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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自媒体时代后，公众的政治参与诉求与能力主要以网络空间场域作为主阵地显现出来，但在主流媒体的声音之外，负面舆情也频频针对某一专业机构的职能缺失而爆发，这种舆情中包含着隐藏在多元价值需求下极化、政治化、非理性化的声音，解构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消解政治合法性，对于此种舆情的衍生逻辑与引导机制分析是抗疫战争胜利的内在需求。
关键词：自媒体;后真相;政治参与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1]，客观性是新闻的第一属性，但是并不是唯一属性。专业机构新闻常规的核心不是关于 “新闻的选择性” （ selectivity of news） ，而是“新闻的创造性” （ creation of news） ，新闻是被生产出来的[2]。 也就是说专业机构新闻机构所产出的新闻并不单单是以客观性为唯一指标，创造性也是影响新闻内容的变量之一。所谓创造性就是各方利益在专业新闻媒体的中介下进行利益平衡后的加工手段。但是与专业新闻机构不同，自媒体的生成机制是由单一的个体或利益群体进行新闻的生产以及传播，这样尚且对新闻的客观性都难以保障，更遑论新闻的创造性。这种单一利益创造下的新闻更能代表某一阶级（且更大可能是底层阶级）的话语与价值取向。由此自媒体的新闻得到了力量不断膨胀用以不断解构主流话语权。因此，把握自媒体时代的舆情走向至关重要。
一、自媒体时代下负面舆情的危害
（一）解构主流话语权，动摇政治合法性。
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的共同思想基础。”[3]构建主流媒体的作用就在于塑造社会主义同心圆在思想上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是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呈现。在守好舆情大后方这场战役中，要警惕区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其他意识形态，如：犬儒主义、民粹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犬儒主义牵引下造成的公共政策信任危机甚至会直接影响行政效率，民粹主义造就的“网络群氓”的反精英意识将矛头直指政治精英，而可能会嫁接在自由主义上的西方和平演变企图更是会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二）背离公共理性，影响科学政策生成
正如罗尔斯所说：“作为公民自身的理性，它是公共的理性; 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 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4]公共理性的内核是建立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公众利益之上，坚持“人本论”的中国共产党在政策的制定上以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指向标，科学政策与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正相关系，在公共理性缺失的前提下，少数社会、政治精英的个人理性不足以抵抗群体的意志，政策制定中的价值科学与制度科学就会受到负面舆情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政策在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都会遭到破坏，过程中滋生的负面舆情又会不断深化反过来更加强烈的破坏科学政策的生成。在疫情攻坚战中，科学决策对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过程有积极影响。
（三）民生问题政治化，加剧人民内部矛盾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是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5]，人们一切行为的动因都可以用利益来解释。利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密不可分，人们在网络上进行积极的意见表达，归根到底是利用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决策的过程，从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得以实现，从而获得较为有利的利益分配。民生问题实质上是公众对于政治权力进行资源合理性分配的意见表达，但是由于个别专业机构没有能妥善的履行其政治职能，导致公众信任异化，从而使民生问题通过利益链条以政治化。
二、对于舆情的引导
如前所述，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次生舆情，其中包含着例如自由主义和犬儒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不仅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更会激化社会内部矛盾，因此，对于舆情的引导至关重要。
（一）构建网络生态同心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动员各民族力量，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而为了构建网络生态的同心圆，就需要多主体多方面多维度的介入，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协同构建同心圆的机制”[6]。要先发挥党的向心力，坚持党的网络治理的领导作用，积极发挥党员在各类媒体或互联网企业中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组织为战斗堡垒，坚决打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战。要广泛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群众自觉自愿投身到社会监督的体制中来，发挥主人翁意识，在去伪存真的运动中彰显自身历史创造者的身份。要依靠主流媒体建立公信力，使主流媒体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新闻报道中，做到主导性与主体性，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结合，用缜密的逻辑与崇高的目标感染群众，塑造群众正确的价值观。
（二）健全建设互联网法制
此次负面舆情膨胀的重要原因就是互联网法制不健全，导致人民只有技术赋权而没有制度制约，在主体性膨胀的底色下，犹如回到了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是狼的社会，在互联网世界中形成了一个无主权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为了利益的敌对状态。为了使舆情向优良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的就是健全互联网法制，将互联网纳入国家治理的范围当中，消解“自然状态”，使人民的主体性是在制度制约下的技术赋权，每个人都合理运用自身的权力。另一方面，规制自媒体，要将现实世界的法规和道德圭臬投射到互联网建设当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媒体建设的48字指导。
（三）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
党的十九大强调， “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作为政治参与中的主体，在网络空间场域中依法行使权利的同时也要规制自身的政治行为。首先，人民应该具备在网络信息洪流中去伪存真的鉴别能力，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信息的真假同構性使人民常常受限于谣言，政府应当在规制自媒体的同时培养公民的信息鉴别能力，催动人民自身从信息的接受者到真相挖掘者的转变。另外，政府应当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为人民进入政治决策环节提供对等的公共信息，良好的物质保障与科学的制度流程，确保人民的政治需求得以实现，使人民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中实现从“网络政治主体”到“理性政治主体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刘宇轩，巢乃鹏.后真相时代的受众心理与媒体策略[J].青年记者，2017（16）：15-17.
[2] 李红涛 ： 《黄金年代的“十字路路口” ： 〈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中国传媒报告》2013 年第4 期。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50.
[4] 〔美〕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 增订 版） 》[M]，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1 ，19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6] 人民日报评论员.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二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网信工作会议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04-23（01）.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服务课题“高校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微信公众号平台建设研究”项目成果。
关键词：自媒体;后真相;政治参与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1]，客观性是新闻的第一属性，但是并不是唯一属性。专业机构新闻常规的核心不是关于 “新闻的选择性” （ selectivity of news） ，而是“新闻的创造性” （ creation of news） ，新闻是被生产出来的[2]。 也就是说专业机构新闻机构所产出的新闻并不单单是以客观性为唯一指标，创造性也是影响新闻内容的变量之一。所谓创造性就是各方利益在专业新闻媒体的中介下进行利益平衡后的加工手段。但是与专业新闻机构不同，自媒体的生成机制是由单一的个体或利益群体进行新闻的生产以及传播，这样尚且对新闻的客观性都难以保障，更遑论新闻的创造性。这种单一利益创造下的新闻更能代表某一阶级（且更大可能是底层阶级）的话语与价值取向。由此自媒体的新闻得到了力量不断膨胀用以不断解构主流话语权。因此，把握自媒体时代的舆情走向至关重要。
一、自媒体时代下负面舆情的危害
（一）解构主流话语权，动摇政治合法性。
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的共同思想基础。”[3]构建主流媒体的作用就在于塑造社会主义同心圆在思想上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是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呈现。在守好舆情大后方这场战役中，要警惕区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其他意识形态，如：犬儒主义、民粹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犬儒主义牵引下造成的公共政策信任危机甚至会直接影响行政效率，民粹主义造就的“网络群氓”的反精英意识将矛头直指政治精英，而可能会嫁接在自由主义上的西方和平演变企图更是会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二）背离公共理性，影响科学政策生成
正如罗尔斯所说：“作为公民自身的理性，它是公共的理性; 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义; 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4]公共理性的内核是建立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公众利益之上，坚持“人本论”的中国共产党在政策的制定上以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指向标，科学政策与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正相关系，在公共理性缺失的前提下，少数社会、政治精英的个人理性不足以抵抗群体的意志，政策制定中的价值科学与制度科学就会受到负面舆情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政策在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都会遭到破坏，过程中滋生的负面舆情又会不断深化反过来更加强烈的破坏科学政策的生成。在疫情攻坚战中，科学决策对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过程有积极影响。
（三）民生问题政治化，加剧人民内部矛盾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民所奋斗争取的一切，都是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5]，人们一切行为的动因都可以用利益来解释。利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密不可分，人们在网络上进行积极的意见表达，归根到底是利用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决策的过程，从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得以实现，从而获得较为有利的利益分配。民生问题实质上是公众对于政治权力进行资源合理性分配的意见表达，但是由于个别专业机构没有能妥善的履行其政治职能，导致公众信任异化，从而使民生问题通过利益链条以政治化。
二、对于舆情的引导
如前所述，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次生舆情，其中包含着例如自由主义和犬儒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不仅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更会激化社会内部矛盾，因此，对于舆情的引导至关重要。
（一）构建网络生态同心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动员各民族力量，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而为了构建网络生态的同心圆，就需要多主体多方面多维度的介入，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协同构建同心圆的机制”[6]。要先发挥党的向心力，坚持党的网络治理的领导作用，积极发挥党员在各类媒体或互联网企业中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组织为战斗堡垒，坚决打好网络意识形态阵地战。要广泛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群众自觉自愿投身到社会监督的体制中来，发挥主人翁意识，在去伪存真的运动中彰显自身历史创造者的身份。要依靠主流媒体建立公信力，使主流媒体将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新闻报道中，做到主导性与主体性，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结合，用缜密的逻辑与崇高的目标感染群众，塑造群众正确的价值观。
（二）健全建设互联网法制
此次负面舆情膨胀的重要原因就是互联网法制不健全，导致人民只有技术赋权而没有制度制约，在主体性膨胀的底色下，犹如回到了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人与人之间是狼的社会，在互联网世界中形成了一个无主权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为了利益的敌对状态。为了使舆情向优良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的就是健全互联网法制，将互联网纳入国家治理的范围当中，消解“自然状态”，使人民的主体性是在制度制约下的技术赋权，每个人都合理运用自身的权力。另一方面，规制自媒体，要将现实世界的法规和道德圭臬投射到互联网建设当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媒体建设的48字指导。
（三）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
党的十九大强调， “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作为政治参与中的主体，在网络空间场域中依法行使权利的同时也要规制自身的政治行为。首先，人民应该具备在网络信息洪流中去伪存真的鉴别能力，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信息的真假同構性使人民常常受限于谣言，政府应当在规制自媒体的同时培养公民的信息鉴别能力，催动人民自身从信息的接受者到真相挖掘者的转变。另外，政府应当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为人民进入政治决策环节提供对等的公共信息，良好的物质保障与科学的制度流程，确保人民的政治需求得以实现，使人民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中实现从“网络政治主体”到“理性政治主体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刘宇轩，巢乃鹏.后真相时代的受众心理与媒体策略[J].青年记者，2017（16）：15-17.
[2] 李红涛 ： 《黄金年代的“十字路路口” ： 〈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中国传媒报告》2013 年第4 期。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50.
[4] 〔美〕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 增订 版） 》[M]，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1 ，19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6] 人民日报评论员.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二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网信工作会议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04-23（01）.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服务课题“高校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微信公众号平台建设研究”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