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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什伦布寺住持眼中的“活佛”
快要离开西藏时，庄子健才偶然从日喀则地区的平措书记口中得知，很多西藏本地人把他视为“活佛”，平措书记还专门向扎什伦布寺的住持问过原由，住持的答案是“他能先知”。庄子健听了不禁莞尔，援藏三年五次在公路上遇险，每次都因为自己事先提醒了几句就与事故擦肩而过，经过司机的口，这事儿传到扎什伦布寺住持那里。自己看来这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在纯朴的藏民眼中，竟然成了“先知”。“先知”就“先知”吧，庄子健没有向藏民们解释过什么，只是庆幸至少没有因为工作连累了自己的司机。“西藏有些公路并不差，但路上长时间见不到车，司机容易麻痹，一个小坑或者一个急转弯都可能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援藏干部不了解情况，要特别当心”，谈起这个话题，庄子健的语气并不轻松。
在援藏的三年中，庄子健的神经绷得很紧，在西藏本地的汉、藏两族干部眼中，他却是一位格外温和、睿智的人。在庄子健面前，他们心里有什么嘴上就说什么，什么烦心事说给庄子健听，只看见他微笑着倾听，记录，没见他生过气上过火，可没过多久，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援藏第一年，很多西藏本地的民族干部看到呼啦啦一下派进六百多名地县级的干部，感觉压力很大，甚至还有点委曲。庄子健觉得，一个新政策出台，大家短时期内不理解很正常。他一方面帮助暂时没当上地区县，市“一把手”的援藏干部分析政策，一遍又一遍地劝慰他们多联系娘家人，安心做出实绩来；另一方面他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援藏干部工作的经验，积极联系西藏的各种宣传媒体，把对口援藏的政策演化为一个个成功，生动的援藏故事。他要推动所有受援县都由内地选派的干部担任一把手——县委书记，但他也知道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正是在他耐心等待的这一年中，无论是西藏本地的民族干部还是新老援藏干部都和庄子健这位援藏干部的“带队人”结下了深厚的工作友谊。
有人找庄子健诉苦，有人却是庄子健主动找上门去攀谈。在日常接触中庄子健发现了一批。思维活跃，能力出众，工作姿态出色“的年轻民族干部，他们之中很多人工作之余还总是捧本专业书在手上，表现出很强和求知欲和上进心。庄子健认真地向这些干部的他们周围的同事了解情况，并积极向组织上推荐他们到最艰苦的位置上进一步增长才干。打那儿以后，包括宫保扎西(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在内的这批年轻干部的每一次进步，都让已经离开西藏的庄子健十分快慰。庄子健总是觉得“人才难得”，民族干部中的人才“更加难得”。
在西藏自治区领导的眼中，庄子健话不多，但句句算数，是个难得的“信士”。刚入藏时，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特别嘱托庄子健要照顾好援藏干部，更要发挥好援藏干部的作用。仅仅一年下来，不止是援藏干部平平安安，工作出彩，同时分管了组织部工资福利工作的庄子健，还不声不响地为西藏争取到超过预期2倍多的财政递增定额。当时西藏的财政全由中央支持，1995年以前是每年20亿人民币，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央还确定了新的财政政策，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助。当时“专项扶助”特别受到西藏干部的欢迎，但财政定额递增的工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增量方面，庄子健了解到西藏每两年调整一次工资，需要6000万，平均每年3000万，西藏的大中专毕业生，中央每年要做3000万的财政支持，这样每年的实际增加支出就是6000万。原先财政递增额按4000万申报，明显是不够的。更何况西藏人才和干部事业的持续发展不能光补伙食，工资，各种增量投入每年至少需要1个亿。钱究竟花到哪里，怎么花，总数到底有多大，以自己分管的工资福利处为基础，庄子健对定额递增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详细核算，提交了一份实实在在、没有任何水份的报告给国家财政部，财政部审核后非常认可，直接把报告递交给国务院，结果从1996年开始，每年1个亿的定额递增政策就落到了实处。“这事儿核算的时候很麻烦很累人，可做成了也很有成就感”，说起这1亿元，庄子健可一点也没有“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觉悟。
对于西藏地县级干部对自己“温和，睿智”的评价，庄子健认为完全是沾了“对口支援”政策和广大援藏干部开创性工作的光。对口支援干部进藏的第二年，拉萨开始修“北京路”，“江苏路”，在援藏干部任一把手的市县里，一会儿小水电站起来了，一会儿路也修好了，一会儿广东的西瓜也引种到地里了，经济发展面目一新。拉萨市提出必须要北京市和江苏省派出司局级的干部援藏，一是需要他们带一下干部队伍，另一个是需要通过他们与北京和江苏取得省一级的联系；同时，所有的17个县都以这一批援藏书记为一把手了；3年后要派第二批援藏干部时，原前说不需要援藏干部的西藏市县和单位，也纷纷要求要增派干部。庄子健觉得，这是整个西藏自治区对对口援藏干部的作用形成全新观念的积极信号，就向中组部调配局汇报，建议由西藏自治区出面，直接与对口部委接触，对增加的部分采取双方协商，自愿对接的方式进行。结果新协商的十几个部委包括国家民委都同意派出援藏干部，而后来这种合作方式又得到了放大，惠及了西藏自治区几乎所有的部门和县市。
“在实际的工作中，我感觉到西藏的发展确实离不开汉族干部的工作，也离不开年轻的藏族干部的发展。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新政策中，原来的基层和技术人才援藏工作照常进行，把‘对口支援’的重点放在领导干部上，他们不仅把本单位的工作带动起来，还把内地的工作作风、信息、资源带进西藏，对西藏干部结构和观念的变化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很多县委书记把原来所在县的资金，技术人员带进西藏，对西藏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干部的交流，从内地到西藏是大的趋势，就算不是政府行为，是市场行为，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也会去西藏发展。你要让当地干部，老援藏干部都接受新政策，要让社会逐渐认识到新政策的正确性，就一定是有个过程的，实实在在地把基础打下去，大家的观念才会变化，政策才能延续。”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面对曾经的诉苦与质疑，莊子健做到了进退应矩，始终如一。
兢兢业业的3年下来，眼看要走了，庄子健意外地发现在这批援藏干部中，差不多就自己的家人一次也没有进藏探亲了。以前总觉得日子还长，爱人打电话要来都被自己拒绝了，现在要走了，还真不好意思提这件事。庄子健没提，自治区领导却替他想到了，在第二批援藏干部的接待工作结束后，专门接庄子健的爱人入藏，还派了两辆车，安排他们到日喀则、山南去休“探亲假”。正是这次到日喀则，庄子健得知自己“先知”的事在民间流传很广自己竟是扎什伦布寺住持眼中的“活佛”。
贴心的“带队人”
说起与自己一同进藏的“藏友”们，庄子健一直在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大家。因为自己援藏的时间局限，虽然分管进出藏干部工作，但并不能对大家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八小时之外，大家都没有家，按道理说集体活动比单独活动更能让人开怀忘情。但人在西藏，大家相隔很远，动不动就把大家组织起来是不现实的，活动搞起来还要尽量邀请老一批的援藏干部，民族干部参加，离群是不利于工作的。所以只能是在每年中秋五一，十一，大家聚在一起搞个联欢，唱歌跳舞，牛肉啤酒，聊表“藏友”之情。“藏友”们倒是很知足，无论谁有回家探亲的机会，都会主动帮别人看望一下孩子，带回些日用品，“把大家的事也办了”，一切发生得平淡又自然。
大家越自然，庄子健的心里越不自然。第一批600多个援藏干部，他差不多把所有人的工作履历，实际业绩、性格特征甚至家庭情况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为了让大家安心工作，他常常是北京，西藏两头跑，帮助援藏干部协调户口，关系进京等问题。文化部一位老師，爱人在四川工作，原本就与爱人长期两地分居，庄子健几度入川进京，不但在第一时间把他爱人调到了西藏的戏曲学校，还同时解决了她的户口问题，援藏结束，小两口得以一同返京。国家发改委的翟青，刚结婚不久就进藏了，她爱人产期将至，庄子健比翟青还紧张，早早安排翟青回家休假。也有孩子出生了却离不开的，庄子健就找到初为人父的干部，私下约几个人吃顿饭庆祝一下。对于工作实在忙得脱不开身的，庄子健又积极安排援藏干部的家属进藏探亲。
西藏交通厅附近有一个“建筑餐厅”，凡是没有灶的援藏干部经常到那里去吃饭，大家碰到一块今天你掏钱，明天我掏钱，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拼饭”吃。当时不同部门对援藏干部的条件不一样，人多的部门几个人就有一个灶，可以自己做饭吃。也有的部门只去了一个人，吃饭没人管，整天在街上流浪，今天到这个馆子吃一顿，明天到那个馆子吃一顿，要不就是等着别人请客，想吃一顿好饭都很困难。庄子健发现了，就立刻郑重地与他所在单位说明情况——吃饭可不是小问题，能解决一个灶算一个灶。
同一批“藏友”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庄子健又把视线扩大到全藏。第三次西藏座谈会确定要对西藏干部实行特殊津贴制度，津贴数是原工资基数的2.5倍。这事儿落实起来很复杂，要明确实施的范围，基数的核算，每年补助的具体数额，就要即动腿又动笔，经过实地考察，详细计算，又与财政部反复协商，2.5倍的补贴终得落实。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老一代援藏干部的内调一直是组织工作的一个难题，调得多了影响在藏干部的士气，不调又解决不了一些援藏干部的实际困难。“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期轮换”的新政策当然从制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再度发生，但老一代的援藏干部该如何处理?庄子健认为从照顾，解决干部的困难，让因为身体，家庭原因不能长期在西藏工作回到内地是必要的，对工作对个人都有好处。得到中央组织部的同意后，庄子健一个人一个人地了解情况，一个省一个省地协商，一次性安排好了600多名内调干部的工作岗位，“内调”这个词从此淡出了历史舞台。
三天补偿三年
庄子健的女儿觉得自己爸爸的工作和其他的政府官员没什么两样，平常朝九晚五，只是每次出差回来家里总会增加一些留学生归国活动或者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立的宣传袋。爸爸对自己当然好得没话说，只是中间有三年的记忆是空白。
这三年却是庄子健思念女儿最多的三年。1 995年庄子健进藏时，马上要中考的女儿不知爸爸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会什么时候回来，难过得想哭又怕爸爸看见，送行时一个人悄悄地退出人群，骑上自行车头也不敢回地离开了。这一幕偏偏清楚地落在了庄子健的眼里，又在他心里不停地回放了3年。
援藏快结束时女儿要参加高考了，庄子健正好回北京探亲。那三天他天天在考场门口等女儿出来，费尽心机帮女儿放松心情、帮女儿出谋划策。对庄子健来说，这三天等于三年。
快要离开西藏时，庄子健才偶然从日喀则地区的平措书记口中得知，很多西藏本地人把他视为“活佛”，平措书记还专门向扎什伦布寺的住持问过原由，住持的答案是“他能先知”。庄子健听了不禁莞尔，援藏三年五次在公路上遇险，每次都因为自己事先提醒了几句就与事故擦肩而过，经过司机的口，这事儿传到扎什伦布寺住持那里。自己看来这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在纯朴的藏民眼中，竟然成了“先知”。“先知”就“先知”吧，庄子健没有向藏民们解释过什么，只是庆幸至少没有因为工作连累了自己的司机。“西藏有些公路并不差，但路上长时间见不到车，司机容易麻痹，一个小坑或者一个急转弯都可能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援藏干部不了解情况，要特别当心”，谈起这个话题，庄子健的语气并不轻松。
在援藏的三年中，庄子健的神经绷得很紧，在西藏本地的汉、藏两族干部眼中，他却是一位格外温和、睿智的人。在庄子健面前，他们心里有什么嘴上就说什么，什么烦心事说给庄子健听，只看见他微笑着倾听，记录，没见他生过气上过火，可没过多久，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援藏第一年，很多西藏本地的民族干部看到呼啦啦一下派进六百多名地县级的干部，感觉压力很大，甚至还有点委曲。庄子健觉得，一个新政策出台，大家短时期内不理解很正常。他一方面帮助暂时没当上地区县，市“一把手”的援藏干部分析政策，一遍又一遍地劝慰他们多联系娘家人，安心做出实绩来；另一方面他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援藏干部工作的经验，积极联系西藏的各种宣传媒体，把对口援藏的政策演化为一个个成功，生动的援藏故事。他要推动所有受援县都由内地选派的干部担任一把手——县委书记，但他也知道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正是在他耐心等待的这一年中，无论是西藏本地的民族干部还是新老援藏干部都和庄子健这位援藏干部的“带队人”结下了深厚的工作友谊。
有人找庄子健诉苦，有人却是庄子健主动找上门去攀谈。在日常接触中庄子健发现了一批。思维活跃，能力出众，工作姿态出色“的年轻民族干部，他们之中很多人工作之余还总是捧本专业书在手上，表现出很强和求知欲和上进心。庄子健认真地向这些干部的他们周围的同事了解情况，并积极向组织上推荐他们到最艰苦的位置上进一步增长才干。打那儿以后，包括宫保扎西(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在内的这批年轻干部的每一次进步，都让已经离开西藏的庄子健十分快慰。庄子健总是觉得“人才难得”，民族干部中的人才“更加难得”。
在西藏自治区领导的眼中，庄子健话不多，但句句算数，是个难得的“信士”。刚入藏时，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特别嘱托庄子健要照顾好援藏干部，更要发挥好援藏干部的作用。仅仅一年下来，不止是援藏干部平平安安，工作出彩，同时分管了组织部工资福利工作的庄子健，还不声不响地为西藏争取到超过预期2倍多的财政递增定额。当时西藏的财政全由中央支持，1995年以前是每年20亿人民币，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央还确定了新的财政政策，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助。当时“专项扶助”特别受到西藏干部的欢迎，但财政定额递增的工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增量方面，庄子健了解到西藏每两年调整一次工资，需要6000万，平均每年3000万，西藏的大中专毕业生，中央每年要做3000万的财政支持，这样每年的实际增加支出就是6000万。原先财政递增额按4000万申报，明显是不够的。更何况西藏人才和干部事业的持续发展不能光补伙食，工资，各种增量投入每年至少需要1个亿。钱究竟花到哪里，怎么花，总数到底有多大，以自己分管的工资福利处为基础，庄子健对定额递增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详细核算，提交了一份实实在在、没有任何水份的报告给国家财政部，财政部审核后非常认可，直接把报告递交给国务院，结果从1996年开始，每年1个亿的定额递增政策就落到了实处。“这事儿核算的时候很麻烦很累人，可做成了也很有成就感”，说起这1亿元，庄子健可一点也没有“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觉悟。
对于西藏地县级干部对自己“温和，睿智”的评价，庄子健认为完全是沾了“对口支援”政策和广大援藏干部开创性工作的光。对口支援干部进藏的第二年，拉萨开始修“北京路”，“江苏路”，在援藏干部任一把手的市县里，一会儿小水电站起来了，一会儿路也修好了，一会儿广东的西瓜也引种到地里了，经济发展面目一新。拉萨市提出必须要北京市和江苏省派出司局级的干部援藏，一是需要他们带一下干部队伍，另一个是需要通过他们与北京和江苏取得省一级的联系；同时，所有的17个县都以这一批援藏书记为一把手了；3年后要派第二批援藏干部时，原前说不需要援藏干部的西藏市县和单位，也纷纷要求要增派干部。庄子健觉得，这是整个西藏自治区对对口援藏干部的作用形成全新观念的积极信号，就向中组部调配局汇报，建议由西藏自治区出面，直接与对口部委接触，对增加的部分采取双方协商，自愿对接的方式进行。结果新协商的十几个部委包括国家民委都同意派出援藏干部，而后来这种合作方式又得到了放大，惠及了西藏自治区几乎所有的部门和县市。
“在实际的工作中，我感觉到西藏的发展确实离不开汉族干部的工作，也离不开年轻的藏族干部的发展。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的新政策中，原来的基层和技术人才援藏工作照常进行，把‘对口支援’的重点放在领导干部上，他们不仅把本单位的工作带动起来，还把内地的工作作风、信息、资源带进西藏，对西藏干部结构和观念的变化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很多县委书记把原来所在县的资金，技术人员带进西藏，对西藏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干部的交流，从内地到西藏是大的趋势，就算不是政府行为，是市场行为，越来越多的汉族人也会去西藏发展。你要让当地干部，老援藏干部都接受新政策，要让社会逐渐认识到新政策的正确性，就一定是有个过程的，实实在在地把基础打下去，大家的观念才会变化，政策才能延续。”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面对曾经的诉苦与质疑，莊子健做到了进退应矩，始终如一。
兢兢业业的3年下来，眼看要走了，庄子健意外地发现在这批援藏干部中，差不多就自己的家人一次也没有进藏探亲了。以前总觉得日子还长，爱人打电话要来都被自己拒绝了，现在要走了，还真不好意思提这件事。庄子健没提，自治区领导却替他想到了，在第二批援藏干部的接待工作结束后，专门接庄子健的爱人入藏，还派了两辆车，安排他们到日喀则、山南去休“探亲假”。正是这次到日喀则，庄子健得知自己“先知”的事在民间流传很广自己竟是扎什伦布寺住持眼中的“活佛”。
贴心的“带队人”
说起与自己一同进藏的“藏友”们，庄子健一直在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大家。因为自己援藏的时间局限，虽然分管进出藏干部工作，但并不能对大家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八小时之外，大家都没有家，按道理说集体活动比单独活动更能让人开怀忘情。但人在西藏，大家相隔很远，动不动就把大家组织起来是不现实的，活动搞起来还要尽量邀请老一批的援藏干部，民族干部参加，离群是不利于工作的。所以只能是在每年中秋五一，十一，大家聚在一起搞个联欢，唱歌跳舞，牛肉啤酒，聊表“藏友”之情。“藏友”们倒是很知足，无论谁有回家探亲的机会，都会主动帮别人看望一下孩子，带回些日用品，“把大家的事也办了”，一切发生得平淡又自然。
大家越自然，庄子健的心里越不自然。第一批600多个援藏干部，他差不多把所有人的工作履历，实际业绩、性格特征甚至家庭情况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为了让大家安心工作，他常常是北京，西藏两头跑，帮助援藏干部协调户口，关系进京等问题。文化部一位老師，爱人在四川工作，原本就与爱人长期两地分居，庄子健几度入川进京，不但在第一时间把他爱人调到了西藏的戏曲学校，还同时解决了她的户口问题，援藏结束，小两口得以一同返京。国家发改委的翟青，刚结婚不久就进藏了，她爱人产期将至，庄子健比翟青还紧张，早早安排翟青回家休假。也有孩子出生了却离不开的，庄子健就找到初为人父的干部，私下约几个人吃顿饭庆祝一下。对于工作实在忙得脱不开身的，庄子健又积极安排援藏干部的家属进藏探亲。
西藏交通厅附近有一个“建筑餐厅”，凡是没有灶的援藏干部经常到那里去吃饭，大家碰到一块今天你掏钱，明天我掏钱，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拼饭”吃。当时不同部门对援藏干部的条件不一样，人多的部门几个人就有一个灶，可以自己做饭吃。也有的部门只去了一个人，吃饭没人管，整天在街上流浪，今天到这个馆子吃一顿，明天到那个馆子吃一顿，要不就是等着别人请客，想吃一顿好饭都很困难。庄子健发现了，就立刻郑重地与他所在单位说明情况——吃饭可不是小问题，能解决一个灶算一个灶。
同一批“藏友”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庄子健又把视线扩大到全藏。第三次西藏座谈会确定要对西藏干部实行特殊津贴制度，津贴数是原工资基数的2.5倍。这事儿落实起来很复杂，要明确实施的范围，基数的核算，每年补助的具体数额，就要即动腿又动笔，经过实地考察，详细计算，又与财政部反复协商，2.5倍的补贴终得落实。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老一代援藏干部的内调一直是组织工作的一个难题，调得多了影响在藏干部的士气，不调又解决不了一些援藏干部的实际困难。“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期轮换”的新政策当然从制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再度发生，但老一代的援藏干部该如何处理?庄子健认为从照顾，解决干部的困难，让因为身体，家庭原因不能长期在西藏工作回到内地是必要的，对工作对个人都有好处。得到中央组织部的同意后，庄子健一个人一个人地了解情况，一个省一个省地协商，一次性安排好了600多名内调干部的工作岗位，“内调”这个词从此淡出了历史舞台。
三天补偿三年
庄子健的女儿觉得自己爸爸的工作和其他的政府官员没什么两样，平常朝九晚五，只是每次出差回来家里总会增加一些留学生归国活动或者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立的宣传袋。爸爸对自己当然好得没话说，只是中间有三年的记忆是空白。
这三年却是庄子健思念女儿最多的三年。1 995年庄子健进藏时，马上要中考的女儿不知爸爸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会什么时候回来，难过得想哭又怕爸爸看见，送行时一个人悄悄地退出人群，骑上自行车头也不敢回地离开了。这一幕偏偏清楚地落在了庄子健的眼里，又在他心里不停地回放了3年。
援藏快结束时女儿要参加高考了，庄子健正好回北京探亲。那三天他天天在考场门口等女儿出来，费尽心机帮女儿放松心情、帮女儿出谋划策。对庄子健来说，这三天等于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