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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这也让晚清词坛成为词学最后的终结。晚清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词人与评论学者，晚清四大家对千年词史进行了独特的归纳和总结。其间既借鉴和继承前人经验，又注重自我批评和自我进步，这也让晚清词学形成了极具特色和多样化的词学流派。面对的主要问题还是体现在对于前人词学理论的深化和批评，守律立意并重，基于词学进行总结和升华。晚清临桂词派提出了“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这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诗词历经千年至今依旧熠熠生辉，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发展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文化的革新。历经千年完善，最终在晚清时期，词学理论和批评思潮达到了高峰，并基本定型。基于传统词学理论进行批评和传承，让词学文化紧随时代发展潮流，才能历久弥新，延绵不绝，实现新的词学文学复兴。传统文化要基于传统，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为后世留下难以磨灭的经典，这也让晚清形成了诸多富有个性的词学流派。
一、崇醇雅，立词体
晚清词坛历经三个时期，从早期浙西词派，到常州词派，再到最后的晚清四大家，晚清四大家也成为清代第三阶段的著名词派代表，当然，浙西词派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崇于“宋”，批“元明”，其对宋代词学推崇备至，主张学习姜燮和张炎之风，同时以传统词学继承和复兴为主，提倡词学醇雅、清空的风格，注重词体词学格律，以此为基础对宋词之风进行再次弘扬。因为时代的发展，浙西词派兴起于太平盛世，为了符合主流文化的需求，对元明进行针对性的批评，而过分迎合太平清词，过分强调格律词，这也成为限制浙西词派的最大问题之一。
朱彝尊是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经历了朝代变迁、战乱太平，强调的是空中寄情，而后继者则缺乏相应的生活经验，转向词句雕琢、炼字堆砌的风格，导致浙西词派的文风和词风受到很大的局限，最后词风日渐凋敝，其太平清词之风也给后世带来不好的影响，浙西词派早期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以宋之词风为主，清除“元明”粗鄙之流。但是，后期继承者过分注重词的文风堆砌，仅在技巧、格律、炼字上下功夫，并没有切实结合生活实际和时代发展，一味搬弄技巧，堆砌辞藻，导致眼界和格局越走越窄，最终被人取代和淘汰。
二、比兴寄托，以词立意
随着浙西词派的日渐式微，太平清词一味地追求清空、淡然，而让词的立意虚乏、空泛，题材内容也日趋狭窄。最终，常州词人张惠言开始批评浙西词风，同时提出注重比兴寄托、立意深刻、以意立词的风格，抨击了浙西词派后期空洞无物的词风，随后，常州词派开始崛起，顿时成为清代词坛中的一股清流。当然，这也和时代发展有关，常州词派兴起于嘉庆初期，此时国力衰落的征兆已经开始显现，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内忧外患之下，浙西词派的淡然、清空词风被大家所诟病，常州词派也就顺势而兴起。
此后，常州词派的风格一直主张的是切合当下环境，结合时代需求，强调的是比兴寄托，以立意为重，词风言之有物，要求词作能够反映当下的生活环境和现实生活，而不只是个人感情诉求的抒发。从这点来说，常州词派比浙西词派的格调和立意更加深刻，同时常州词派的眼界格局不再是单纯的个人咏怀、抒发，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环境和时代发展的变化需求。比如，《木兰花慢·杨花》是清代词人张惠言所作的一首咏物诗，但其实比兴寄托，写人、写史亦写世，以杨花自我比喻，以花寄情，以花写人，情景融合，立意深远，虽然自比杨花，但是人物命运和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坎坷寥落之情溢于言表。常州词派这样的立意比兴词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守律立意，汲优摒陋
晚清四大家多吸取了浙西派和常州词派的优点，放弃了门户之见，在此基础上进行吸收、继承和批评，汲取词风中的内涵，摒弃其文化上的弊病，对两派的词风进行融合，守律立意并重。之前，浙西派注重声律、轻于立意，常州词派重于立意、轻于声律，导致词风晦涩难懂，有时立意也不深远。两派都有各自的创新和弊病，晚清四大家通过融合和吸收，将两派词风并重，形成了自成一派的风格。同时，四大家所处的环境已经是清朝末期，家国破碎，内忧外患，动荡社会之中，时代发展和生活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人生经历和国家命运如同风中飘絮，四大家专注词学理论，同时以比兴寄托哀思，以情写物，寄情于时代哀思。这也让四大家的的词风更加完善和立意深远。时代变化让几人的风格更加成熟，创作和理论相结合，家国和个人相统一。
临桂词派的代表人物王鹏运和况周颐提出了“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这三大特点被后人推为词学理论的标准，况周颐有系统化的词学理论论述，而王鹏运注重深刻的立意和感情寄托，理论和作品得到相互印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承接和发扬。“大”立于词格，在于气格，不论是词学还是天地格局，“重”寓于情感格律，立意于深刻的思想情感，“拙”喻于自然，藏于情，隐于世，以“大”和“重”藏于“拙”，继而将词学深化到哲学范畴，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重、拙、大”在词学中的来源及发展
临桂派的主要人物集中生活在清末民初，社会发展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家国破碎，人民命运坎坷多舛，国家和个人命运未知。其间，况周颐和王鹏运切中历史发展趋势，结合当下环境，对晚清词坛进行变革。以往的清空淡然词风重于立意，况周颐和王鹏运对词学进行继承和批评，同时展开相应变革。两人提出了“重、拙、大”的词学理论，“大”不仅是指拓展眼界，同时也是指结合家国命运，以词写天地国家气格，而不是单纯的壮大词格。在此理论基础上，词学和家国命运相互联系，展现出不一样的新气象，一扫词坛的衰败低迷风气，这也是晚清为后世树立的词学核心和准则，通过词学以小见大，以小写大，将个人情感和家国命运紧密结合。
五、“重、拙、大”理论对词学及文学的意义
“重、拙、大”的理论为后世树立了文化传承和词学准则，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和升华的途径，千年词史融于一体，非一家之言以定，而是结合百家之言，进行提炼升华。对于词学、词格、人学、气格，人们要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变革，同时要顺应时代环境的发展需求，将词学立意立足于时代发展变革，并以词写实，以词警世。民国时期，新文化思潮走上时代的舞台，其间词学理论推动了新文化思潮的创新和变革，众多文人将词学理论应用到文学实践中，为新思想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后来人进行文学创新提供了方向。之后，新文化思潮盛行，众多文学家利用文学开启民众思想，将词学理论运用到文学中，将古典词论和现代文学完美融合，并对文学历史的思想风潮进行变革和创新。进入民国初期，晚清词学逐渐退出公众视野，但是一批以新文化为代表的人物将这种思想情感贯彻到文学之中，不断进行传承、创新和弘扬，对中国文学史发展起到了推动和引领作用。
六、结语
从现在来看，古典词学理论依然影响着后世的思想及部分文学体系。在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变革和创新才能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为后来人指明方向。不仅是词学，其也对散文、诗歌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传承和发展古典词学理论，有助于推进文学革新，实现中国文化复兴。
（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作者简介：李帅（1997-），笔名楚衣，男，四川眉山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古典诗词曲赋。中华诗词学会、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诗词历经千年至今依旧熠熠生辉，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发展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文化的革新。历经千年完善，最终在晚清时期，词学理论和批评思潮达到了高峰，并基本定型。基于传统词学理论进行批评和传承，让词学文化紧随时代发展潮流，才能历久弥新，延绵不绝，实现新的词学文学复兴。传统文化要基于传统，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为后世留下难以磨灭的经典，这也让晚清形成了诸多富有个性的词学流派。
一、崇醇雅，立词体
晚清词坛历经三个时期，从早期浙西词派，到常州词派，再到最后的晚清四大家，晚清四大家也成为清代第三阶段的著名词派代表，当然，浙西词派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崇于“宋”，批“元明”，其对宋代词学推崇备至，主张学习姜燮和张炎之风，同时以传统词学继承和复兴为主，提倡词学醇雅、清空的风格，注重词体词学格律，以此为基础对宋词之风进行再次弘扬。因为时代的发展，浙西词派兴起于太平盛世，为了符合主流文化的需求，对元明进行针对性的批评，而过分迎合太平清词，过分强调格律词，这也成为限制浙西词派的最大问题之一。
朱彝尊是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经历了朝代变迁、战乱太平，强调的是空中寄情，而后继者则缺乏相应的生活经验，转向词句雕琢、炼字堆砌的风格，导致浙西词派的文风和词风受到很大的局限，最后词风日渐凋敝，其太平清词之风也给后世带来不好的影响，浙西词派早期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以宋之词风为主，清除“元明”粗鄙之流。但是，后期继承者过分注重词的文风堆砌，仅在技巧、格律、炼字上下功夫，并没有切实结合生活实际和时代发展，一味搬弄技巧，堆砌辞藻，导致眼界和格局越走越窄，最终被人取代和淘汰。
二、比兴寄托，以词立意
随着浙西词派的日渐式微，太平清词一味地追求清空、淡然，而让词的立意虚乏、空泛，题材内容也日趋狭窄。最终，常州词人张惠言开始批评浙西词风，同时提出注重比兴寄托、立意深刻、以意立词的风格，抨击了浙西词派后期空洞无物的词风，随后，常州词派开始崛起，顿时成为清代词坛中的一股清流。当然，这也和时代发展有关，常州词派兴起于嘉庆初期，此时国力衰落的征兆已经开始显现，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内忧外患之下，浙西词派的淡然、清空词风被大家所诟病，常州词派也就顺势而兴起。
此后，常州词派的风格一直主张的是切合当下环境，结合时代需求，强调的是比兴寄托，以立意为重，词风言之有物，要求词作能够反映当下的生活环境和现实生活，而不只是个人感情诉求的抒发。从这点来说，常州词派比浙西词派的格调和立意更加深刻，同时常州词派的眼界格局不再是单纯的个人咏怀、抒发，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环境和时代发展的变化需求。比如，《木兰花慢·杨花》是清代词人张惠言所作的一首咏物诗，但其实比兴寄托，写人、写史亦写世，以杨花自我比喻，以花寄情，以花写人，情景融合，立意深远，虽然自比杨花，但是人物命运和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坎坷寥落之情溢于言表。常州词派这样的立意比兴词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守律立意，汲优摒陋
晚清四大家多吸取了浙西派和常州词派的优点，放弃了门户之见，在此基础上进行吸收、继承和批评，汲取词风中的内涵，摒弃其文化上的弊病，对两派的词风进行融合，守律立意并重。之前，浙西派注重声律、轻于立意，常州词派重于立意、轻于声律，导致词风晦涩难懂，有时立意也不深远。两派都有各自的创新和弊病，晚清四大家通过融合和吸收，将两派词风并重，形成了自成一派的风格。同时，四大家所处的环境已经是清朝末期，家国破碎，内忧外患，动荡社会之中，时代发展和生活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人生经历和国家命运如同风中飘絮，四大家专注词学理论，同时以比兴寄托哀思，以情写物，寄情于时代哀思。这也让四大家的的词风更加完善和立意深远。时代变化让几人的风格更加成熟，创作和理论相结合，家国和个人相统一。
临桂词派的代表人物王鹏运和况周颐提出了“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这三大特点被后人推为词学理论的标准，况周颐有系统化的词学理论论述，而王鹏运注重深刻的立意和感情寄托，理论和作品得到相互印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承接和发扬。“大”立于词格，在于气格，不论是词学还是天地格局，“重”寓于情感格律，立意于深刻的思想情感，“拙”喻于自然，藏于情，隐于世，以“大”和“重”藏于“拙”，继而将词学深化到哲学范畴，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重、拙、大”在词学中的来源及发展
临桂派的主要人物集中生活在清末民初，社会发展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家国破碎，人民命运坎坷多舛，国家和个人命运未知。其间，况周颐和王鹏运切中历史发展趋势，结合当下环境，对晚清词坛进行变革。以往的清空淡然词风重于立意，况周颐和王鹏运对词学进行继承和批评，同时展开相应变革。两人提出了“重、拙、大”的词学理论，“大”不仅是指拓展眼界，同时也是指结合家国命运，以词写天地国家气格，而不是单纯的壮大词格。在此理论基础上，词学和家国命运相互联系，展现出不一样的新气象，一扫词坛的衰败低迷风气，这也是晚清为后世树立的词学核心和准则，通过词学以小见大，以小写大，将个人情感和家国命运紧密结合。
五、“重、拙、大”理论对词学及文学的意义
“重、拙、大”的理论为后世树立了文化传承和词学准则，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和升华的途径，千年词史融于一体，非一家之言以定，而是结合百家之言，进行提炼升华。对于词学、词格、人学、气格，人们要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变革，同时要顺应时代环境的发展需求，将词学立意立足于时代发展变革，并以词写实，以词警世。民国时期，新文化思潮走上时代的舞台，其间词学理论推动了新文化思潮的创新和变革，众多文人将词学理论应用到文学实践中，为新思想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后来人进行文学创新提供了方向。之后，新文化思潮盛行，众多文学家利用文学开启民众思想，将词学理论运用到文学中，将古典词论和现代文学完美融合，并对文学历史的思想风潮进行变革和创新。进入民国初期，晚清词学逐渐退出公众视野，但是一批以新文化为代表的人物将这种思想情感贯彻到文学之中，不断进行传承、创新和弘扬，对中国文学史发展起到了推动和引领作用。
六、结语
从现在来看，古典词学理论依然影响着后世的思想及部分文学体系。在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变革和创新才能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为后来人指明方向。不仅是词学，其也对散文、诗歌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传承和发展古典词学理论，有助于推进文学革新，实现中国文化复兴。
（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作者简介：李帅（1997-），笔名楚衣，男，四川眉山人，本科，研究方向：中国古典诗词曲赋。中华诗词学会、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