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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认识一个草根创业者，来自某三线城市的农村。他的故事有点独特：大学毕业考到了老家县里的检察院，待了不足一年，就丢掉铁饭碗，来到城里卖起了蔬菜，一度把菜店开到十几家连锁，后来因与投资人闹翻，自己出来从零单干。他说在考上公务员之前，逢年过节都是他爹给别人送礼，从来没有人给他家送过礼，可自从进了检察院，他家倒成了收礼大户，他爹在村里也特有面子，连在乡下坐小公共都有人敬烟。
谈到为什么辞职创业，他说看着那些送礼的，自己心里就发虚。“我真没那个权力，给人家办不了事，我家收的不是礼品，是债。”最有意思的是，村里的乡邻乡亲都认为他是被开除的，“谁会放着公务员不当而去卖菜？”
据说2012年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达到150万，个别岗位的入取比例是一万比一。而据《纽约时报》的一份统计，2011年有1.6%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与前年持平。2011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总数是660万，选择创业的人也就是10万左右。这个数字看起来挺大，但和150万的公考人数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为什么想当官的比想创业的人要多得多？这个问题美国人很难想清楚。美国联邦审计总署曾对几所知名大学做过调查，发现美国大学生对公务员职业的兴趣普遍不高，愿意报考公务员的只占被调查者的3%左右。另有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公务员抱怨自己的待遇比私营企业差得很远。
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催生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历史不长的移民国家，美国的社会推动力源于对新大陆的财富掘取。这种掘取是国家殖民主义和个人殖民主义的相结合，结合的结果就是把“创造财富”上升到了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仅是一个逆袭的范本，更是一群公民逆袭的产物。美国梦的本质就是通过创造财富来改变世界。
以5000年历史自居的“中华帝国”，始终未变的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官本位”，即获得权力要远远比创造财富更有成就感，“士农工商”也就成了社会普遍承认的梦想排序。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成了理所当然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创业常常被视为走投无路而被选择的原因。
1992年，踏着邓小平先生南巡讲话的春风，中国体制内出现了一大批辞官者——下海创业。陈东升、冯仑、王功权等一大批体制内精英以归零的心态开始第二人生，他们也被称为“92派”。
其实，真正的92派不是这些功成名就的大佬，而是与他们同属于一代人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学一毕业就迎来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无论是教学还是经商，他们在20年之后的今天即使没有92派企业家的成就大，但凭借“人多势众”，俨然成了中国羸弱的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
而他们的子女，就像1992年他们走入社会一样，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群年轻人与他们父辈的不同之处在于，1992年在职业规划上仍属于被选择的年代，而2012年的今天，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有了主动选择的可能。他们不必像父辈那样囿于社会偏见、主流价值观，而偏离自己的梦想。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比如因为某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而去创业。
当然，在中产阶层的社会形成之前，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有自我选择的权力和可能，未来十年中国注定还是一个“草根”与“高富帅”共存的社会体系，而且前者要远远多与后者。但这没关系，只要有人敢于实现梦想，这个社会就会有多样价值观的可能性。
谈到为什么辞职创业，他说看着那些送礼的，自己心里就发虚。“我真没那个权力，给人家办不了事，我家收的不是礼品，是债。”最有意思的是，村里的乡邻乡亲都认为他是被开除的，“谁会放着公务员不当而去卖菜？”
据说2012年公务员考试的人数达到150万，个别岗位的入取比例是一万比一。而据《纽约时报》的一份统计，2011年有1.6%的中国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与前年持平。2011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总数是660万，选择创业的人也就是10万左右。这个数字看起来挺大，但和150万的公考人数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为什么想当官的比想创业的人要多得多？这个问题美国人很难想清楚。美国联邦审计总署曾对几所知名大学做过调查，发现美国大学生对公务员职业的兴趣普遍不高，愿意报考公务员的只占被调查者的3%左右。另有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公务员抱怨自己的待遇比私营企业差得很远。
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催生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历史不长的移民国家，美国的社会推动力源于对新大陆的财富掘取。这种掘取是国家殖民主义和个人殖民主义的相结合，结合的结果就是把“创造财富”上升到了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仅是一个逆袭的范本，更是一群公民逆袭的产物。美国梦的本质就是通过创造财富来改变世界。
以5000年历史自居的“中华帝国”，始终未变的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官本位”，即获得权力要远远比创造财富更有成就感，“士农工商”也就成了社会普遍承认的梦想排序。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成了理所当然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创业常常被视为走投无路而被选择的原因。
1992年，踏着邓小平先生南巡讲话的春风，中国体制内出现了一大批辞官者——下海创业。陈东升、冯仑、王功权等一大批体制内精英以归零的心态开始第二人生，他们也被称为“92派”。
其实，真正的92派不是这些功成名就的大佬，而是与他们同属于一代人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学一毕业就迎来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浪潮，无论是教学还是经商，他们在20年之后的今天即使没有92派企业家的成就大，但凭借“人多势众”，俨然成了中国羸弱的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
而他们的子女，就像1992年他们走入社会一样，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群年轻人与他们父辈的不同之处在于，1992年在职业规划上仍属于被选择的年代，而2012年的今天，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有了主动选择的可能。他们不必像父辈那样囿于社会偏见、主流价值观，而偏离自己的梦想。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比如因为某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而去创业。
当然，在中产阶层的社会形成之前，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有自我选择的权力和可能，未来十年中国注定还是一个“草根”与“高富帅”共存的社会体系，而且前者要远远多与后者。但这没关系，只要有人敢于实现梦想，这个社会就会有多样价值观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