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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欧盟自成立以来从没有任何一次危机可以与近来发生在东欧的震荡相提并论。如果说难民危机只是一个触发欧盟内部矛盾冲突的外部危机，那么波兰杜达政府对于法治的蓄意攻击、匈牙利奥尔班政府对于民主的“普京式”改造，以及捷克ANO2011运动对社会民主党的巨大挑战，则反映出欧盟内部统一精神世界的瓦解。欧盟的价值观念正在遭受史无前例的反体制的挑战，欧洲的反建制派已在相当多的国家把持乃至改造了国家政权。
二战之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实质上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以法德为核心的统一欧洲市场，以民主、法治、人权观念为内涵的欧洲价值观，以美国为支撑、以俄罗斯为主要对手的北约的武装保护。冷战结束后欧洲的整合从外部压力下的被动聚合逐渐走上了以欧洲精神为内在动力、以欧盟大市场为吸附手段的主动扩张之路。而在欧洲近几年深陷经济危机、国家间矛盾激化之后，这种对于欧洲信念的坚守更加成为了欧盟的生死底线。尽管欧盟的人心涣散已经成为了近年来掩饰不住的真相，但如果没有了这种底线，欧盟就会更加迅速沦为乌合之众。东欧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动摇，恰恰从根本上反映出了这种价值观上的危机。
在近几年中，东欧逐渐诞生出一系列的反欧盟的政党，它们的特征基本可以归纳为：民族主义的（反欧洲主义）、民粹倾向的（操弄议会民主）、威权色彩的（控制舆论、司法系统）和保守主义的（强调传统文化，通常与天主教保守派关系密切）。
在2010年，奥尔班领导的匈牙利青年民主党在击败社会民主党之后，利用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开始了一次和平的政变。该党不仅通过修改法律让国家获得了对媒体史无前例的控制，严重削弱了法院的独立性，而且通过对竞选规则的修改，让自己更容易地保持政权。在相当多数欧洲专家看来，奥尔班政府正在朝着“普京式”政权稳步前进，但就修改竞选规则这一点而言，奥尔班的“吃相”比普京要难看得多。
而波兰的民主倒退更令人吃惊。在2015年，卡钦斯基带领的法律与公正党出人意料地以过半数的大胜取得了波兰政权，并成为了波兰社会转轨后第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党。该党的胜利之所以令人吃惊是因为，与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前执政党公民纲领党的执政业绩其实相当出色，波兰经济增长在欧洲最快，而失业率则是第二低。
法律与公正党胜利的原因除了一般意义上选民的厌倦情绪之外，更突出地反映出东欧民主法治社会基础的薄弱。与拥有庞大的具有欧洲价值观的中产阶级的西欧不同，东欧的中产阶级、城市市民阶层并不是社会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在法国，市民阶层是阻挡激进势力的最坚实的防火墙；在德国，中产阶级与政治精英牢不可破的结盟，几乎将所有悖离政治正确的观点，都压制在政治舞台最边缘的地带。然而在东欧，一切迥然不同。城市不是政治过程的中心，而是被保守的农村包围的孤岛。法律公正党的选票主要来自于与天主教关系密切的农村与小城镇，在所有大城市里他们都输给了公民纲领党。然而问题在于，华沙之于波兰不是巴黎之于法国。依靠天主教氛围浓厚的农村地区的支持，杜达政府自上台起就展开了对于波兰宪法法院的攻击，不仅试图通过修改法律来剥夺宪法法院的独立性，而且对宪法法院对政府违宪的判决不屑一顾，甚至用“共产党余孽”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宪法法院。
东欧的宗教氛围、阶级结构乃至社会心理都迥然不同于西欧。当最亲欧洲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在以反移民为主要旗帜的ANO2011运动的压力下开始批评欧洲的移民政策时，也许人们必须反思，所谓一体的欧洲，其边境究竟应该划在哪里？目前欧盟的幸运之处在于，虽然东欧国家对于欧洲价值观越来越不买账，但出于经济上的依附以及民族心理深处对俄罗斯的仇恨与恐惧，它们尚不会公开地挑战老欧洲。
在几十年前，当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西方民主法治成为最高的政治正确的时候，大量的西方学者自信地宣称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然而从目前来看，历史可能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尽管人类社会已经习惯了西方民主制的很多符号，但在这些符号之下，许多陈旧的东西都正在复活。更为有趣的是，这些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国家，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了某种粗野的生命力，而民主、法治、文明的老欧洲，却日益散发出衰朽和虚弱的气息。
二战之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实质上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以法德为核心的统一欧洲市场，以民主、法治、人权观念为内涵的欧洲价值观，以美国为支撑、以俄罗斯为主要对手的北约的武装保护。冷战结束后欧洲的整合从外部压力下的被动聚合逐渐走上了以欧洲精神为内在动力、以欧盟大市场为吸附手段的主动扩张之路。而在欧洲近几年深陷经济危机、国家间矛盾激化之后，这种对于欧洲信念的坚守更加成为了欧盟的生死底线。尽管欧盟的人心涣散已经成为了近年来掩饰不住的真相，但如果没有了这种底线，欧盟就会更加迅速沦为乌合之众。东欧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动摇，恰恰从根本上反映出了这种价值观上的危机。
在近几年中，东欧逐渐诞生出一系列的反欧盟的政党，它们的特征基本可以归纳为：民族主义的（反欧洲主义）、民粹倾向的（操弄议会民主）、威权色彩的（控制舆论、司法系统）和保守主义的（强调传统文化，通常与天主教保守派关系密切）。
在2010年，奥尔班领导的匈牙利青年民主党在击败社会民主党之后，利用自己在议会中的多数，开始了一次和平的政变。该党不仅通过修改法律让国家获得了对媒体史无前例的控制，严重削弱了法院的独立性，而且通过对竞选规则的修改，让自己更容易地保持政权。在相当多数欧洲专家看来，奥尔班政府正在朝着“普京式”政权稳步前进，但就修改竞选规则这一点而言，奥尔班的“吃相”比普京要难看得多。
而波兰的民主倒退更令人吃惊。在2015年，卡钦斯基带领的法律与公正党出人意料地以过半数的大胜取得了波兰政权，并成为了波兰社会转轨后第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党。该党的胜利之所以令人吃惊是因为，与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前执政党公民纲领党的执政业绩其实相当出色，波兰经济增长在欧洲最快，而失业率则是第二低。
法律与公正党胜利的原因除了一般意义上选民的厌倦情绪之外，更突出地反映出东欧民主法治社会基础的薄弱。与拥有庞大的具有欧洲价值观的中产阶级的西欧不同，东欧的中产阶级、城市市民阶层并不是社会政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在法国，市民阶层是阻挡激进势力的最坚实的防火墙；在德国，中产阶级与政治精英牢不可破的结盟，几乎将所有悖离政治正确的观点，都压制在政治舞台最边缘的地带。然而在东欧，一切迥然不同。城市不是政治过程的中心，而是被保守的农村包围的孤岛。法律公正党的选票主要来自于与天主教关系密切的农村与小城镇，在所有大城市里他们都输给了公民纲领党。然而问题在于，华沙之于波兰不是巴黎之于法国。依靠天主教氛围浓厚的农村地区的支持，杜达政府自上台起就展开了对于波兰宪法法院的攻击，不仅试图通过修改法律来剥夺宪法法院的独立性，而且对宪法法院对政府违宪的判决不屑一顾，甚至用“共产党余孽”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宪法法院。
东欧的宗教氛围、阶级结构乃至社会心理都迥然不同于西欧。当最亲欧洲的捷克社会民主党在以反移民为主要旗帜的ANO2011运动的压力下开始批评欧洲的移民政策时，也许人们必须反思，所谓一体的欧洲，其边境究竟应该划在哪里？目前欧盟的幸运之处在于，虽然东欧国家对于欧洲价值观越来越不买账，但出于经济上的依附以及民族心理深处对俄罗斯的仇恨与恐惧，它们尚不会公开地挑战老欧洲。
在几十年前，当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西方民主法治成为最高的政治正确的时候，大量的西方学者自信地宣称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然而从目前来看，历史可能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尽管人类社会已经习惯了西方民主制的很多符号，但在这些符号之下，许多陈旧的东西都正在复活。更为有趣的是，这些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国家，在很多时候表现出了某种粗野的生命力，而民主、法治、文明的老欧洲，却日益散发出衰朽和虚弱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