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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规模和成员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决定着社会的民主种类和进程，而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成员获取知识的能力和互相沟通的效率，使得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具备了技术可行性，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 “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的要求，有望得以加速实现。
“代议制”的利弊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属于“代议制”形式的间接民主制度。“代议制”取代直接民主有其历史必然性。首先是社会规模：现代民族国家地域辽阔、人口剧增，没有一种技术方式能让居住分散、人数众多的全体公民可以像在希腊城邦那样直接讨论、决定主要的公共事务，只能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参与公共事务。其次是社会成员素质：随着社会的发展，涉及的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对其进行判断、讨论、决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公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缺乏面对公共事务的普遍能力，只能通过选举出来的“精英阶层”来决定和治理。第三是群体之间的制衡：随着社会阶层的增多，公民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低，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直接民主的结果只能是“赢者通吃”，而通过代议制，各利益群体都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在代议机构中进行博弈、实现制衡，最大程度地避免“多数人的暴政”。
但是，间接民主也存在“异化”的可能，亦即选举出来的代表（包括代议制下的政府）在取得立法、执政地位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驱使、政党归属等等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完全代表选民行使权力，“只有在选举那一刻才是主人，选完后即成奴隶”就是一种极端的写照。如何在间接民主体制中贯彻“权为民所赋”的根本原则？采用怎样的思路、方法保证代议制不致“异化”，从而充分实现民众的民主权利？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足够的手段。
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
上述的社会规模、成员素质和群体间制衡等因素，在现代信息技术下，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社会规模。在高效的信息技术下，通过移动互联网，公民身份的确认、意见的表达已经不需要到某一集中的现场，足不出户就可以发言、投票、表决，深居家中就可以和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其他公民顺畅交流，“居住分散”就不是问题。快速处理海量数据的软件系统，可以对公民的诉求和决定进行实时的汇总、分析、统计，“人数众多”或“意见纷纭”都不足以成为技术上的障碍。可见，信息技术将使原来意义上的社会“规模”发生质的变化。
社会成员素质。随着互联网上积累的知识的急剧增加，随着网络信息搜索、分类工具的层出不穷，原来需要专家才具备的知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的经验，一个具备基本文化程度和上网能力的公民可以较快地基本掌握。相信不少人在去医院看病前都会在网上求医问药，从而实现和医生的“专业级对话”。可见，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知识分享的便利，使得个体素质差异比较容易得到弥补，对于大部分公共事务，公民之间原有认知、经验、能力的差异已不会从本质上影响他们的参与、判断和表达。而且，既然选举者都在不断地知识更新，被选举者更加必须时时提高自己，也大大降低了代议制中“庸人政治”的可能性。
群体间制衡。在传统方式下，公民中达不到“多数”的各种意见很难通过表决机制得到体现，因此只能由选举的“代表”在代议制的议会或政府中去博弈。而在信息技术下，对公民可以按多重口径进行群体分类，对各群体的意见可以进行精确统计（如对涉及教育的某个事项，可以按教师、家长、学生和其他公众的分类对意见进行统计），最大程度地完善决策。
总之，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获取、发布、传递、交换信息的层次；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则保证了身份的真实性、唯一性和沟通的实时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可以“全天候、一对一”地进行交流。因此，能够在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制下，以越来越多的方式实现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直接参与，实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高度融合，“群众路线”有了技术的保证。
应用举例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凡是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充分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运用信息技术可以大大提高这种“听取”的效果。例如，先对公民进行多重分类，如某人的政治面貌分類是“政协委员”，产业分类为“信息技术”，社会活跃度分类为“偏上”，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在分类的基础上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征求意见，如要征集对某项环保政策的意见，就可以由系统把征求意见表自动群发到产业分类或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的市民的手机上、在必要时自动跟进，实现精准送达、及时反馈，并对反馈意见进行自动的统计、汇总和分析。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于各种“公示”，公示的内容将精确、直接地群发到需知情对象的手机上，而不是只刊登在某个媒体、或张贴在某个角落里，消除“看不到公示”的抱怨和由此引起的纠纷。
由市民对执政效果进行评价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但传统方式费时、费力、费钱，评价方式简单，代表性较差。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基于对市民的多重分类，可以大大提高评价的效果和效率、保证评价的代表性。如可以将教育领域的工作内容自动群发到对应“教育”分类市民的手机上，将某一区域事务的内容自动群发到居住在该区域市民的手机上，实现“一事一评”；可以把年度工作内容群发到全体市民的手机上，实现“百万人评政府”甚至“千万人评政府”；评价的选项可以有多种，市民还可以另外提出意见和建议，由后台系统自动按多种口径进行分类、汇总，提供决策参考。不但能持续完善政府工作，更能大大推进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度认同。
申诉、上访和处理的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将根本改变。在市民的手机绑定身份之后，申诉可以直接用手机写，控告可以直接用手机发，再也不用去信访局排队喊冤了。通过信息系统，政府也可以及时、清楚地了解：上访的市民是谁？什么身份？位于何处？有什么困难和冤屈？以前反映过吗？接访、处理、答复、跟进都可以通过后台和手机的实时互动来实现，上访和截访不再是恶梦。 政府的各种服务也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来“前置”办理。如市民要申办港澳通行证，只需在手机上提交请求，与手机绑定的个人信息就会自动进入申办系统、启动办理和审批流程；而只要市民承诺提供“所在位置”信息，后台系统随时可以知道他在哪里，可以告诉他最近的办证点，可以就近安排送达办理后的通行证，等等。这种方式逐步推广后，市民和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手机和后台系统的关系，“门难进、队难排、人难看、事难办”的老大难问题可以从技术手段上得到解决。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在选举代表前，可以把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自动群发到各位选民的手机上供及时了解，代表有需要和选民沟通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互动。在人大就某一事项讨论和表决时，代表可以把议题直接群发到每个选民的手机上，选民能通过手机及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后台系统能马上统计出某一代表所属选民的意见，每个代表都能据此去独立行使表决权、监督权，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他们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村民自治、业主委员会、基层人大等不少场合都需要进行选举。而地理距离、选举场地、气候、统计效率等因素都程度不同地限制着选举的范围和效果。但是，如果把移动互联网技术用于选举，通過严格的身份认证、记名和不记名的严密算法，每个选民在家里用手机就可以投票，后台系统可以迅速计票，对于降低选举成本、扩大选举范围、保证参选率、提高计票效率等，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高效、方便、私密地在各类选举中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将成为每个公民的日常事务。
总之，社会进步的要义就在于成员的沟通、合作，状态的透明、可控，规则的公正、统一，现代信息技术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不二手段；而社会成员之间信息交流的手段和方式，也一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民主治理的体制，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已经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推动机制、倒逼机制。从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不光是“第一生产力”，也已经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各级政府已经在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加强政民互通、互动上采取了多种举措，网络问政、政务微博、信息发布、申诉举报等形式的层出不穷，标志着中共早已从延安时期的“豆选法”迈入了互联网时代。承认、顺应、助力这一进程而不是相反，更是每个希望社会进步的公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职责。
（作者单位：九三学社广东省委）
“代议制”的利弊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属于“代议制”形式的间接民主制度。“代议制”取代直接民主有其历史必然性。首先是社会规模：现代民族国家地域辽阔、人口剧增，没有一种技术方式能让居住分散、人数众多的全体公民可以像在希腊城邦那样直接讨论、决定主要的公共事务，只能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参与公共事务。其次是社会成员素质：随着社会的发展，涉及的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对其进行判断、讨论、决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公民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缺乏面对公共事务的普遍能力，只能通过选举出来的“精英阶层”来决定和治理。第三是群体之间的制衡：随着社会阶层的增多，公民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低，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直接民主的结果只能是“赢者通吃”，而通过代议制，各利益群体都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在代议机构中进行博弈、实现制衡，最大程度地避免“多数人的暴政”。
但是，间接民主也存在“异化”的可能，亦即选举出来的代表（包括代议制下的政府）在取得立法、执政地位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驱使、政党归属等等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完全代表选民行使权力，“只有在选举那一刻才是主人，选完后即成奴隶”就是一种极端的写照。如何在间接民主体制中贯彻“权为民所赋”的根本原则？采用怎样的思路、方法保证代议制不致“异化”，从而充分实现民众的民主权利？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足够的手段。
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变化
上述的社会规模、成员素质和群体间制衡等因素，在现代信息技术下，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社会规模。在高效的信息技术下，通过移动互联网，公民身份的确认、意见的表达已经不需要到某一集中的现场，足不出户就可以发言、投票、表决，深居家中就可以和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其他公民顺畅交流，“居住分散”就不是问题。快速处理海量数据的软件系统，可以对公民的诉求和决定进行实时的汇总、分析、统计，“人数众多”或“意见纷纭”都不足以成为技术上的障碍。可见，信息技术将使原来意义上的社会“规模”发生质的变化。
社会成员素质。随着互联网上积累的知识的急剧增加，随着网络信息搜索、分类工具的层出不穷，原来需要专家才具备的知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的经验，一个具备基本文化程度和上网能力的公民可以较快地基本掌握。相信不少人在去医院看病前都会在网上求医问药，从而实现和医生的“专业级对话”。可见，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知识分享的便利，使得个体素质差异比较容易得到弥补，对于大部分公共事务，公民之间原有认知、经验、能力的差异已不会从本质上影响他们的参与、判断和表达。而且，既然选举者都在不断地知识更新，被选举者更加必须时时提高自己，也大大降低了代议制中“庸人政治”的可能性。
群体间制衡。在传统方式下，公民中达不到“多数”的各种意见很难通过表决机制得到体现，因此只能由选举的“代表”在代议制的议会或政府中去博弈。而在信息技术下，对公民可以按多重口径进行群体分类，对各群体的意见可以进行精确统计（如对涉及教育的某个事项，可以按教师、家长、学生和其他公众的分类对意见进行统计），最大程度地完善决策。
总之，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获取、发布、传递、交换信息的层次；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则保证了身份的真实性、唯一性和沟通的实时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可以“全天候、一对一”地进行交流。因此，能够在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制下，以越来越多的方式实现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直接参与，实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高度融合，“群众路线”有了技术的保证。
应用举例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凡是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充分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运用信息技术可以大大提高这种“听取”的效果。例如，先对公民进行多重分类，如某人的政治面貌分類是“政协委员”，产业分类为“信息技术”，社会活跃度分类为“偏上”，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在分类的基础上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征求意见，如要征集对某项环保政策的意见，就可以由系统把征求意见表自动群发到产业分类或爱好分类为“低碳环保”的市民的手机上、在必要时自动跟进，实现精准送达、及时反馈，并对反馈意见进行自动的统计、汇总和分析。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于各种“公示”，公示的内容将精确、直接地群发到需知情对象的手机上，而不是只刊登在某个媒体、或张贴在某个角落里，消除“看不到公示”的抱怨和由此引起的纠纷。
由市民对执政效果进行评价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但传统方式费时、费力、费钱，评价方式简单，代表性较差。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基于对市民的多重分类，可以大大提高评价的效果和效率、保证评价的代表性。如可以将教育领域的工作内容自动群发到对应“教育”分类市民的手机上，将某一区域事务的内容自动群发到居住在该区域市民的手机上，实现“一事一评”；可以把年度工作内容群发到全体市民的手机上，实现“百万人评政府”甚至“千万人评政府”；评价的选项可以有多种，市民还可以另外提出意见和建议，由后台系统自动按多种口径进行分类、汇总，提供决策参考。不但能持续完善政府工作，更能大大推进政府和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和高度认同。
申诉、上访和处理的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将根本改变。在市民的手机绑定身份之后，申诉可以直接用手机写，控告可以直接用手机发，再也不用去信访局排队喊冤了。通过信息系统，政府也可以及时、清楚地了解：上访的市民是谁？什么身份？位于何处？有什么困难和冤屈？以前反映过吗？接访、处理、答复、跟进都可以通过后台和手机的实时互动来实现，上访和截访不再是恶梦。 政府的各种服务也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来“前置”办理。如市民要申办港澳通行证，只需在手机上提交请求，与手机绑定的个人信息就会自动进入申办系统、启动办理和审批流程；而只要市民承诺提供“所在位置”信息，后台系统随时可以知道他在哪里，可以告诉他最近的办证点，可以就近安排送达办理后的通行证，等等。这种方式逐步推广后，市民和政府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手机和后台系统的关系，“门难进、队难排、人难看、事难办”的老大难问题可以从技术手段上得到解决。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移动互联网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如在选举代表前，可以把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自动群发到各位选民的手机上供及时了解，代表有需要和选民沟通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手机互动。在人大就某一事项讨论和表决时，代表可以把议题直接群发到每个选民的手机上，选民能通过手机及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后台系统能马上统计出某一代表所属选民的意见，每个代表都能据此去独立行使表决权、监督权，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他们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村民自治、业主委员会、基层人大等不少场合都需要进行选举。而地理距离、选举场地、气候、统计效率等因素都程度不同地限制着选举的范围和效果。但是，如果把移动互联网技术用于选举，通過严格的身份认证、记名和不记名的严密算法，每个选民在家里用手机就可以投票，后台系统可以迅速计票，对于降低选举成本、扩大选举范围、保证参选率、提高计票效率等，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高效、方便、私密地在各类选举中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将成为每个公民的日常事务。
总之，社会进步的要义就在于成员的沟通、合作，状态的透明、可控，规则的公正、统一，现代信息技术正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不二手段；而社会成员之间信息交流的手段和方式，也一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民主治理的体制，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已经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推动机制、倒逼机制。从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不光是“第一生产力”，也已经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各级政府已经在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加强政民互通、互动上采取了多种举措，网络问政、政务微博、信息发布、申诉举报等形式的层出不穷，标志着中共早已从延安时期的“豆选法”迈入了互联网时代。承认、顺应、助力这一进程而不是相反，更是每个希望社会进步的公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职责。
（作者单位：九三学社广东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