被革职后，次年离京一路南下，1820年来到广州，受两广总督阮元赏识至请，主讲粵秀书院。或在此时，张岳崧与阮元结缘。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清嘉道年间名臣。清代金石学的开创性人物，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从历史脉络可见，三位为官清廉的贤吏渊源颇深，互相赏识，交往甚密。由砚铭可知，该姊妹端砚原为冯敏昌所珍藏，其去世后，弟子张岳崧为砚题铭缅怀先师，或请阮元为其题铭，此砚佐证了古代良吏文人间密切交往的故事，铭记了一段师徒间的浓浓深情。
清金农铭抄手端砚（图2），长18.9、宽11.8、厚8.5厘米。这方清代抄手砚，色泽青绿，石质坚润细腻，砚体厚重大气。据传抄手砚为苏东坡设计，砚背面雕成箕形，可供手插入，既古朴大方，又减轻了重量，置之案首，端重典雅，后人也把抄手砚称为东坡砚。砚身左侧刻有金农漆书题铭“松吐烟磨，有余水一滴，玉蟾蜍七峰青，草堂上对写之，目无恙，巢林嘱金农。”下刻一长方铭款“吉金”，右刻“七峰草堂藏”，下方铭“近人”“西洞神品”。“七峰草堂”为汪士慎堂名，“巢林”即汪士慎。从铭文看，此方砚台为汪士慎所藏，请金农题铭。汪士慎和金农同为扬州八怪书画家，此方砚台也铭记了他们之间的交往。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博学多才，嗜奇好学，工于诗文书法，诗文古奥奇特，精鉴别，善制砚制墨，好刻砚铭。书法创扁笔书体，兼有楷、隶体势，时称“漆书”。其画造型奇古，善用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尤工画梅。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号巢林、溪东外史等，安徽休宁人，寓居扬州。“扬州八怪”之一。善工绘画书法，所画水仙、梅花清妙独绝。好金石篆刻，与张潜乙、金筋齐名。善隶书，著有《巢林集》。
清高凤翰刻铭随形端砚（图3），长14、宽9、厚3厘米。砚身呈不规则形，老坑端石质，质坚细润，砚材厚实，造型朴雅。砚池一侧较浅，隐约残有墨迹。砚身另一侧铭刻“墨池”及“乾隆戊午荷月愚道人制”12字行书。砚背侧有行书铭“亦柔亦坚亦方亦圆亦朴亦妍亦人亦天。南阜铭，芸亭书，启翼刻，丁卯。”道出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文人“物我合一”的精神追求与思想情怀。从铭文看，此砚应为愚道人乾隆戊午荷月（1738年6月）制，后或为南阜所得。
“南阜”为清代书画家、篆刻家高凤翰。高凤翰（1683-1749），又名翰，字西园，号南阜，又号南村、云阜等。山东胶县城南三里河村人。工书、画，作品苍劲老辣，为“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富收藏，精鉴别，尤嗜砚，藏砚千余方，则佳者，自铭手镌，著有《砚史》四卷，收入砚台165方，拓砚图112幅。“芸亭’即郭伟绩，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书法家、篆刻家。郭伟绩字熙虞，号芸亭，山东潍县人。工篆隶，精篆刻，与高凤翰同师篆刻名家张在辛。晚年留意医学，济人医药，著有《印章初学须知》。“启翼”为郭启翼（1731-1803），为郭伟绩侄，字凤举，号莲溪，山东潍县人。喜吟咏，工篆刻，擅诗文，好制印。著有《松雪堂印萃》《代摹印萃》十二卷等。砚上留有高凤翰、郭芸亭、郭启翼的题铭镌刻，记录了历史上这几位山东文人间的交往。 明林佶铭端砚（图4），长12、宽11.5、厚2厘米。随形砚，呈不规则形，老坑端溪石质，色泽青紫，质地润泽。砚面上方雕有流云，利用石材天然形状雕琢大石眼与小石眼，象征太阳与月亮“曰月同辉”，雕工自然，线条流畅。砚背镌刻隶书铭文“观公制与肃公，意可知矣，夫凤凰池上，丝纶克攘，奕叶家声，亦犹兹杰出端州者哉。”落款“林佶”，后有“吉人之辞’篆书长方形印，题铭右上方刻有篆书“翰香”橢圆印。砚侧刻行草铭“数峰青霭，气乃挂云边，余于斯理会矣，任’。
林佶（1660-1722），字佶人，号鹿原，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工诗文，通书法，精小楷，好篆刻。既是藏书家、书法家、篆刻家，也是一位藏砚家.著有《朴学斋集》《朴学斋小记》等传世。平生嗜书成癖，藏书楼名“朴学斋’，所藏书多印有“长林”“佶之”“吉人之辞”“臣佶之印”等朱文印。
明李廷机铭蜘蛛纹歙砚（图5），长13.2、宽9.7、厚1.5厘米。随形砚，近椭圓形，色泽青绿，砚面细滑，砚体较薄，墨池微凹，内雕刻喜蛛一只，生动精美，取其“喜从天降”吉意。砚背有明代李廷机行草铭文“其性润，其质坚，不耕而获是良田，伴我读伴我眠。画蚓塗鸦不我嫌，可作金石契，可结翰墨缘。万历癸未，李廷机，谨志。”后刻方印“九我”。砚红木盒盖刻篆书铭文“东武刘燕庭氏珍藏蕉叶白砚”。“蕉叶白”为砚花色斑纹之一，简称蕉白。《砚书》中赞“蕉叶白浑成一片，嫩净如柔肌，如凝脂，温而泽，沉而密，注视之，深深然，隐隐然，如见其里，惟水巖为然。”它的形状像蕉叶初展一片娇嫩，含露欲滴，浑成一片，常常白中略带青黄，常同火捺、青花混杂在一起。
从砚铭可知，该歙砚原为李廷机藏砚，后为刘燕庭珍藏。李廷机（1542-1616），字尔张，号九我，晋江新门外浮桥（今属鲤城区）人。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刘燕庭既刘喜海（1793-1853），字燕庭，山东诸城人，清嘉咸年间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善鉴赏金石，著有《海东金石苑补遗》《古泉汇考》《三巴金石苑》。
歙砚取料于江西婺源县龙尾山一带溪涧中，因此又称之为龙尾砚。其石坚润，抚之如肌。自唐以来，一直保持其名砚地位。歙砚“扣之似金声，摸之若柔肤”，享有“孩儿面”之称，具有“千年宿墨一涤为莹”的美德。宋代大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评价“砚之美，在润而发墨，然两者相害，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者必退墨，二德难兼，唯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二德柜兼。”
清随形红丝石砚（图6），径12.5厘米。砚呈自然随形，轻薄小巧，古雅可爱，石质细腻，色泽橙黄，布满红丝，呈飘动纹理。砚侧有篆书铭文“古红丝石研”，笔画苍古敦朴。砚底有行书铭文“丝纶文章，一峰”。唐白居易有诗云“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丝纶文章”或取其典故。铭文结字撇、捺及主橫画夸张而伸长，字体端雅舒展、秀劲飘逸，格调清朗，赏心悦目，有黄公望行书风貌，这方红丝石砚台或为其题铭也。
红丝砚发端于唐，兴盛于宋。宋代制砚、藏砚名家唐彦猷将红丝砚列为诸多名砚之首，言“凡自红丝以下，可为砚者共十五品，而石之品十有一：青州红丝石一，端州斧柯石二，歙州婺源石三，归州大沱石四……”在其《砚录》里载“红丝石华缛密致，皆极其妍，既加镌凿，其声清悦。其质之华泽，殊非耳目之所闻见，以墨试之，其异于他石者有三：渍水有液出，手拭如膏一也;常有膏润浮泛，墨色相凝如漆二也;匣中有如雨露三也;自得此石，端歙诸砚皆置于衍中不复视矣。”唐彦猷的评价非个例，同时期的苏易简在《文房四谱》评价红丝石砚“天下之砚四十余品，以青廾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余皆中下。”因红丝石矿储量极少，开采困难，所以一方好的红丝砚格外珍贵。
清康熙御铭松花石砚（图7），长16、宽10.6、厚1.5厘米。砚呈长方形，色淡绿，石质温润，且有横纹。砚缘微起，砚堂平阔，桃形墨池，雕工精巧，墨池两侧分刻“九”“重”二篆字。砚背微凹，镌刻清圣祖康熙皇帝楷书御铭“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后刻“体元主人”龙虎肖形圆印和“万几余暇”方印各一方。题铭书体具帖学法度，文雅清丽又不失洒脱，是康熙书法的特点。
松花石砚以松花石为原料雕制而成，松花石又名松花玉，产于中国东北长白山地区。松花石砚质坚而细腻，发墨不损豪，陈元龙在《格致镜原》中称“松花石砚温润如玉，绀绿无瑕，质坚而细，色嫩而纯，滑不拒墨，涩不滞笔，能使松烟浮艳，毫款增辉。昔人所称砚之神妙无不兼备，洵足超轶千古。”东北乃清廷“龙兴之地”，因而松花石砚备受清帝推崇，并被康熙皇帝封为“御砚”，尤其在康雍乾三朝，松花石砚为宮廷御用珍赏，偶赐臣子，极为珍贵。
清雍正青花云鹤纹瓷砚（图8），直径23、高3.5厘米。砚为圆形实腹，砚面下凹未上釉残留斑斑墨迹，刮削出同心弦纹，使用痕迹明显。砚面周围为一圈凹槽式砚池，砚池内绘火珠龙纹，外壁绘云鹤纹。《淮南子·说林训》载“鹤寿千岁，以报其游”，古人视鹤为一等文禽，寓意忠贞清正，品德高尚。鹤纹间以云纹，寓意吉祥，象征“一品高升”，也有延年益寿之意。该砚釉面莹润，白中微微闪青，青花发色艳丽，胎白质坚，所绘纹饰布局清朗，线条流畅，具有雍正朝风格。砚底有青花款“石著墨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汙白。”据《大戴礼记》载，此铭原刻于西周太公金匮砚上，意为“以砚磨墨，可得黑色的墨汁，但邪恶诽谤之徒，却不能侮辱清白之人。”借石墨引申至行事为人的道理，警醒世人。此砚造型规整，画工精细，款识文雅，集精、巧、雅于一体，体现了文人高雅的追求与情怀。
陶瓷砚台按质地分为陶砚与瓷砚，陶砚流行于汉至三国时期，瓷砚兴盛于三国至五代时期，经历了宋元时期的低潮，在明清时期科举制的推行与汉文化的兴起中，对瓷质砚台的需求大大增多，促使其达到了一个高峰。瓷砚较石砚来讲，装饰性更强，艺术价值不容小觑，在砚台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之焕发新的光彩。
“武士爱剑，文人爱砚”，文人喜砚，喜的是砚台背后的文化内涵。一方质佳工细的古砚，已令人赏心悦目，再由名家递次收藏，或由名家题铭镌刻，又为古砚增添了文化底蕴与历史信息，愈发身价倍增，正所谓“砚贵有铭”。通过古砚与砚铭去寻觅、感受它所表达的故事，最为动人。
（责任编辑：李红娟）
砚台因其质地坚固，传百世而不朽，集书法、绘畫、雕刻艺术为一体，被历代文人作为珍玩藏品之选。砚台的材料丰富多样，除端石、歙砚、洮河石、澄泥石、红丝石、砣矶石、菊花石外，还有玉砚、瓦砚、漆沙砚、铁砚、瓷砚等，共几十种。
从唐代起，广东端溪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南部的洮砚和青州黑山的红丝石砚被并称为“四大名砚”。宋代河南洛阳的澄泥砚兴起，取代红丝石砚入围四大名砚。事实上，中国古砚品种繁多，远不止于此，如松花石砚、漆砂砚等，在砚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青岛市博物馆藏砚百余方，虽数目不多，但其中不乏精品。现择佳者几件与大家共赏：
清阮元铭姊妹端砚（图1），长22.5、宽15.5、厚2厘米。两方姊妹端砚石质细腻滑润，色泽青紫，均呈长方形，兼具鸲鹆眼、鱼脑冻、火捺等石品。砚背浅浮雕云纹，质佳雕精，层次分明，堪称端砚精品，砚中之宝。内砚两木盒为紫檀，盒上方中央各镶嵌一块圆形镂雕明代白玉片，通体嵌银丝。两木盒外又套装一个极为精细的大红木盒，通体镶嵌21块明清玉片，在玉片之间穿插镶嵌孔雀石和玛瑙石，还有嵌螺钿的花革鸟虫，楼台殿阁，可谓富丽堂皇，精美绝伦。
一方砚两侧刻有冯敏昌行书铭文“砚之绝佳者，以西洞老坑者为最，而石之矜贵者，以鹆眼、鱼冻又为最，奇异之挺生，英华之积累，不涸墨，不损毫，出其类拔其萃，钟所爱喜珍藏癖所好斯能聚。”左下方落有“嘉庆己未清和月钦州鱼山冯敏昌识’。砚盒面刻有“神曜鹆睛，冻滋鱼脑，几席之珍，文房所宝。”上方落“道光壬午冬月”，下方落“阮伯元氏题”。另一方砚的右侧刻有“鹆眼间或有逊，此真睛炯炯碧绿天成，鱼脑未尝无亚，此冻玉莹莹，朗润纯净，供人玩好，即拟连城之价，万户之封而莫之或胜。”下方落“翰山铭”，左侧刻有“此砚为鱼山师所藏，尝把玩不置，今师已归道山，敬跋数语，以希手泽之犹存云。”下方落“道光辛巳定安张岳崧谨志”。砚盒面刻有“以笔为耕，以墨为稼，观乎人文，化成天下。”上方落“道光壬午冬月”。下方落“扬州阮元铭”。
砚铭中涉及清代三位人物：冯敏昌（1747-1806），字伯求，号鱼山，广东钦州人（今为广西钦州）。清乾嘉时期誉满两广的金石学家、书法家和诗人。书法与黎简、吴荣光、张岳松并称“粵东四家”，备受推崇。曾在广东粵秀、越华等书院执掌教鞭数年。嘉庆辛酉年（1801）张岳崧入广东粤秀书院读书，与当时书院主讲冯敏昌同登广州镇海楼，赋诗《立秋曰登镇海楼》，深受其赏识，礼遇有加，二人为师徒关系。张岳崧（1773-1842），字翰山，又字子骏、澥山，号觉庵、指山。广东定安人（今海南省定安县），清代知名的书画家，官至湖北布政使。1818年张岳崧被革职后，次年离京一路南下，1820年来到广州，受两广总督阮元赏识至请，主讲粵秀书院。或在此时，张岳崧与阮元结缘。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清嘉道年间名臣。清代金石学的开创性人物，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从历史脉络可见，三位为官清廉的贤吏渊源颇深，互相赏识，交往甚密。由砚铭可知，该姊妹端砚原为冯敏昌所珍藏，其去世后，弟子张岳崧为砚题铭缅怀先师，或请阮元为其题铭，此砚佐证了古代良吏文人间密切交往的故事，铭记了一段师徒间的浓浓深情。
清金农铭抄手端砚（图2），长18.9、宽11.8、厚8.5厘米。这方清代抄手砚，色泽青绿，石质坚润细腻，砚体厚重大气。据传抄手砚为苏东坡设计，砚背面雕成箕形，可供手插入，既古朴大方，又减轻了重量，置之案首，端重典雅，后人也把抄手砚称为东坡砚。砚身左侧刻有金农漆书题铭“松吐烟磨，有余水一滴，玉蟾蜍七峰青，草堂上对写之，目无恙，巢林嘱金农。”下刻一长方铭款“吉金”，右刻“七峰草堂藏”，下方铭“近人”“西洞神品”。“七峰草堂”为汪士慎堂名，“巢林”即汪士慎。从铭文看，此方砚台为汪士慎所藏，请金农题铭。汪士慎和金农同为扬州八怪书画家，此方砚台也铭记了他们之间的交往。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博学多才，嗜奇好学，工于诗文书法，诗文古奥奇特，精鉴别，善制砚制墨，好刻砚铭。书法创扁笔书体，兼有楷、隶体势，时称“漆书”。其画造型奇古，善用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尤工画梅。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号巢林、溪东外史等，安徽休宁人，寓居扬州。“扬州八怪”之一。善工绘画书法，所画水仙、梅花清妙独绝。好金石篆刻，与张潜乙、金筋齐名。善隶书，著有《巢林集》。
清高凤翰刻铭随形端砚（图3），长14、宽9、厚3厘米。砚身呈不规则形，老坑端石质，质坚细润，砚材厚实，造型朴雅。砚池一侧较浅，隐约残有墨迹。砚身另一侧铭刻“墨池”及“乾隆戊午荷月愚道人制”12字行书。砚背侧有行书铭“亦柔亦坚亦方亦圆亦朴亦妍亦人亦天。南阜铭，芸亭书，启翼刻，丁卯。”道出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文人“物我合一”的精神追求与思想情怀。从铭文看，此砚应为愚道人乾隆戊午荷月（1738年6月）制，后或为南阜所得。
“南阜”为清代书画家、篆刻家高凤翰。高凤翰（1683-1749），又名翰，字西园，号南阜，又号南村、云阜等。山东胶县城南三里河村人。工书、画，作品苍劲老辣，为“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富收藏，精鉴别，尤嗜砚，藏砚千余方，则佳者，自铭手镌，著有《砚史》四卷，收入砚台165方，拓砚图112幅。“芸亭’即郭伟绩，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书法家、篆刻家。郭伟绩字熙虞，号芸亭，山东潍县人。工篆隶，精篆刻，与高凤翰同师篆刻名家张在辛。晚年留意医学，济人医药，著有《印章初学须知》。“启翼”为郭启翼（1731-1803），为郭伟绩侄，字凤举，号莲溪，山东潍县人。喜吟咏，工篆刻，擅诗文，好制印。著有《松雪堂印萃》《代摹印萃》十二卷等。砚上留有高凤翰、郭芸亭、郭启翼的题铭镌刻，记录了历史上这几位山东文人间的交往。 明林佶铭端砚（图4），长12、宽11.5、厚2厘米。随形砚，呈不规则形，老坑端溪石质，色泽青紫，质地润泽。砚面上方雕有流云，利用石材天然形状雕琢大石眼与小石眼，象征太阳与月亮“曰月同辉”，雕工自然，线条流畅。砚背镌刻隶书铭文“观公制与肃公，意可知矣，夫凤凰池上，丝纶克攘，奕叶家声，亦犹兹杰出端州者哉。”落款“林佶”，后有“吉人之辞’篆书长方形印，题铭右上方刻有篆书“翰香”橢圆印。砚侧刻行草铭“数峰青霭，气乃挂云边，余于斯理会矣，任’。
林佶（1660-1722），字佶人，号鹿原，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工诗文，通书法，精小楷，好篆刻。既是藏书家、书法家、篆刻家，也是一位藏砚家.著有《朴学斋集》《朴学斋小记》等传世。平生嗜书成癖，藏书楼名“朴学斋’，所藏书多印有“长林”“佶之”“吉人之辞”“臣佶之印”等朱文印。
明李廷机铭蜘蛛纹歙砚（图5），长13.2、宽9.7、厚1.5厘米。随形砚，近椭圓形，色泽青绿，砚面细滑，砚体较薄，墨池微凹，内雕刻喜蛛一只，生动精美，取其“喜从天降”吉意。砚背有明代李廷机行草铭文“其性润，其质坚，不耕而获是良田，伴我读伴我眠。画蚓塗鸦不我嫌，可作金石契，可结翰墨缘。万历癸未，李廷机，谨志。”后刻方印“九我”。砚红木盒盖刻篆书铭文“东武刘燕庭氏珍藏蕉叶白砚”。“蕉叶白”为砚花色斑纹之一，简称蕉白。《砚书》中赞“蕉叶白浑成一片，嫩净如柔肌，如凝脂，温而泽，沉而密，注视之，深深然，隐隐然，如见其里，惟水巖为然。”它的形状像蕉叶初展一片娇嫩，含露欲滴，浑成一片，常常白中略带青黄，常同火捺、青花混杂在一起。
从砚铭可知，该歙砚原为李廷机藏砚，后为刘燕庭珍藏。李廷机（1542-1616），字尔张，号九我，晋江新门外浮桥（今属鲤城区）人。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刘燕庭既刘喜海（1793-1853），字燕庭，山东诸城人，清嘉咸年间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善鉴赏金石，著有《海东金石苑补遗》《古泉汇考》《三巴金石苑》。
歙砚取料于江西婺源县龙尾山一带溪涧中，因此又称之为龙尾砚。其石坚润，抚之如肌。自唐以来，一直保持其名砚地位。歙砚“扣之似金声，摸之若柔肤”，享有“孩儿面”之称，具有“千年宿墨一涤为莹”的美德。宋代大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评价“砚之美，在润而发墨，然两者相害，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者必退墨，二德难兼，唯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二德柜兼。”
清随形红丝石砚（图6），径12.5厘米。砚呈自然随形，轻薄小巧，古雅可爱，石质细腻，色泽橙黄，布满红丝，呈飘动纹理。砚侧有篆书铭文“古红丝石研”，笔画苍古敦朴。砚底有行书铭文“丝纶文章，一峰”。唐白居易有诗云“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丝纶文章”或取其典故。铭文结字撇、捺及主橫画夸张而伸长，字体端雅舒展、秀劲飘逸，格调清朗，赏心悦目，有黄公望行书风貌，这方红丝石砚台或为其题铭也。
红丝砚发端于唐，兴盛于宋。宋代制砚、藏砚名家唐彦猷将红丝砚列为诸多名砚之首，言“凡自红丝以下，可为砚者共十五品，而石之品十有一：青州红丝石一，端州斧柯石二，歙州婺源石三，归州大沱石四……”在其《砚录》里载“红丝石华缛密致，皆极其妍，既加镌凿，其声清悦。其质之华泽，殊非耳目之所闻见，以墨试之，其异于他石者有三：渍水有液出，手拭如膏一也;常有膏润浮泛，墨色相凝如漆二也;匣中有如雨露三也;自得此石，端歙诸砚皆置于衍中不复视矣。”唐彦猷的评价非个例，同时期的苏易简在《文房四谱》评价红丝石砚“天下之砚四十余品，以青廾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余皆中下。”因红丝石矿储量极少，开采困难，所以一方好的红丝砚格外珍贵。
清康熙御铭松花石砚（图7），长16、宽10.6、厚1.5厘米。砚呈长方形，色淡绿，石质温润，且有横纹。砚缘微起，砚堂平阔，桃形墨池，雕工精巧，墨池两侧分刻“九”“重”二篆字。砚背微凹，镌刻清圣祖康熙皇帝楷书御铭“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后刻“体元主人”龙虎肖形圆印和“万几余暇”方印各一方。题铭书体具帖学法度，文雅清丽又不失洒脱，是康熙书法的特点。
松花石砚以松花石为原料雕制而成，松花石又名松花玉，产于中国东北长白山地区。松花石砚质坚而细腻，发墨不损豪，陈元龙在《格致镜原》中称“松花石砚温润如玉，绀绿无瑕，质坚而细，色嫩而纯，滑不拒墨，涩不滞笔，能使松烟浮艳，毫款增辉。昔人所称砚之神妙无不兼备，洵足超轶千古。”东北乃清廷“龙兴之地”，因而松花石砚备受清帝推崇，并被康熙皇帝封为“御砚”，尤其在康雍乾三朝，松花石砚为宮廷御用珍赏，偶赐臣子，极为珍贵。
清雍正青花云鹤纹瓷砚（图8），直径23、高3.5厘米。砚为圆形实腹，砚面下凹未上釉残留斑斑墨迹，刮削出同心弦纹，使用痕迹明显。砚面周围为一圈凹槽式砚池，砚池内绘火珠龙纹，外壁绘云鹤纹。《淮南子·说林训》载“鹤寿千岁，以报其游”，古人视鹤为一等文禽，寓意忠贞清正，品德高尚。鹤纹间以云纹，寓意吉祥，象征“一品高升”，也有延年益寿之意。该砚釉面莹润，白中微微闪青，青花发色艳丽，胎白质坚，所绘纹饰布局清朗，线条流畅，具有雍正朝风格。砚底有青花款“石著墨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汙白。”据《大戴礼记》载，此铭原刻于西周太公金匮砚上，意为“以砚磨墨，可得黑色的墨汁，但邪恶诽谤之徒，却不能侮辱清白之人。”借石墨引申至行事为人的道理，警醒世人。此砚造型规整，画工精细，款识文雅，集精、巧、雅于一体，体现了文人高雅的追求与情怀。
陶瓷砚台按质地分为陶砚与瓷砚，陶砚流行于汉至三国时期，瓷砚兴盛于三国至五代时期，经历了宋元时期的低潮，在明清时期科举制的推行与汉文化的兴起中，对瓷质砚台的需求大大增多，促使其达到了一个高峰。瓷砚较石砚来讲，装饰性更强，艺术价值不容小觑，在砚台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之焕发新的光彩。
“武士爱剑，文人爱砚”，文人喜砚，喜的是砚台背后的文化内涵。一方质佳工细的古砚，已令人赏心悦目，再由名家递次收藏，或由名家题铭镌刻，又为古砚增添了文化底蕴与历史信息，愈发身价倍增，正所谓“砚贵有铭”。通过古砚与砚铭去寻觅、感受它所表达的故事，最为动人。
（责任编辑：李红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