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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从道义上来说，赚穷人的钱是不对的，更为富裕的群体应该以类似于“慈善”的方式来反哺这个社会，但事实上这种“慈善”式的扶持在从根本上提升贫困群体的再创造力上收效甚微。在双创的政策背景下，社会企业则有望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中央提出补短板、惠民生，是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调整。到2020年，这个市场能有几十万亿的规模。”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除了政府部门这个主体以外，社会企业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甚至充分享受其中的红利。
社会企业成新起之秀
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
魏文锋的创业史可以浓缩成一个让女儿远离有毒产品的故事，或许可以给创业企业一些启发。此前在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他，离职后先是创办了一家化学品的评估公司，专门研究化学品对于环境和人体的伤害，年薪能达到100万元，用他的话来说“还算比较成功”。
然而在不惑之年，他换掉了这份工作，起因竟缘自女儿那张用来包新书的书皮。
“女儿一年级的时候发了新书，学校老师跟她说包书皮，我很自然地想到，去找一些牛皮纸、挂历纸，因为很多70后都是这么包的。但是她说不对，老师说用塑料的去包。”魏文锋向《经济》记者表示，他听后很担心，塑料书皮的胶黏剂和PVC膜到底安不安全，这在他心里形成了一个疙瘩。
2014年，魏文锋到实验室检测了这些塑料书皮，结果发现里面含有一些有害的物质，甚至包括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多环芳烃，以及对孩子身体发育有影响的邻苯。
“对于包书皮这件事情，我可以让我的女儿不包这种书皮，也可以劝阻她的同学，但是杭州有30万的小学生，怎么让他们不用？我给很多部门打电话，但是没人理我，即便有人理也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让魏文锋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得到他们的关注。
于是，他花1万块钱把市面销售的书皮买回来，送到实验室去检测，一共检测了7种书皮，拍了纪录片放到网上，点击量两三天便达到120多万次，有1万多人在他微信上纷纷点赞，让他继续做下去。
“这种感觉，跟以前做公司赚钱的感觉很不一样。”在这件事情之后，魏文锋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将愿景定位成让天下孩子远离有毒有害的产品，专门检测孩子用什么是安全的，甚至打造了专门的企业LOGO。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可行的，并打通了一条自“媒体+检测+团购+微店”的盈利链条。
“除了书皮以外，后面还检测了很多东西，铅笔、橡皮等，我的粉丝不多，只有2.6万，但是其中有1.5万的家长会下单，转换率很高，全部收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0多万元，仅仅2016年到现在就有120多万元，只运行了10个月，这个市场很大。”
在创造了经济效益之外，魏文锋的“搅局”使得质检总局在今年2月份对上海和江苏进行书皮专项抽查，学生用品标委会开始讨论对学生用品标准进行更新。
但是既卖货又做评测也让他遭受一些质疑。“我索性‘裸奔’，按进货价卖出，包装费、人工费、快递费按实际收取，让家长们看着捐钱，结果这样做的收入甚至比原来还多。”这件事让魏文锋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魏文锋的这家企业就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如果说这家企业究竟与传统的经营学生用品的企业有何不同，就在于其中夹杂着的那份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有很多，且多以中小型为主，它们常常被大品牌的广告LOGO淹没，或者为偏远山区的妇女提供工作机会，或者帮助残疾群体打造生存本领，涉及领域不一而足。
据徐永光介绍，社会企业主要作用在6个领域：失业、公平增长、贫困、公共服务、金融和私营部门，把经济和政策发展带来的好处带给需要改善生活的人群。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中国社会企业的资格认证还存在问题，但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所鼓励发展的、减免税的企业和社会企业领域基本是重合的，所以这对社会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政策利好。
徐永光表示，中国的社会企业可以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现在社会上无良企业有很多，制造地沟油、毒奶粉、毒跑道，一些排污企业给员工带去尘肺病。中国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企业，而是能够在环保、高科技、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对于社会企业，人们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看来，私人企业是由私人投资，积累的是私人资本，是可以分红的，而社会企业最根本的不同是由社会投资，最后积累的是社会资本，归基金会、民非等所有，用于社会投资。
“从业务范围看，私人企业可以说法无禁止则可为，香烟等都可以。但是社会企业还有一些底线，就是不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就业问题。私人企业以利润为最高目标，有时为了利润会牺牲公众利益，而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高目标，有的时候会牺牲利润。”刘文奎向《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融合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慈善机制的长处，规避了两者的短处，使得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社会效益。
社会企业的营利之争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企业该不该营利的问题众说纷纭。这也成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尴尬所在。
“对于社会企业，现在全球都面临着左、中、右三派之争，偏左的认为社会企业不能分红，就是非营利机构，中间派说可以有限地分红，右派说分红是股东的事，跟别人无关，要坚持它的社会使命，不能用是不是分红来捆绑他。”在徐永光看来，社会企业不能营利这种做法根本走不通。
“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原来有法律规定，利润分配不得超过35%，但是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的投资方不给投资，捐款方不给捐款，使他们遭遇了资金黑洞，证明有39%的英国社会企业缺乏资金的发展支持，而主流的中小企业受到这个困惑的只有5%。”徐永光介绍称，2015年英国政府取消了社区利益公司分红限额的规定。 英美的社会企业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特别的税收优惠，为什么他们还要接受认证，受到法律严格的监督？原因在于有了社会企业的认证之后，会得到公众的信任，会得到很多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消费他们的产品。
即便从香港来看，其最初把社会企业定义为非营利组织，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香港社企总商会通过认证了500多家社会企业，几乎全部是社团创办的非营利社会企业，然而过去十年来，不少谋利组织创办的社会企业，在耗尽政府的资助后便难以为计。大量的事例证明，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会企业比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会企业更具生命力，更能创造社会效益。可是，一直以来，私人创办的社会企业完全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支持，两个政府出资创办的基金皆拒他们于门外。”徐永光透露，经过细心实践，以及参考了别国经验，香港特区政府终于决定采取35%的利润分配上限的方式，开始接受私人社会企业申请政府资助。
在徐永光看来，即便是社会企业鼻祖尤努斯，在坚持社会企业不能分红上已经遇到了挑战。“2015年，我到孟加拉看到这些不分红的社会企业发展得并不怎么样，都在消耗资源，除了格莱美银行，很少有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的。”
而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证明了，盈利对于企业本身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企业需要声明自己是公益性吗？千万不要，就是做企业，不要说自己做公益，说自己做公益马上把你捆绑，你就很难发展。”徐永光表示，社会企业千万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一贴标签就要受到道德绑架。
“营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朋友都表示，要先赚钱，然后才能继续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红路对《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应该有能力解决盈利问题。
与很多企业抓痛点最终是为了抓利益不同，社会企业试图实现的是“痛点——利益”的无限循环。
社会痛点就是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靶心。“像失能失智老人的养护、护理等工作，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但是很难做好，其实也不应该由它来做；NGO无权、无钱、无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人、有能力，但是趋利做不好。”徐永光表示，这种事情只能依靠于社会企业。“有一家民营医院是社会企业，从2006年开始，政府把自己花几亿元盖的养老机构一个接着一个交给这家企业经营，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不仅投诉率下降，经济效益也得到提升，床位增加了十倍，就是因为进行了社会企业改制。”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在“善经济时代”，千万不要认为社会服务业不要工业化，脱离工业化，很随便地进行想象和创意，结果转化不了社会成果，就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现在全球人均GDP已经过了一万美元，生产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要讲究好，这是全人类目前出现的一个大的挑战。中国未来几年很快就要过一万美元的大关，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会促使我们调整生活和生产方式。”王振耀表示，在这种趋势下，社会服务业也在创造经济价值，而且创造得还不少，“现在中国税收的54%已经来自于服务业，来自于第三产业”。
在他看来，“善”的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过去是求企业，给社会企业募捐一点，而现在很多企业家对社会企业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他们突然发现，没有社会价值寸步难行，企业很快就会垮下来。”
现在中国就有大量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企业，王振耀把它归结为5类。“第一类叫社会福利企业，每年的产值有100多亿元，有五六十万残疾人在那里就业，这是有盈利的；第二类社会扶贫，有很多政府的投资去支持贫困地区兴办企业；第三类是很多政府对于高新企业、农业、环保企业等免税；第四类就是现在几十万家的社会服务机构；第五类是公益金融。”
在他看来，不管是哪一类，社会企业一定是引领经济和企业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创办社会企业一定要注意与政府对接，与社会问题对接，包括现在的儿童问题、养老问题，政府都很着急，能不能放开这个领域，开拓不同的市场，让地方政府追着资助，是社会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乎从道义上来说，赚穷人的钱是不对的，更为富裕的群体应该以类似于“慈善”的方式来反哺这个社会，但事实上这种“慈善”式的扶持在从根本上提升贫困群体的再创造力上收效甚微。在双创的政策背景下，社会企业则有望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中央提出补短板、惠民生，是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调整。到2020年，这个市场能有几十万亿的规模。”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除了政府部门这个主体以外，社会企业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甚至充分享受其中的红利。
社会企业成新起之秀
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亦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
魏文锋的创业史可以浓缩成一个让女儿远离有毒产品的故事，或许可以给创业企业一些启发。此前在浙江省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工作的他，离职后先是创办了一家化学品的评估公司，专门研究化学品对于环境和人体的伤害，年薪能达到100万元，用他的话来说“还算比较成功”。
然而在不惑之年，他换掉了这份工作，起因竟缘自女儿那张用来包新书的书皮。
“女儿一年级的时候发了新书，学校老师跟她说包书皮，我很自然地想到，去找一些牛皮纸、挂历纸，因为很多70后都是这么包的。但是她说不对，老师说用塑料的去包。”魏文锋向《经济》记者表示，他听后很担心，塑料书皮的胶黏剂和PVC膜到底安不安全，这在他心里形成了一个疙瘩。
2014年，魏文锋到实验室检测了这些塑料书皮，结果发现里面含有一些有害的物质，甚至包括国际公认的强致癌物多环芳烃，以及对孩子身体发育有影响的邻苯。
“对于包书皮这件事情，我可以让我的女儿不包这种书皮，也可以劝阻她的同学，但是杭州有30万的小学生，怎么让他们不用？我给很多部门打电话，但是没人理我，即便有人理也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让魏文锋感到必须做点什么得到他们的关注。
于是，他花1万块钱把市面销售的书皮买回来，送到实验室去检测，一共检测了7种书皮，拍了纪录片放到网上，点击量两三天便达到120多万次，有1万多人在他微信上纷纷点赞，让他继续做下去。
“这种感觉，跟以前做公司赚钱的感觉很不一样。”在这件事情之后，魏文锋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将愿景定位成让天下孩子远离有毒有害的产品，专门检测孩子用什么是安全的，甚至打造了专门的企业LOGO。
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可行的，并打通了一条自“媒体+检测+团购+微店”的盈利链条。
“除了书皮以外，后面还检测了很多东西，铅笔、橡皮等，我的粉丝不多，只有2.6万，但是其中有1.5万的家长会下单，转换率很高，全部收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0多万元，仅仅2016年到现在就有120多万元，只运行了10个月，这个市场很大。”
在创造了经济效益之外，魏文锋的“搅局”使得质检总局在今年2月份对上海和江苏进行书皮专项抽查，学生用品标委会开始讨论对学生用品标准进行更新。
但是既卖货又做评测也让他遭受一些质疑。“我索性‘裸奔’，按进货价卖出，包装费、人工费、快递费按实际收取，让家长们看着捐钱，结果这样做的收入甚至比原来还多。”这件事让魏文锋意识到，做正确的事情，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魏文锋的这家企业就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如果说这家企业究竟与传统的经营学生用品的企业有何不同，就在于其中夹杂着的那份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有很多，且多以中小型为主，它们常常被大品牌的广告LOGO淹没，或者为偏远山区的妇女提供工作机会，或者帮助残疾群体打造生存本领，涉及领域不一而足。
据徐永光介绍，社会企业主要作用在6个领域：失业、公平增长、贫困、公共服务、金融和私营部门，把经济和政策发展带来的好处带给需要改善生活的人群。在他看来，尽管现在中国社会企业的资格认证还存在问题，但是国家的产业政策所鼓励发展的、减免税的企业和社会企业领域基本是重合的，所以这对社会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政策利好。
徐永光表示，中国的社会企业可以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现在社会上无良企业有很多，制造地沟油、毒奶粉、毒跑道，一些排污企业给员工带去尘肺病。中国需要的不是这样的企业，而是能够在环保、高科技、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对于社会企业，人们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看来，私人企业是由私人投资，积累的是私人资本，是可以分红的，而社会企业最根本的不同是由社会投资，最后积累的是社会资本，归基金会、民非等所有，用于社会投资。
“从业务范围看，私人企业可以说法无禁止则可为，香烟等都可以。但是社会企业还有一些底线，就是不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就业问题。私人企业以利润为最高目标，有时为了利润会牺牲公众利益，而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高目标，有的时候会牺牲利润。”刘文奎向《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融合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慈善机制的长处，规避了两者的短处，使得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社会效益。
社会企业的营利之争
一直以来关于社会企业该不该营利的问题众说纷纭。这也成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尴尬所在。
“对于社会企业，现在全球都面临着左、中、右三派之争，偏左的认为社会企业不能分红，就是非营利机构，中间派说可以有限地分红，右派说分红是股东的事，跟别人无关，要坚持它的社会使命，不能用是不是分红来捆绑他。”在徐永光看来，社会企业不能营利这种做法根本走不通。
“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原来有法律规定，利润分配不得超过35%，但是研究发现，这些公司的投资方不给投资，捐款方不给捐款，使他们遭遇了资金黑洞，证明有39%的英国社会企业缺乏资金的发展支持，而主流的中小企业受到这个困惑的只有5%。”徐永光介绍称，2015年英国政府取消了社区利益公司分红限额的规定。 英美的社会企业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特别的税收优惠，为什么他们还要接受认证，受到法律严格的监督？原因在于有了社会企业的认证之后，会得到公众的信任，会得到很多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消费他们的产品。
即便从香港来看，其最初把社会企业定义为非营利组织，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
“香港社企总商会通过认证了500多家社会企业，几乎全部是社团创办的非营利社会企业，然而过去十年来，不少谋利组织创办的社会企业，在耗尽政府的资助后便难以为计。大量的事例证明，私人出资创办的社会企业比依靠政府资助的社会企业更具生命力，更能创造社会效益。可是，一直以来，私人创办的社会企业完全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支持，两个政府出资创办的基金皆拒他们于门外。”徐永光透露，经过细心实践，以及参考了别国经验，香港特区政府终于决定采取35%的利润分配上限的方式，开始接受私人社会企业申请政府资助。
在徐永光看来，即便是社会企业鼻祖尤努斯，在坚持社会企业不能分红上已经遇到了挑战。“2015年，我到孟加拉看到这些不分红的社会企业发展得并不怎么样，都在消耗资源，除了格莱美银行，很少有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的。”
而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也证明了，盈利对于企业本身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企业需要声明自己是公益性吗？千万不要，就是做企业，不要说自己做公益，说自己做公益马上把你捆绑，你就很难发展。”徐永光表示，社会企业千万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一贴标签就要受到道德绑架。
“营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朋友都表示，要先赚钱，然后才能继续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红路对《经济》记者表示，社会企业应该有能力解决盈利问题。
与很多企业抓痛点最终是为了抓利益不同，社会企业试图实现的是“痛点——利益”的无限循环。
社会痛点就是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靶心。“像失能失智老人的养护、护理等工作，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但是很难做好，其实也不应该由它来做；NGO无权、无钱、无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有钱、有人、有能力，但是趋利做不好。”徐永光表示，这种事情只能依靠于社会企业。“有一家民营医院是社会企业，从2006年开始，政府把自己花几亿元盖的养老机构一个接着一个交给这家企业经营，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不仅投诉率下降，经济效益也得到提升，床位增加了十倍，就是因为进行了社会企业改制。”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在“善经济时代”，千万不要认为社会服务业不要工业化，脱离工业化，很随便地进行想象和创意，结果转化不了社会成果，就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现在全球人均GDP已经过了一万美元，生产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要讲究好，这是全人类目前出现的一个大的挑战。中国未来几年很快就要过一万美元的大关，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会促使我们调整生活和生产方式。”王振耀表示，在这种趋势下，社会服务业也在创造经济价值，而且创造得还不少，“现在中国税收的54%已经来自于服务业，来自于第三产业”。
在他看来，“善”的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过去是求企业，给社会企业募捐一点，而现在很多企业家对社会企业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他们突然发现，没有社会价值寸步难行，企业很快就会垮下来。”
现在中国就有大量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企业，王振耀把它归结为5类。“第一类叫社会福利企业，每年的产值有100多亿元，有五六十万残疾人在那里就业，这是有盈利的；第二类社会扶贫，有很多政府的投资去支持贫困地区兴办企业；第三类是很多政府对于高新企业、农业、环保企业等免税；第四类就是现在几十万家的社会服务机构；第五类是公益金融。”
在他看来，不管是哪一类，社会企业一定是引领经济和企业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杠杆。“创办社会企业一定要注意与政府对接，与社会问题对接，包括现在的儿童问题、养老问题，政府都很着急，能不能放开这个领域，开拓不同的市场，让地方政府追着资助，是社会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