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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可能带来全球文化一体化,但是与经济生活直接相关的文化趋同却是不可避免的。十几年来,中国在学习西方科学园区经验的同时,也大量学习了相关的文化。让我们从一种国际化的视野, 探索一下中国创业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不缺乏创业,但缺乏文化。更准确一些说,这种文化不是一般的文化知识水平或个人学术修养,而专指“与创业有关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氛围”。这个提法比较抽象,正如我们认定“孵化器首先是一个制度性框架”一样。在中国要搞好孵化器的经营管理,首先必须理解孵化器是一个“制度性框架”的深刻丰富内涵。要建立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创业文化,首先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启蒙并形成真正理解、支持创业的意识形态、文化氛围。据我们不太全面的了解,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重视思想文化建设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国著名的财经专家吴敬琏先生,一个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前任主任陆昊。
吴敬琏先生的观点是“制度重于技术”。吴先生所说的“制度”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总概念,并不单单指一个明确的社会制度或多个具体的管理制度。究其深刻内涵,与我们所提倡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氛围可以说异曲同工。
陆昊先生对思想文化建设重要性的分析,与我们的观念也有相似之处。他举了三个例子:一是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经济发展出现了良好的预期。当时,各项生产要素都没有变,思想的作用成了最重要的条件。二是14至16世纪的意大利。国际学术界多次研究的14至16世纪的意大利,当时各种发展要素条件都具备,有人、有资金、有市场,什么都有,但是经济却没有发展起来。三是硅谷与128公路。前者迅猛发展而后者衰落的主要问题不在政策法规体系上,而在更高层面的意识形态、文化氛围上。
中国能够取得经济转型的成功并保持经济迅猛发展,首先应归功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大解放。有一部著名的电视政论片《解放》,叙述的就是思想解放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就。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朝着“解放”的正确道路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中国创业文化的未来发展,还需要营造一个广阔宽松的创业空间:大力发展各类与创业、创新有关的正式组织,并为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与繁衍提供空间。
仅有孵化器这个具体的办事、服务机构来构建、发展、扶持创业文化是远远不够的。从主观方面看,孵化器是个具体的办事、服务机构,那里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每天有大堆的具体事务要做。他们根本没有太多的剩余时间来抽象地谈论“文化”,同样也没有太多时间思考空洞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命题。即使他们要那么做,比他们更加聪明、更具智慧的创业者也未必买帐。这话比较尖锐,但事实正是如此。从客观方面看,“在我国不少地方,个人创业还存在不少的困难。例如,小企业往往会遇到信息、资金、管理上的许多困难。因此,政府要鼓励建立各种各样的官方或民间组织来帮助它们加以解决。”（吴敬琏先生语）
可以弥补孵化器不足的正是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是启发、酝酿、交流、升华创业文化的最佳环境与场所。
正式组织是有正式名称、经政府部门批准、定期或不定期举行行业或专业聚会的协会、联谊、论坛类组织。这类组织在中国已不新鲜,各行各业都有。在中国孵化器行业,近一两年成立了很多这样的组织,如软件协会、留学人员创业园年会、几个省联合成立的孵化器网络等等。公正地说,这些正式组织在感情交流、信息沟通、学术研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们不能说它们办得很好,因为它们本来可以办得更好一些。关键在于,它们还应该多想办法多取得一些实质性的、建设性的效果。应该承认,像硅谷工程师协会之类的国外同类正式组织在行业信息沟通交流方面是很起作用的。归国留学人员普遍反映,国内恰恰缺少协会这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并且已经成立的一些组织同国外相比,还属于不够活跃的松散型组织。国内所设立的一些协会不够务实,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有限的信息量,限制了对很多先进技术的了解。此外,往往找不到一个真正权威的协会能够对企业做实质性的检测和沟通。
非正式组织在中国几乎没有。在中国社会管制较严的时期,是不允许这类组织存在的。既然是非正式组织,也就不应该有什么正式的定义。我们在这里只是试图给它一个相对完整的解释。非正式组织,简单地说,就是圈内人士非正式聚会的场合,也许叫作“非正式场合”更贴切一些。创业者到此的目的就是寻求彼此支持。陆昊提到非正式组织,转述了硅谷一个非常经典的笑话,叫做白天不能解决软件程序设计的问题,晚上到“马车轮酒吧”。有专门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外国专家把硅谷的真正含义理解为“技术学者共同体”,强调的也正是创业者之间这种看似松散,但随时可能来上厉害的一招的“特殊自我支持”与“合作技术创新”关系。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存在的最大意义不是提供一个自由交流、发发牢骚的空间,而在于它是一个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温床！真正称得上“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氛围不在孵化器物理空间内,而在这里;真正起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作用的不是孵化器的经理,而是聚集在非正式场合的也许是患难之交但不一定荣辱与共、也许今天是同事但明天就是竞争对手、也许是创业英豪但迅即虎落平阳的创业者与企业家！创业文化的精髓在此。
非正式组织是不可以也不能“发展”的。在硅谷,它完全就像一家新创企业一样神出鬼没、自生自灭。我们在中国要真正培养和扶持起像硅谷那样的以非正式组织为灵魂的创业文化,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像“宽容失败”一样容忍它的存在,并为它的繁衍提供一个不需要多么繁华但绝对需要“请勿打扰”的空间。
中国创业文化的未来发展离不开一个更符合创业客观需要的法制环境、信用环境。法制不仅是法制,信用不仅是信用,它们折射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
正式加入WTO使中国人前所未有地切身感受到了与国际接轨的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法治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从不自觉走向了自觉。中关村、深圳等发达地区高新技术园区做了规范化、国际化法制建设的领头羊。2002年3月,厦门市人大常委会相继审议并通过了《厦门经济特区鼓励留学人员来厦创业工作规定》（简称《规定》）和《厦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简称《条例》）。前者为我国首部人大立法的、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后者是继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之后,全国第三个以立法形式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的地方性法规。两部法规均于2002年6月正式生效。《规定》和《条例》为厦门营造出了一个在全国不可多得的、对创业者具有较强吸引力的优越法制环境,并带动了整个厦门市创业软环境的升级和完善。在创业扶持方面,《规定》在全国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降低企业注册门槛,取得了《公司法》颁布以来的新突破,其具体规定是:“留学人员申办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起点为三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可兑换的外币;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的,可分期出资。”
然而,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法治建设依然只是迈出了一小步,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初步的法律尺度放宽和政策松绑工作。对来自创业者的声音,我们依然还是聆听得很少。对如何以更细微的法律规定促进创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充分竞争与竞业限制、人才流动与人身保障、公司结构调整与做大做强……我们都考虑得很少或几乎没有考虑。事实上,创业者抱怨政府管得太多、收费太多、办事太费周折的声浪一直在持续。在这些方面,硅谷的经验与做法值得我们长久地研修、借鉴。
中小企业信用环境建设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似乎还没有人能够抓住病根开出药方。实质上,信用问题与法制问题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打个不很贴切的比方,如果社会是一口深井,那么信用就是井里面的水,而法制就是打水的桶！如果没有这只桶,或者这只桶漏水漏得很厉害,结果显然是没有水,即使有也肯定少得可怜。对此,我们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因为信用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发展。一个真正成熟的最根本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融得社会资本”——上市、获取风险投资或银行贷款,而“融得社会资本”的前提首先是企业的信用。不讲信用,谁会把钱给你打水漂？
法制之外,解决信用问题的两大根本途径是守法守信的社会大环境的培育和创业者、企业经营者的诚信教育。培育也好,教育也罢,凡事沾上一个“育”字,就得耗上许多精力和时间。正如十月怀胎,只有经历脱胎换骨的漫长痛苦才能换来新生。
由此看来,中国创业文化建设的确任重道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进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