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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发展宪法
中国在2003年提出可持续发展观后,国家权力机关就开始全力推行新的经济发展观来维持中国发展的后劲。“目前地方政府在发展问题上会遇到中央政府很大的压力和监督,过去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环境污染等软指标可以无所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家发改委的王小广研究员一针见血地指出。
其实,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地方发展问题上和中央政府的博弈早已经初现端倪。
8月5日,在北戴河举行的第29期发展和改革工作研究班结束。据一位参会人士介绍,除了与外资并购相关的产业安全问题外,讨论的热点问题还包括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主体功能区发展思路、收入分配关系和加强垄断行业价格监管等。“虽然收入分配与对垄断行业价格监管被列为研讨会的重点议题,但主体功能区发展思路实际上是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位人士介绍说,在当前宏观调控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在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加大,而根据“十一五”规划安排,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必须在今年内基本完成划定工作,但在鼓励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引导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四类发展地区中,到底如何划分依然十分棘手。这实际上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问题。
2006年“两会”期间,“十一五”规划点火启动,“主体功能区划分”政策被首次提出,即通过“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四类形式,以主体功能区为框架,构建中国的区域发展的新格局。中国的区域政策导向,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区域功能应当由谁来界定？是中央政府还是省政府？各个地区情况不一样,怎样平衡？如何确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上述参加研究班的人士告诉记者,这次会议上虽然讨论激烈,但是并没有就功能区具体划分达成共识。“国家发改委对划分也异常慎重。”
据王小广研究员的介绍:“主体功能区”的提法借鉴了欧盟的做法。欧盟把整个国土分成254块,依据人均收入和资源状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对有些区块鼓励发展,对有些区块进行保护。“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区域发展导向的变化,即不再追求区域经济发展的均等化和同步发展,转而追求区域享受的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甚至生活在环境较差区域的人,应该享受到更高一些质量的公共服务。不过,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各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沦为口号和形式,将是政府面临的极大难题。
目前,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极为突出。国家统计局有关东部地区各省市改革开放27年来的一组组数字,记录着这些经济先行地区创造的发展奇迹。2004年 ,由16座城市组成的长三角都市圈,以占中国1%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7%,贡献了中国财政收入的22%和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8.4%。但土地日趋紧张、能源难以为继、城市超负荷承载、环境严重透支等难题,也日益突出地摆在上述地区前进的道路上。
“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同,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不同,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当然也不应该相同。”王小广说,“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已有两三年了,但相应的政绩评价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许多地方仍以GDP和财政收入论英雄。作为未来五年的‘发展宪法’,我们必须用严格的考核机制来保证规划落在实处;否则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的落实就会大打折扣。”
深化改革寄望“六中全会”
有政情分析人士指出,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迎来中国改革进程的又一次纵深推进。这是一次契机,也是一次挑战。 知悉内情的智囊人士透露,中央决策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主题,是有着深远考虑和现实需求的。
改革开放已近30年,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是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尽完善和健全,一些社会阶层和领域的矛盾以及利益冲突严重,导致民众抱怨情绪极大。诸如分配不公,土地拆迁补偿不足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上学、医疗、住房费用高企,环境污染恶化等对执政党形象和地位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不利因素是经济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极大隐患,也对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如何实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在这个“黄金发展期、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历史阶段实现良性发展,并不断保持经济增长态势,已成为中央决策高层重点关心的问题。只有从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高度破题,这一问题才能获得根本解决。前述的种种制约、不利因素,也只有通过深化推进改革才能得到有效缓解,也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因此,十六届六中全会研讨的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必然将推动、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必然将触及一些领域不得不面对的体制困扰和瓶颈制约。
有消息显示,六中全会后率先纵深推进的改革将可能集中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金融开放等几个重点领域。但也有意见认为,虽然借助六中全会的契机可以纵深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但由于牵涉因素复杂,如何协调既得利益阶层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改革成功与否的巨大挑战和掣肘因素。
从党政领导任期规定的颁布,到人大监督法的出台,再到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决定,近期中共的政改之路似乎正酝酿一系列新动向。中央党校专家认为,这凸显了中央“渐进政改”的思路。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对此一直采取谨言慎行的策略。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接班后也很少直接谈论政改,但以“积极谋划、少说多做”的低调战略稳健推进政改前行。
除了通过立法加强人大监督力度、农村基层直选、将政府职能由行政管制转变为公务服务、确定党员干部任期制度等显性政改措施外,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举措同样暗示着本届中国政府正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政改”: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城市社区自治中的业主委员会正蓬勃兴起,普通民众监督、维权意识日增;扶持行业协会、民间商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企业、民众之间搭建桥梁;健全相关法律,新修订的《公司法》将传统意义上的党管干部与企业领导干部选举制相结合;政府预算改革,加大透明度、接受人大监督、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等等。
此前,作为中共智库之一,中央党校一份有关政改的研究报告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该报告从经济视角阐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国家法律至上,党管新闻;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制不变;党管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党不具体干涉司法等。其执笔人周天勇亦被某些境外媒体称为“替党主立宪摇旗呐喊”。
在今明两年地方四级党委换届、官方强调“通过完善党内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之际,中央党校提交的政改报告被公布确实引人注目。实际上,这份长达三万余字的报告说明,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主政后没有放松谋划政改的努力,但对于一个如此之大之复杂的国家来说,牵一发必动全身,何况推进政改必将触及党内、政府内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只能和经济改革一样,“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继续向纵深发展,其内在逻辑必然要求对政府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金融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而这些均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因此中央党校专家认定:“当前最重要的,便是推进政改和促进经济发展相结合,特别是先对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进行改革。”
中国在2003年提出可持续发展观后,国家权力机关就开始全力推行新的经济发展观来维持中国发展的后劲。“目前地方政府在发展问题上会遇到中央政府很大的压力和监督,过去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环境污染等软指标可以无所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家发改委的王小广研究员一针见血地指出。
其实,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地方发展问题上和中央政府的博弈早已经初现端倪。
8月5日,在北戴河举行的第29期发展和改革工作研究班结束。据一位参会人士介绍,除了与外资并购相关的产业安全问题外,讨论的热点问题还包括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主体功能区发展思路、收入分配关系和加强垄断行业价格监管等。“虽然收入分配与对垄断行业价格监管被列为研讨会的重点议题,但主体功能区发展思路实际上是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位人士介绍说,在当前宏观调控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在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加大,而根据“十一五”规划安排,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必须在今年内基本完成划定工作,但在鼓励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引导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四类发展地区中,到底如何划分依然十分棘手。这实际上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问题。
2006年“两会”期间,“十一五”规划点火启动,“主体功能区划分”政策被首次提出,即通过“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四类形式,以主体功能区为框架,构建中国的区域发展的新格局。中国的区域政策导向,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区域功能应当由谁来界定？是中央政府还是省政府？各个地区情况不一样,怎样平衡？如何确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上述参加研究班的人士告诉记者,这次会议上虽然讨论激烈,但是并没有就功能区具体划分达成共识。“国家发改委对划分也异常慎重。”
据王小广研究员的介绍:“主体功能区”的提法借鉴了欧盟的做法。欧盟把整个国土分成254块,依据人均收入和资源状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政策;对有些区块鼓励发展,对有些区块进行保护。“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区域发展导向的变化,即不再追求区域经济发展的均等化和同步发展,转而追求区域享受的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甚至生活在环境较差区域的人,应该享受到更高一些质量的公共服务。不过,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各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沦为口号和形式,将是政府面临的极大难题。
目前,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极为突出。国家统计局有关东部地区各省市改革开放27年来的一组组数字,记录着这些经济先行地区创造的发展奇迹。2004年 ,由16座城市组成的长三角都市圈,以占中国1%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7%,贡献了中国财政收入的22%和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8.4%。但土地日趋紧张、能源难以为继、城市超负荷承载、环境严重透支等难题,也日益突出地摆在上述地区前进的道路上。
“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同,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不同,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当然也不应该相同。”王小广说,“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已有两三年了,但相应的政绩评价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许多地方仍以GDP和财政收入论英雄。作为未来五年的‘发展宪法’,我们必须用严格的考核机制来保证规划落在实处;否则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的落实就会大打折扣。”
深化改革寄望“六中全会”
有政情分析人士指出,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迎来中国改革进程的又一次纵深推进。这是一次契机,也是一次挑战。 知悉内情的智囊人士透露,中央决策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主题,是有着深远考虑和现实需求的。
改革开放已近30年,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是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尽完善和健全,一些社会阶层和领域的矛盾以及利益冲突严重,导致民众抱怨情绪极大。诸如分配不公,土地拆迁补偿不足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上学、医疗、住房费用高企,环境污染恶化等对执政党形象和地位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不利因素是经济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极大隐患,也对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如何实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在这个“黄金发展期、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历史阶段实现良性发展,并不断保持经济增长态势,已成为中央决策高层重点关心的问题。只有从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高度破题,这一问题才能获得根本解决。前述的种种制约、不利因素,也只有通过深化推进改革才能得到有效缓解,也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因此,十六届六中全会研讨的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必然将推动、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必然将触及一些领域不得不面对的体制困扰和瓶颈制约。
有消息显示,六中全会后率先纵深推进的改革将可能集中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金融开放等几个重点领域。但也有意见认为,虽然借助六中全会的契机可以纵深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但由于牵涉因素复杂,如何协调既得利益阶层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改革成功与否的巨大挑战和掣肘因素。
从党政领导任期规定的颁布,到人大监督法的出台,再到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决定,近期中共的政改之路似乎正酝酿一系列新动向。中央党校专家认为,这凸显了中央“渐进政改”的思路。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对此一直采取谨言慎行的策略。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接班后也很少直接谈论政改,但以“积极谋划、少说多做”的低调战略稳健推进政改前行。
除了通过立法加强人大监督力度、农村基层直选、将政府职能由行政管制转变为公务服务、确定党员干部任期制度等显性政改措施外,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举措同样暗示着本届中国政府正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政改”: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城市社区自治中的业主委员会正蓬勃兴起,普通民众监督、维权意识日增;扶持行业协会、民间商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企业、民众之间搭建桥梁;健全相关法律,新修订的《公司法》将传统意义上的党管干部与企业领导干部选举制相结合;政府预算改革,加大透明度、接受人大监督、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等等。
此前,作为中共智库之一,中央党校一份有关政改的研究报告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该报告从经济视角阐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国家法律至上,党管新闻;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制不变;党管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党不具体干涉司法等。其执笔人周天勇亦被某些境外媒体称为“替党主立宪摇旗呐喊”。
在今明两年地方四级党委换届、官方强调“通过完善党内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之际,中央党校提交的政改报告被公布确实引人注目。实际上,这份长达三万余字的报告说明,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主政后没有放松谋划政改的努力,但对于一个如此之大之复杂的国家来说,牵一发必动全身,何况推进政改必将触及党内、政府内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只能和经济改革一样,“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继续向纵深发展,其内在逻辑必然要求对政府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金融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而这些均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因此中央党校专家认定:“当前最重要的,便是推进政改和促进经济发展相结合,特别是先对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