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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诗人李群玉在《石渚》中云：“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诗名中的“石渚”是为今长沙窑所处之石渚湖一带，而整篇诗文则描绘了长沙窑兴盛时期的概况，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首明确记载长沙窑的诗词。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得知，长沙窑是在湘阴窑基础上烧造的，兴起于8世纪末至9世纪初叶，盛于晚唐，衰落于五代。长沙窑的产品以釉下彩和诗文题记装饰为世人所叹，其中在瓷器上书写诗文题记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之举。在这些诗文题记中，常见的多是诗词和谚语，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具有纪年性质的文字，这些文字对研究长沙窑的兴起及衰落时间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建毛在《湖湘陶瓷（二）·长沙窑卷》中就提出这些纪年文字印证了长沙窑兴起时间晚于公元8世纪中叶，并认为从长沙窑瓷上的纪年也可以看出其兴衰轨迹。本文通过介绍馆藏十件带有纪念文字的器物，以期向大家提供更多的实物便于研究。
唐长沙窑“元和三年”陶耳范（图1），高5.7、长11.3、宽9.1厘米。耳范呈长方体，四角收刹。陶范两面各有一罐耳的范制，耳范上部为长方形状，中间饰有仿金银器的铆钉；耳范下方呈不规则五边形，并且在上面有五个较浅的小眼。耳范四侧逆时针阴刻有四行文字，分别是“元和三年”、“正月卅”、“日造此印子”、“田工□宰记”。“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806—820），根据这四行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件陶范是宪宗“元和三年”（808）正月三十由田工□宰制造的。1978年长沙市望城区书堂乡都司坡出土。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元和十六载”诗词壶（图2），高23.2、口径12.5、底径12.8厘米。颈以上均为修复，器身呈瓜棱形，丰肩，下腹稍内敛，器表施青釉，底部无釉，施釉比较薄且较均匀，釉面较有光泽。腹流下题诗一首，字呈浅褐色，其内容为：“后岁迎乃岁，新天接旧天。元和十六载，长庆一千年。”根据学者研究，此诗为“贺岁”诗。按年号记载，“元和”实际上只有十五年，而诗中所书“元和十六载”则应为“长庆元年”（821），“长庆”为唐穆宗李恒的年号（821—824）。诗的前两句是辞旧迎新的意思，而后两句又是写的同一年号。笔者认为唐人当时写诗时心情一定是高兴而愉快的，他在诗里写的并不是“长庆元年”，而是希望“长庆”是“一千年”，实际上字里行间也包含着“吉祥”之意。在《全唐诗》里，用“百年”、“千年”表述的吉祥语常见。长沙市望城区窑址出土。
唐长沙窑“大和五年”三器耳陶范（图3），高3.6、长10.1、宽6.3厘米。陶范呈长方体，圆角，正背两面纹饰相同，上方刻一朵云纹，下方两角各刻一朵云纹，中心位置凹刻矛纹贴花，矛头刻三个圆点纹，中间一凹槽，矛尾中间饰一圆形小柱；立体侧面，一面凹刻矛纹，同正背面矛纹一致，并刻写：“大和五年十二月六日造”十字；对称面刻一朵云纹，云纹下刻写“廖晏印”三字。“廖”字右上角刻一小字“王”。上下两端刻饰五个一组的圆圈纹。“大和”是唐文宗李昂年号（827—835），“廖晏印”据推测应为一位叫做廖晏的制作者，那么这块陶范也应该就是唐文宗“大和五年十二月六日”（831），由一位叫廖晏的制作者制造的。1978年从长沙市望城区书堂乡窑址采集。
唐长沙窑“会昌六年”纪年印模（图4），残长8.5、宽6、厚2.8厘米。陶模形状近似长方形，下半部已断裂。陶模正面呈凹槽状，凹槽顶端平整且逐渐缩小，从形状上可以推测该件陶模是用来制作柄或擂捶之类的器物。陶模背部深刻有两行较为潦草的文字，一行刻有“会昌六年”，另一行刻有“一赵家”，“会昌”为唐武宗李炎的年号（841—846），“一赵家”据推测应该是一位姓赵的制作者，那么这块印模应该就是武宗“会昌六年”（846）时期由一姓赵的制作者制造。1986年长沙市民余长宏回家探亲，路过窑址区采集到此印模，后交予长沙市博物馆收藏。
唐长沙窑“大中元年”褐绿彩花鸟壶（图5），残高15、腹径12、底径9厘米。瓷壶为盘口，短细颈，圆肩，瓜棱形腹，双系，弓形柄，平底圈足，多棱形短流下以褐绿彩绘一鹭鸶，下面用简单纹饰勾勒出水波纹，上面鹭鸶朝向水池，似乎正在捕捉食物，右侧饰花卉纹，腹部另一侧书写有“大中元年正月廿八日书记”文字。“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60），根据文字记载可知，此壶为大中元年（847）正月二十八日造。1979年长沙市铜官镇灵官嘴出土。
唐长沙窑“大中三年”圆筒形陶擂具（图6），高13.2、口径7.5厘米。圆鼓形，两端微鼓，中腰微束，一端平整，微凹，中刻一“郭”字。另一端圆形銎口，侧壁有一穿，表面光洁，做工精细，上刻写制器年号及工匠姓名“大中三年十二月”和“郭家”等字样，另一侧环刻三个“郭”字。“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60），“郭”据推测应该是一位姓郭的制作者。根据所有文字可知，此窑具为一位姓郭的制作者在大中三年（849）十二月所作。1982年11月长沙窑址采集。
唐长沙窑“大中八年”器耳陶范（图7），长11、宽10、厚3厘米。陶范呈椭圆形，正面阴刻环形罐耳，耳的下部作云纹曲卷，中间饰三角形穗状物。背面平整，阴刻楷书“大中八年六月十五日□庆记”十二字。“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60），“口庆记”表明陶范制造者叫“□庆”，合起来告诉人们陶范由一位叫“□庆”的制造者在大中八年（854）六月十五日制造。1978年长沙市望城区书堂乡窑址采集。
唐长沙窑“大中十年”褐彩花草纹鼓架（图8），高13.2、直径9厘米。鼓架为圆筒形，中空，口部微敛，腹部周围用褐色绘两两相连的卷云纹，卷云纹旁各绘一片荷叶，两叶之间褐色楷书“大中十年十日（月）三（日）造鼓价”字样。“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60），“大中十年”即856年。“鼓价”有学者指出当为鼓架。褐彩文字不仅将制造时间注明，还标明了此物的名称，实为难得。1978年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蓝岸嘴出土。 唐长沙窑“咸通十三年”直口陶瓶（图9），高15、口径4.3、腹径10.5、底径8厘米。该瓶为卷沿口，短颈、圆肩、圆腹、平底内凹。腹部一侧上部刻“咸通”二字，另一侧从左至右刻“咸通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十字。“咸通”为唐懿宗李漼年号（860—874），根据文字可知，陶瓶制作于咸通十三年（872）四月十二日。灰胎，无釉，胎体依稀可见制作时的弦纹。
唐长沙窑青釉“咸通十三年”瓷杵（图10），高10、口径6.2厘米。瓷杵平口，口部略向外侈，直颈，底部呈扁椭圆体，颈部以刻划手法书写三排十字“咸通十三年八月二日记”。根据文字可知，瓷杵与上述陶瓶一样，同为咸通十三年（872）制造，有区别的是制造月份较晚。施青釉不及底，灰胎。1987年铜官镇征集。
根据对以上十件带有纪年文字的长沙窑瓷分析得知，这批陶瓷器最早的是元和三年（808），最晚的则到咸通十三年（872），其中最早的元和三年陶耳范仅晚于目前所知纪年文字中最早的贞元十七年碾轮，而咸通十三年的直口陶瓶和瓷杵则是学者们研究认为的长沙窑纪年款瓷空窗期的最好补充（注：空窗期时间为872—909）。结合其他已公布的带有纪年文字的长沙窑瓷，可以看出纪年文字的密度和书写方式从侧面反映了长沙窑的发展曲线。早期文字比较稀少，表明尚处于发展初期。早期年款基本上是刻划款，说明长沙窑彩饰工艺尚未成熟，尚未应用于书写上。自820—860年间书款的长沙窑瓷明显增加，密度越来越大，从另一角度表明长沙窑的产量迅速增加。同时这时的年款多以褐彩书写，说明釉下彩开始普及。9世纪后期、10世纪初书写款又变得稀疏起来，特别是10世纪初年款又开始用刻款，可见长沙窑走向衰落，与之相伴的是釉下彩的衰退，我们从实物也可以看出，晚期的长沙窑瓷彩绘逐渐减少。
纵观以上十件长沙窑瓷上的纪年文字，并结合其他已公布的纪年文字瓷，可以发现这些文字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仅仅记录年号的陶瓷器较为少见，往往多是将年号与其他内容的文字（如月、日、姓名、记事等）一起书（刻）写，这些详实的文字为我们研究长沙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书（刻）写姓名的文字更有重要的意义，比如本文图1“田工□宰记”、图3“廖晏印”、图4“一赵家”、图6“郭家”及图7的“□庆记”等，这些文字刻写的不仅是制造者，也是作坊名，这为后人研究长沙窑的商业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作坊名是长沙窑瓷上运用的商业广告题材最多的一类。起初是作为官府作坊“物勒工名”的管理手段，后来被长沙窑工匠转变为商业广告品牌或商标。物勒工名是古代官府作坊的重要管理手段，规定工匠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产品上，以便工匠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吕氏春秋》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这一制度为后世所沿用。《唐律疏议》中明文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而在商品上刻上作坊主的姓氏，则有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意味，旨在宣传本作坊，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瓷器上的物勒工名最早出现于东吴，如1955年南京赵土岗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在其一侧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从墓主身份及铭文格式看，此物勒工名应该不具有商业性质。长沙窑瓷中，较为普遍的存在着勒工匠姓氏，以与其他作坊相区别，比如“何”、“张”、“康”、“刘”、“杨”及“龙”等。诸如此类的商家号或作坊号，实际上都是为其产品所作的广告。作坊号的标注，标明作坊对其产品质量的责任及保证，借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而这也表明长沙窑各作坊虽有竞争，却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以作坊的信誉和产品的质量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只刻写工匠及作坊主姓氏，不书名字，说明只是为了区分同一窑场中不同作坊的产品。
除了将年号与作坊名一起刻写之外，长沙窑工匠还将年号与器物名称或使用者同时刻写，比如本文图8中的“大中十年十日（月）三（日）造鼓价”，还有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开平三年六月廿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枕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都是长沙窑作为商业化窑场的见证实物。作坊名、制造时间、器物名称和使用者，这些作为现代社会商品包装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长沙窑陶瓷上出现，不得不说窑工们具有极强的商业意识，也正是因为如此，长沙窑才能在晚唐“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中异军突起，作为“三驾马车”之一顺利进入国内外市场，并得到消费者的热烈欢迎。
以上纪年文字陶瓷的出土，不仅为研究长沙窑的兴起及衰落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资料，正因如此，有学者在其论文中就提出：“如此众多的纪年实物陆续现身于同一个古瓷窑极为罕见，它反映了长沙窑工匠们的时间观念，体现了这些窑工们的文化素养，为长沙窑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详实而准确的实物资料。这些纪年文字在准确记录长沙窑历史的同时，也从民间的层面对唐朝的历史进行了‘跟踪’。通过这些珍贵的纪年文字，我们可以获得许多的认知。”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得知，长沙窑是在湘阴窑基础上烧造的，兴起于8世纪末至9世纪初叶，盛于晚唐，衰落于五代。长沙窑的产品以釉下彩和诗文题记装饰为世人所叹，其中在瓷器上书写诗文题记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之举。在这些诗文题记中，常见的多是诗词和谚语，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具有纪年性质的文字，这些文字对研究长沙窑的兴起及衰落时间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建毛在《湖湘陶瓷（二）·长沙窑卷》中就提出这些纪年文字印证了长沙窑兴起时间晚于公元8世纪中叶，并认为从长沙窑瓷上的纪年也可以看出其兴衰轨迹。本文通过介绍馆藏十件带有纪念文字的器物，以期向大家提供更多的实物便于研究。
唐长沙窑“元和三年”陶耳范（图1），高5.7、长11.3、宽9.1厘米。耳范呈长方体，四角收刹。陶范两面各有一罐耳的范制，耳范上部为长方形状，中间饰有仿金银器的铆钉；耳范下方呈不规则五边形，并且在上面有五个较浅的小眼。耳范四侧逆时针阴刻有四行文字，分别是“元和三年”、“正月卅”、“日造此印子”、“田工□宰记”。“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806—820），根据这四行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这件陶范是宪宗“元和三年”（808）正月三十由田工□宰制造的。1978年长沙市望城区书堂乡都司坡出土。
唐长沙窑青釉褐彩“元和十六载”诗词壶（图2），高23.2、口径12.5、底径12.8厘米。颈以上均为修复，器身呈瓜棱形，丰肩，下腹稍内敛，器表施青釉，底部无釉，施釉比较薄且较均匀，釉面较有光泽。腹流下题诗一首，字呈浅褐色，其内容为：“后岁迎乃岁，新天接旧天。元和十六载，长庆一千年。”根据学者研究，此诗为“贺岁”诗。按年号记载，“元和”实际上只有十五年，而诗中所书“元和十六载”则应为“长庆元年”（821），“长庆”为唐穆宗李恒的年号（821—824）。诗的前两句是辞旧迎新的意思，而后两句又是写的同一年号。笔者认为唐人当时写诗时心情一定是高兴而愉快的，他在诗里写的并不是“长庆元年”，而是希望“长庆”是“一千年”，实际上字里行间也包含着“吉祥”之意。在《全唐诗》里，用“百年”、“千年”表述的吉祥语常见。长沙市望城区窑址出土。
唐长沙窑“大和五年”三器耳陶范（图3），高3.6、长10.1、宽6.3厘米。陶范呈长方体，圆角，正背两面纹饰相同，上方刻一朵云纹，下方两角各刻一朵云纹，中心位置凹刻矛纹贴花，矛头刻三个圆点纹，中间一凹槽，矛尾中间饰一圆形小柱；立体侧面，一面凹刻矛纹，同正背面矛纹一致，并刻写：“大和五年十二月六日造”十字；对称面刻一朵云纹，云纹下刻写“廖晏印”三字。“廖”字右上角刻一小字“王”。上下两端刻饰五个一组的圆圈纹。“大和”是唐文宗李昂年号（827—835），“廖晏印”据推测应为一位叫做廖晏的制作者，那么这块陶范也应该就是唐文宗“大和五年十二月六日”（831），由一位叫廖晏的制作者制造的。1978年从长沙市望城区书堂乡窑址采集。
唐长沙窑“会昌六年”纪年印模（图4），残长8.5、宽6、厚2.8厘米。陶模形状近似长方形，下半部已断裂。陶模正面呈凹槽状，凹槽顶端平整且逐渐缩小，从形状上可以推测该件陶模是用来制作柄或擂捶之类的器物。陶模背部深刻有两行较为潦草的文字，一行刻有“会昌六年”，另一行刻有“一赵家”，“会昌”为唐武宗李炎的年号（841—846），“一赵家”据推测应该是一位姓赵的制作者，那么这块印模应该就是武宗“会昌六年”（846）时期由一姓赵的制作者制造。1986年长沙市民余长宏回家探亲，路过窑址区采集到此印模，后交予长沙市博物馆收藏。
唐长沙窑“大中元年”褐绿彩花鸟壶（图5），残高15、腹径12、底径9厘米。瓷壶为盘口，短细颈，圆肩，瓜棱形腹，双系，弓形柄，平底圈足，多棱形短流下以褐绿彩绘一鹭鸶，下面用简单纹饰勾勒出水波纹，上面鹭鸶朝向水池，似乎正在捕捉食物，右侧饰花卉纹，腹部另一侧书写有“大中元年正月廿八日书记”文字。“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60），根据文字记载可知，此壶为大中元年（847）正月二十八日造。1979年长沙市铜官镇灵官嘴出土。
唐长沙窑“大中三年”圆筒形陶擂具（图6），高13.2、口径7.5厘米。圆鼓形，两端微鼓，中腰微束，一端平整，微凹，中刻一“郭”字。另一端圆形銎口，侧壁有一穿，表面光洁，做工精细，上刻写制器年号及工匠姓名“大中三年十二月”和“郭家”等字样，另一侧环刻三个“郭”字。“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60），“郭”据推测应该是一位姓郭的制作者。根据所有文字可知，此窑具为一位姓郭的制作者在大中三年（849）十二月所作。1982年11月长沙窑址采集。
唐长沙窑“大中八年”器耳陶范（图7），长11、宽10、厚3厘米。陶范呈椭圆形，正面阴刻环形罐耳，耳的下部作云纹曲卷，中间饰三角形穗状物。背面平整，阴刻楷书“大中八年六月十五日□庆记”十二字。“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60），“口庆记”表明陶范制造者叫“□庆”，合起来告诉人们陶范由一位叫“□庆”的制造者在大中八年（854）六月十五日制造。1978年长沙市望城区书堂乡窑址采集。
唐长沙窑“大中十年”褐彩花草纹鼓架（图8），高13.2、直径9厘米。鼓架为圆筒形，中空，口部微敛，腹部周围用褐色绘两两相连的卷云纹，卷云纹旁各绘一片荷叶，两叶之间褐色楷书“大中十年十日（月）三（日）造鼓价”字样。“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60），“大中十年”即856年。“鼓价”有学者指出当为鼓架。褐彩文字不仅将制造时间注明，还标明了此物的名称，实为难得。1978年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蓝岸嘴出土。 唐长沙窑“咸通十三年”直口陶瓶（图9），高15、口径4.3、腹径10.5、底径8厘米。该瓶为卷沿口，短颈、圆肩、圆腹、平底内凹。腹部一侧上部刻“咸通”二字，另一侧从左至右刻“咸通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十字。“咸通”为唐懿宗李漼年号（860—874），根据文字可知，陶瓶制作于咸通十三年（872）四月十二日。灰胎，无釉，胎体依稀可见制作时的弦纹。
唐长沙窑青釉“咸通十三年”瓷杵（图10），高10、口径6.2厘米。瓷杵平口，口部略向外侈，直颈，底部呈扁椭圆体，颈部以刻划手法书写三排十字“咸通十三年八月二日记”。根据文字可知，瓷杵与上述陶瓶一样，同为咸通十三年（872）制造，有区别的是制造月份较晚。施青釉不及底，灰胎。1987年铜官镇征集。
根据对以上十件带有纪年文字的长沙窑瓷分析得知，这批陶瓷器最早的是元和三年（808），最晚的则到咸通十三年（872），其中最早的元和三年陶耳范仅晚于目前所知纪年文字中最早的贞元十七年碾轮，而咸通十三年的直口陶瓶和瓷杵则是学者们研究认为的长沙窑纪年款瓷空窗期的最好补充（注：空窗期时间为872—909）。结合其他已公布的带有纪年文字的长沙窑瓷，可以看出纪年文字的密度和书写方式从侧面反映了长沙窑的发展曲线。早期文字比较稀少，表明尚处于发展初期。早期年款基本上是刻划款，说明长沙窑彩饰工艺尚未成熟，尚未应用于书写上。自820—860年间书款的长沙窑瓷明显增加，密度越来越大，从另一角度表明长沙窑的产量迅速增加。同时这时的年款多以褐彩书写，说明釉下彩开始普及。9世纪后期、10世纪初书写款又变得稀疏起来，特别是10世纪初年款又开始用刻款，可见长沙窑走向衰落，与之相伴的是釉下彩的衰退，我们从实物也可以看出，晚期的长沙窑瓷彩绘逐渐减少。
纵观以上十件长沙窑瓷上的纪年文字，并结合其他已公布的纪年文字瓷，可以发现这些文字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仅仅记录年号的陶瓷器较为少见，往往多是将年号与其他内容的文字（如月、日、姓名、记事等）一起书（刻）写，这些详实的文字为我们研究长沙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书（刻）写姓名的文字更有重要的意义，比如本文图1“田工□宰记”、图3“廖晏印”、图4“一赵家”、图6“郭家”及图7的“□庆记”等，这些文字刻写的不仅是制造者，也是作坊名，这为后人研究长沙窑的商业化提供了实物资料。
作坊名是长沙窑瓷上运用的商业广告题材最多的一类。起初是作为官府作坊“物勒工名”的管理手段，后来被长沙窑工匠转变为商业广告品牌或商标。物勒工名是古代官府作坊的重要管理手段，规定工匠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产品上，以便工匠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吕氏春秋》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这一制度为后世所沿用。《唐律疏议》中明文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而在商品上刻上作坊主的姓氏，则有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意味，旨在宣传本作坊，达到扩大销售的目的。瓷器上的物勒工名最早出现于东吴，如1955年南京赵土岗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在其一侧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从墓主身份及铭文格式看，此物勒工名应该不具有商业性质。长沙窑瓷中，较为普遍的存在着勒工匠姓氏，以与其他作坊相区别，比如“何”、“张”、“康”、“刘”、“杨”及“龙”等。诸如此类的商家号或作坊号，实际上都是为其产品所作的广告。作坊号的标注，标明作坊对其产品质量的责任及保证，借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而这也表明长沙窑各作坊虽有竞争，却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以作坊的信誉和产品的质量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只刻写工匠及作坊主姓氏，不书名字，说明只是为了区分同一窑场中不同作坊的产品。
除了将年号与作坊名一起刻写之外，长沙窑工匠还将年号与器物名称或使用者同时刻写，比如本文图8中的“大中十年十日（月）三（日）造鼓价”，还有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开平三年六月廿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枕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都是长沙窑作为商业化窑场的见证实物。作坊名、制造时间、器物名称和使用者，这些作为现代社会商品包装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长沙窑陶瓷上出现，不得不说窑工们具有极强的商业意识，也正是因为如此，长沙窑才能在晚唐“南青北白”的陶瓷格局中异军突起，作为“三驾马车”之一顺利进入国内外市场，并得到消费者的热烈欢迎。
以上纪年文字陶瓷的出土，不仅为研究长沙窑的兴起及衰落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资料，正因如此，有学者在其论文中就提出：“如此众多的纪年实物陆续现身于同一个古瓷窑极为罕见，它反映了长沙窑工匠们的时间观念，体现了这些窑工们的文化素养，为长沙窑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详实而准确的实物资料。这些纪年文字在准确记录长沙窑历史的同时，也从民间的层面对唐朝的历史进行了‘跟踪’。通过这些珍贵的纪年文字，我们可以获得许多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