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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领域，客观上都存在着结构性的“大循环”关系，而且，这些“循环”关系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忽视、否认这种循环关系的存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消极影响。尤其是造成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不可逆转性破坏，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而要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重新审视、重视和树立“大循环”理念，自觉地修补和维护客观存在的各种“大循环”关系，实现发展模式的彻底转变。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大循环”理念；循环与发展的关系；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7-0012-03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条件和规律的集中体现，而在关于发展的条件和规律中，就包括自然界和社会自身的良性循环关系。自然界本来存在着“大循环”——生态圈的良性循环，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自己的“大循环”——平衡和谐的社会结构。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作用，世界经济一直以加速度向前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张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在19-21世纪，“发展”成为最突出的趋势，且掩盖了人类经济和社会中的其他趋势。但是，近代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界和社会结构的平衡，也破坏了其自身的“循环”。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恶性膨胀，资源的透支使用，环境的严重破坏。其危害不仅是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当代人的生存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不能不对客观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大循环”关系进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努力修复和重建这种“良性循环”。
一、重新审视自然和社会中的“良性循环”关系
(一)人口生产的良性循环
无论任何时代和国家，要维持正常的人口生产，并使人民生活幸福、富足，必须能够给多数人民提供充裕的生活资料，而要生产出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有相应充裕的生产资料——土地、矿藏、水资源等等。人口生产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利用的资源环境按比例相匹配(在生产资料既定不变时，出生率约等于死亡率)。这是其内在的规律。当人类的人口生产符合这个规律时，它就处于一个良性循环之中，社会就呈现出安定和谐的局面(当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反之，当人口生产违背这个规律时，它就处于循环被破坏、平衡被打破的状态。人口生产要以不同的方式调整：一是通过社会动乱、对外战争等方式，使人口与其自然条件之间恢复平衡；二是通过科技进步，提高人类对自然物的利用范围和水平，从而找到人口与自然条件的新的平衡。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漫长年代里，人口生产的平衡主要靠前一种方式实现；而在19世纪以后，自然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生产能力以几何倍数增加，这就使人口的迅速膨胀有了可能。资料统计，公元前8000年，世界人口只有1000万。至公元1770年，世界总人口经过万年的发展，才达到8亿，其后到1950年，不到300年内，世界人口达到25亿，到2003年，大约50年，就达到63亿。
但是，尽管科学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给巨量的人口提供了生存条件。但它提供的这种条件是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在科技进步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加工能力，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地球的资源总量。人类只是加快了对地球现有资源的利用速度，增加了消费的总量。因而它必然地带来了新的危机——人口生产恶性膨胀，但资源却相对匮乏。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地球现有资源迅速枯竭，而人们为了争夺资源，重新陷入互相残杀之中。
所以，我们要自觉遵循人口生产的内在循环规律，自觉地调节国家的人口生产。以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为国策。我们始终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人民谋幸福。通过扩大生产，增加物质供应是一条途径，而通过合理控制人口，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冗员，也是一条途径。如果人口减少了，人均资源增加了，即使我们没有太快的发展(这种发展往往以牺牲环境和资源存量为代价)，人民生活也能得到提高。相反，如果人口增加与生产进步同步，那么生产的进步就是徒劳无益的。社会的财富从总量上，从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但实际上却消耗于无形之中。
(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在自然界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生态平衡”，它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生物适应、顺应自然环境而生长，并和环境之间形成良性关系，如植物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又以自己的根系保持土壤不使其流失；二是生物圈内部的平衡。通过食物链互相制约，又通过消化链互相补充，达到一种天然的良性循环。昆虫以植物为食，鸟类以昆虫为食，它们的粪便又回到土壤中，成为植物的养分。生物与生物内部的这种平衡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循环”关系。在“循环”的基础上，才有万物的生存和演化。在人类产生之前的漫长自然史里，自然界中的基本格局是循环，而不是发展。因为发展是以缓慢的、令人难以觉察的速度进行的。
人类产生以后，逐渐打破了自然界长期形成的生态平衡，人类将自然界中的一切作为实现自己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并且改写了循环与发展的关系。矿山开采、森林砍伐、草原过载、水库发电，改变了原有的自然地貌、气候条件；工业污染、废弃物降低了环境质量。更严重的是臭氧层的破坏和温室效应的形成，会导致全球气温逐渐上升，南北极冰雪融化，海平面逐年抬高，沿海国家将会被淹没。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加，全球的生态系统被破坏。
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生态。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50%近30亿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之中，单为此就必须要从自然界汲取大量的资源，以满足城市人口的食品、日用品、住宅、交通、通讯、文化、卫生、娱乐等需要，而这些居住在集中地的人口所产生的巨量排泄物，却不能回归自然，大多是以对自然的污染的方式排入江河湖海中。城市每日都在产生大量的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迄今为止，也没有能够以循环的方式回归自然，而是作为废弃物被堆积、掩埋、烧掉。
人类对于自然进行无限的索取，却不愿对自然进行回报，相反甚至回报以破坏。这种索取与回报的巨大反差，必然造成生态平衡的原始循环的破坏。
(三)经济总量的良性循环
迄今为止，在利益和人口膨胀两大力量的驱动下，人类经济规模一直处于扩张之中。经济应该是无止境地“增长”吗?经济增长的合理界限应该在什么地方?经济增长究竟对谁有利?它的价值在哪里?在地球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这些问题。认为人类经济应该另辟途径、跳出单向的“增长”误区的人越来越多。“循环经济”的主张得到认同。事实上，如果人口恒定，那么经济的增长只意味着消费量的扩张，这对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意义并不大。而不发达国家如果减少人口，那么经济总量即使不增加，人均收入也会增加。
所以，应当放弃当前的人类发展模式，即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以人口—经济恶性互动为助力的单向发展模式，建立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1.侧重“质”的发展，控制“量”的发展。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都具有“质”和“量”两方面，质是事物的核心、根据，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质和量之间，具有合理的比例关系，在哲学上用“度”来表示。
人类经济及社会发展史表明，源于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新原材料，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质”的改变是很明显的，每一重大发明的诞生，都使经济以效率更高、质量更优、消耗更小的方式向前迈进。如金属冶炼、蒸汽机、电力、电脑、互联网、农业的良种培育、滴灌技术等。我们看到，科技发达国家如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掌握最尖端的技术，不断推出技术含量更高的最新产品，在市场上获得非常高的附加值。而且，这些国家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要比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少几倍。所以，重视“质”的发展，是一种高效低耗的发展方式。
在人类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另外一种趋势就是“量”的发展、量的扩张。当然，在合理的范围内，量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但是，人类经济及社会发展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过程，人一方面可以理智地控制“量”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可以恣意扩大“量”的规模，使之超过“度”的合理界限，并使“质”向恶的方向发展。如盲目地扩张人口，大兴土木；恶性竞争，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只关注产量，不关注效益等等。上世纪疯狂的“大跃进”以及在“政绩工程”中出现的追求GDP现象，其特征就是只求量的扩张、量的规模，而忽视“质”的发展，甚至破坏原有的“质”的稳定。这样的发展，成本高、浪费多，费劲大、收益低，而且会形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乃至破坏。经济总量虽然在增长，但经济结构失衡，投入产出失衡，经济增长同时导致人口膨胀，使经济总量中很大一部分是无效益乃至负效益的。这种发展方式，无疑是不可取的。
因此，应该努力用技术进步为手段，使生产、生活效率更高，而消耗更少，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质”的发展。
2.追求高质量的发展，放弃低质量的发展。发展也存在质量问题，必须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高质量的发展是高效益、低消耗、保持与环境的和谐，而且均衡协调，具有后劲的发展。而低质量的发展则是“高速”、低效、规模大、消耗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大，发展的后劲小，是一种畸形发展。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追求的是高质量的发展。一是要追求低消耗，不以浪费资源为发展代价；二是要保护好自然环境，不以生态失衡为发展代价；三是坚持协调的发展，纠正畸形的发展。
(四)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
人类实践是文化的基础和源泉，其中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活动，即经济活动。相应地，人类文化的继承、汲取、选择，都离不开实践需要尤其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尽管文化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着，但它的实际内容无不是来自于对实践的经验、规律的概括总结和为实践服务的。一般而论，文化是对客观现实及其规律的总结，是对人类自身、人的实践的不断反思。文化的作用是总结经验教训，归纳发现的规律性认识，从而为后来的实践提供指导，使后人能够继承前人探索的成果，从更高的起点开始实践。文化促进实践的发展，实践反过来又为文化提供新的内容。
文化与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并不总是以正常的良性的方式存在着的。有很多时候，由于人为的原因，导致二者的关系扭曲变形，就会使文化应有的功能减弱，文化内容畸形、失真，难以为实践提供优质服务，从而影响实践的进行。而文化自身也受到基础削弱的反作用，陷入衰落之中。中国在明清之际科技和经济落后于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的文化选择发生偏差——科举制度设计和取向不合理。统治阶级将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并且按照政治需要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从科举中选拔各级官员。这样，使社会的文化发展向既定的意识形态方向倾斜，而自然科学、经济科学则受到抑制、打压，科技落后导致经济停滞，经济停滞又加剧了文化落后。
文化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被人为扭曲还表现在文化选择不当使文化失真上面。例如，文革时期，“四人帮”为了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将中国历史简化为阶级斗争史、儒法斗争史，规定一切形式的文艺作品都必须反映“阶级斗争”，甚至要求学校教育内容政治化。使人民群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接受失真的无用的信息，无数青年学生荒废学业，无数知识分子被迫参与到扭曲的文化体系建构中，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直接浪费，更重要的是因影响文化的发展而影响经济的发展，给中国的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经过长期改革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定下来，但在文化建设方面，显然滞后于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体制差”，现存文化体系中存在许多“无效、无用”的内容，如职称评定中对外语的硬性要求，考试中对政治课的要求，教科书中多年不变的内容，每年大量公款支持的印刷品的问世，学术腐败滋生的“假、庸、劣”成分挤占文化市场，等等。应该清除这些文化赝品和“废品”，使文化体系健康完善。
二、循环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万事万物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长期以来，我们着力于“发展”较多，肯定程度较高。而对于“循环”，则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不足，且常冠之以“保守”、“停滞”的贬损之词。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需要纠正。
1.“循环”与“发展”都是事物的正常形态。万事万物皆在运动，但形式有多种多样。太阳系九大行星绕日运行，年复一年，是一种循环式的运动；地球上自然现象中春夏秋冬更替，草木生死更替，水——气——雨——水的周而复始，亦是循环式运动。所以说，循环乃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一种方式，是事物运动保持平衡状态时的一种形态。其根据是事物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均处于相对的稳定。这种稳定，对事物完善自身是有利的，也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发展是新的循环取代旧的循环。发展也是事物的常态，发展的内容是从量变到质变，新的“质”取代旧的“质”，建立起新的质量关系——度。发展还可以被看作是旧的循环被打破，新的循环得以确立的过程。事物处在旧的质量关系中时，有相当时间内质和量处于平衡状态，事物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是一种稳定的“循环”关系——相互作用。而新的质取代旧的“质”，意味着旧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当新质的地位确立后，产生新的质量平衡，事物内部各要素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相互作用，达到一种新的循环状态。
3.社会的循环、发展，最终不是决定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客观现实和规律。在自然条件下，事物的循环和发展完全是客观的，是各种条件自发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循环与发展过程具有人的主观意志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的实践活动的影响，人的主观意图和选择往往会导致社会历史过程的加速、减缓或者转向，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客观规律——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无论人们有怎样的主观愿望，都必须与客观现实和规律相符合。当旧的循环中的质量关系相互适应时，就不应该人为地打破它，当新的循环的条件不具备时，就不应盲目地求发展。选择循环还是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要求，视对全体人民是否有利而定。为发展而发展，为政绩而发展，为发展而不惜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幸福等做法，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三、构建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也就是一种可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是建立在“大循环”关系不被破坏基础上的发展。实现这种发展，必须改变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代之以新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其发展模式已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
在人类之初，人们在自然界中尚未取得优势地位，生产规模狭小，种群数量稀少。一方面面临猛兽猛禽的威胁，另一方面，尚未克服自然条件(如气候、水源)的限制。此时自然界的资源异常丰富，人类只需以采集、狩猎等方式，就可以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这一阶段是人类发展模式的第一种类型，即顺应自然、依赖自然，发展自己。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人类初步掌握了农业、渔牧业、工业等知识。通过学习和创新，建立起现代科学技术，并以此为利器，将生产能力彻底转变为对自然物的加工和对自然界的控制上面。从自然界无节制地摄取各种资源——从陆地至海洋，从生物到矿物，用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此一阶段，人类已经完全取得了在自然界中的优势地位，使其他生物失去威慑力，成为人类的牺牲品，自然条件也失去了对人的约束性。人类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样，闯入地府，强销死籍，取得了对自然界的支配权。现代科学技术加现代的生产能力，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完全可以在几代人之间，将地球上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消费掉。这就是人类发展模式的第二种类型：控制自然、利用自然、无节制地消费自然。
这种模式是一种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以人口——经济恶性互动为助动力的单向发展模式，它已经走到尽头。从中国的情况看和从人类的视角看，构建新的发展模式是形势所迫，是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能源问题，提出了八条方针，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引导消费方式”、“推动发展循环经济”，进一步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从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分析不难看出，它在发展的目的、发展的结构、发展的方式、发展与消费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新观念，提出了新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而新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所谓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内容是：侧重“质”的发展和发展的质量；控制消费欲望，控制人口规模；实现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实现“发展——人口——自然”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它的主要特征是：控制自然，也自觉地控制人类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这将是人类发展模式的第三种类型。
责任编辑 杜福洲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大循环”理念；循环与发展的关系；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7-0012-03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条件和规律的集中体现，而在关于发展的条件和规律中，就包括自然界和社会自身的良性循环关系。自然界本来存在着“大循环”——生态圈的良性循环，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自己的“大循环”——平衡和谐的社会结构。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作用，世界经济一直以加速度向前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张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在19-21世纪，“发展”成为最突出的趋势，且掩盖了人类经济和社会中的其他趋势。但是，近代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界和社会结构的平衡，也破坏了其自身的“循环”。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恶性膨胀，资源的透支使用，环境的严重破坏。其危害不仅是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当代人的生存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不能不对客观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大循环”关系进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努力修复和重建这种“良性循环”。
一、重新审视自然和社会中的“良性循环”关系
(一)人口生产的良性循环
无论任何时代和国家，要维持正常的人口生产，并使人民生活幸福、富足，必须能够给多数人民提供充裕的生活资料，而要生产出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有相应充裕的生产资料——土地、矿藏、水资源等等。人口生产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利用的资源环境按比例相匹配(在生产资料既定不变时，出生率约等于死亡率)。这是其内在的规律。当人类的人口生产符合这个规律时，它就处于一个良性循环之中，社会就呈现出安定和谐的局面(当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反之，当人口生产违背这个规律时，它就处于循环被破坏、平衡被打破的状态。人口生产要以不同的方式调整：一是通过社会动乱、对外战争等方式，使人口与其自然条件之间恢复平衡；二是通过科技进步，提高人类对自然物的利用范围和水平，从而找到人口与自然条件的新的平衡。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漫长年代里，人口生产的平衡主要靠前一种方式实现；而在19世纪以后，自然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生产能力以几何倍数增加，这就使人口的迅速膨胀有了可能。资料统计，公元前8000年，世界人口只有1000万。至公元1770年，世界总人口经过万年的发展，才达到8亿，其后到1950年，不到300年内，世界人口达到25亿，到2003年，大约50年，就达到63亿。
但是，尽管科学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给巨量的人口提供了生存条件。但它提供的这种条件是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在科技进步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加工能力，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地球的资源总量。人类只是加快了对地球现有资源的利用速度，增加了消费的总量。因而它必然地带来了新的危机——人口生产恶性膨胀，但资源却相对匮乏。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地球现有资源迅速枯竭，而人们为了争夺资源，重新陷入互相残杀之中。
所以，我们要自觉遵循人口生产的内在循环规律，自觉地调节国家的人口生产。以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为国策。我们始终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人民谋幸福。通过扩大生产，增加物质供应是一条途径，而通过合理控制人口，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冗员，也是一条途径。如果人口减少了，人均资源增加了，即使我们没有太快的发展(这种发展往往以牺牲环境和资源存量为代价)，人民生活也能得到提高。相反，如果人口增加与生产进步同步，那么生产的进步就是徒劳无益的。社会的财富从总量上，从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但实际上却消耗于无形之中。
(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在自然界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生态平衡”，它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生物适应、顺应自然环境而生长，并和环境之间形成良性关系，如植物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又以自己的根系保持土壤不使其流失；二是生物圈内部的平衡。通过食物链互相制约，又通过消化链互相补充，达到一种天然的良性循环。昆虫以植物为食，鸟类以昆虫为食，它们的粪便又回到土壤中，成为植物的养分。生物与生物内部的这种平衡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循环”关系。在“循环”的基础上，才有万物的生存和演化。在人类产生之前的漫长自然史里，自然界中的基本格局是循环，而不是发展。因为发展是以缓慢的、令人难以觉察的速度进行的。
人类产生以后，逐渐打破了自然界长期形成的生态平衡，人类将自然界中的一切作为实现自己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并且改写了循环与发展的关系。矿山开采、森林砍伐、草原过载、水库发电，改变了原有的自然地貌、气候条件；工业污染、废弃物降低了环境质量。更严重的是臭氧层的破坏和温室效应的形成，会导致全球气温逐渐上升，南北极冰雪融化，海平面逐年抬高，沿海国家将会被淹没。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加，全球的生态系统被破坏。
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生态。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50%近30亿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之中，单为此就必须要从自然界汲取大量的资源，以满足城市人口的食品、日用品、住宅、交通、通讯、文化、卫生、娱乐等需要，而这些居住在集中地的人口所产生的巨量排泄物，却不能回归自然，大多是以对自然的污染的方式排入江河湖海中。城市每日都在产生大量的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迄今为止，也没有能够以循环的方式回归自然，而是作为废弃物被堆积、掩埋、烧掉。
人类对于自然进行无限的索取，却不愿对自然进行回报，相反甚至回报以破坏。这种索取与回报的巨大反差，必然造成生态平衡的原始循环的破坏。
(三)经济总量的良性循环
迄今为止，在利益和人口膨胀两大力量的驱动下，人类经济规模一直处于扩张之中。经济应该是无止境地“增长”吗?经济增长的合理界限应该在什么地方?经济增长究竟对谁有利?它的价值在哪里?在地球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这些问题。认为人类经济应该另辟途径、跳出单向的“增长”误区的人越来越多。“循环经济”的主张得到认同。事实上，如果人口恒定，那么经济的增长只意味着消费量的扩张，这对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意义并不大。而不发达国家如果减少人口，那么经济总量即使不增加，人均收入也会增加。
所以，应当放弃当前的人类发展模式，即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以人口—经济恶性互动为助力的单向发展模式，建立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1.侧重“质”的发展，控制“量”的发展。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都具有“质”和“量”两方面，质是事物的核心、根据，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质和量之间，具有合理的比例关系，在哲学上用“度”来表示。
人类经济及社会发展史表明，源于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新原材料，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质”的改变是很明显的，每一重大发明的诞生，都使经济以效率更高、质量更优、消耗更小的方式向前迈进。如金属冶炼、蒸汽机、电力、电脑、互联网、农业的良种培育、滴灌技术等。我们看到，科技发达国家如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掌握最尖端的技术，不断推出技术含量更高的最新产品，在市场上获得非常高的附加值。而且，这些国家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要比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少几倍。所以，重视“质”的发展，是一种高效低耗的发展方式。
在人类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另外一种趋势就是“量”的发展、量的扩张。当然，在合理的范围内，量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但是，人类经济及社会发展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过程，人一方面可以理智地控制“量”的规模，另一方面也可以恣意扩大“量”的规模，使之超过“度”的合理界限，并使“质”向恶的方向发展。如盲目地扩张人口，大兴土木；恶性竞争，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只关注产量，不关注效益等等。上世纪疯狂的“大跃进”以及在“政绩工程”中出现的追求GDP现象，其特征就是只求量的扩张、量的规模，而忽视“质”的发展，甚至破坏原有的“质”的稳定。这样的发展，成本高、浪费多，费劲大、收益低，而且会形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乃至破坏。经济总量虽然在增长，但经济结构失衡，投入产出失衡，经济增长同时导致人口膨胀，使经济总量中很大一部分是无效益乃至负效益的。这种发展方式，无疑是不可取的。
因此，应该努力用技术进步为手段，使生产、生活效率更高，而消耗更少，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质”的发展。
2.追求高质量的发展，放弃低质量的发展。发展也存在质量问题，必须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高质量的发展是高效益、低消耗、保持与环境的和谐，而且均衡协调，具有后劲的发展。而低质量的发展则是“高速”、低效、规模大、消耗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大，发展的后劲小，是一种畸形发展。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追求的是高质量的发展。一是要追求低消耗，不以浪费资源为发展代价；二是要保护好自然环境，不以生态失衡为发展代价；三是坚持协调的发展，纠正畸形的发展。
(四)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
人类实践是文化的基础和源泉，其中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生产活动，即经济活动。相应地，人类文化的继承、汲取、选择，都离不开实践需要尤其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尽管文化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着，但它的实际内容无不是来自于对实践的经验、规律的概括总结和为实践服务的。一般而论，文化是对客观现实及其规律的总结，是对人类自身、人的实践的不断反思。文化的作用是总结经验教训，归纳发现的规律性认识，从而为后来的实践提供指导，使后人能够继承前人探索的成果，从更高的起点开始实践。文化促进实践的发展，实践反过来又为文化提供新的内容。
文化与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并不总是以正常的良性的方式存在着的。有很多时候，由于人为的原因，导致二者的关系扭曲变形，就会使文化应有的功能减弱，文化内容畸形、失真，难以为实践提供优质服务，从而影响实践的进行。而文化自身也受到基础削弱的反作用，陷入衰落之中。中国在明清之际科技和经济落后于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的文化选择发生偏差——科举制度设计和取向不合理。统治阶级将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并且按照政治需要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从科举中选拔各级官员。这样，使社会的文化发展向既定的意识形态方向倾斜，而自然科学、经济科学则受到抑制、打压，科技落后导致经济停滞，经济停滞又加剧了文化落后。
文化与实践的互动关系被人为扭曲还表现在文化选择不当使文化失真上面。例如，文革时期，“四人帮”为了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将中国历史简化为阶级斗争史、儒法斗争史，规定一切形式的文艺作品都必须反映“阶级斗争”，甚至要求学校教育内容政治化。使人民群众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接受失真的无用的信息，无数青年学生荒废学业，无数知识分子被迫参与到扭曲的文化体系建构中，不仅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直接浪费，更重要的是因影响文化的发展而影响经济的发展，给中国的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经过长期改革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定下来，但在文化建设方面，显然滞后于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体制差”，现存文化体系中存在许多“无效、无用”的内容，如职称评定中对外语的硬性要求，考试中对政治课的要求，教科书中多年不变的内容，每年大量公款支持的印刷品的问世，学术腐败滋生的“假、庸、劣”成分挤占文化市场，等等。应该清除这些文化赝品和“废品”，使文化体系健康完善。
二、循环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万事万物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长期以来，我们着力于“发展”较多，肯定程度较高。而对于“循环”，则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不足，且常冠之以“保守”、“停滞”的贬损之词。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需要纠正。
1.“循环”与“发展”都是事物的正常形态。万事万物皆在运动，但形式有多种多样。太阳系九大行星绕日运行，年复一年，是一种循环式的运动；地球上自然现象中春夏秋冬更替，草木生死更替，水——气——雨——水的周而复始，亦是循环式运动。所以说，循环乃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一种方式，是事物运动保持平衡状态时的一种形态。其根据是事物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均处于相对的稳定。这种稳定，对事物完善自身是有利的，也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发展是新的循环取代旧的循环。发展也是事物的常态，发展的内容是从量变到质变，新的“质”取代旧的“质”，建立起新的质量关系——度。发展还可以被看作是旧的循环被打破，新的循环得以确立的过程。事物处在旧的质量关系中时，有相当时间内质和量处于平衡状态，事物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是一种稳定的“循环”关系——相互作用。而新的质取代旧的“质”，意味着旧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当新质的地位确立后，产生新的质量平衡，事物内部各要素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相互作用，达到一种新的循环状态。
3.社会的循环、发展，最终不是决定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客观现实和规律。在自然条件下，事物的循环和发展完全是客观的，是各种条件自发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社会的循环与发展过程具有人的主观意志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的实践活动的影响，人的主观意图和选择往往会导致社会历史过程的加速、减缓或者转向，这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客观规律——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无论人们有怎样的主观愿望，都必须与客观现实和规律相符合。当旧的循环中的质量关系相互适应时，就不应该人为地打破它，当新的循环的条件不具备时，就不应盲目地求发展。选择循环还是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要求，视对全体人民是否有利而定。为发展而发展，为政绩而发展，为发展而不惜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幸福等做法，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三、构建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也就是一种可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是建立在“大循环”关系不被破坏基础上的发展。实现这种发展，必须改变以往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代之以新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其发展模式已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
在人类之初，人们在自然界中尚未取得优势地位，生产规模狭小，种群数量稀少。一方面面临猛兽猛禽的威胁，另一方面，尚未克服自然条件(如气候、水源)的限制。此时自然界的资源异常丰富，人类只需以采集、狩猎等方式，就可以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这一阶段是人类发展模式的第一种类型，即顺应自然、依赖自然，发展自己。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人类初步掌握了农业、渔牧业、工业等知识。通过学习和创新，建立起现代科学技术，并以此为利器，将生产能力彻底转变为对自然物的加工和对自然界的控制上面。从自然界无节制地摄取各种资源——从陆地至海洋，从生物到矿物，用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此一阶段，人类已经完全取得了在自然界中的优势地位，使其他生物失去威慑力，成为人类的牺牲品，自然条件也失去了对人的约束性。人类就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一样，闯入地府，强销死籍，取得了对自然界的支配权。现代科学技术加现代的生产能力，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完全可以在几代人之间，将地球上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消费掉。这就是人类发展模式的第二种类型：控制自然、利用自然、无节制地消费自然。
这种模式是一种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以人口——经济恶性互动为助动力的单向发展模式，它已经走到尽头。从中国的情况看和从人类的视角看，构建新的发展模式是形势所迫，是历史的必然。科学发展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能源问题，提出了八条方针，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合理引导消费方式”、“推动发展循环经济”，进一步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从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分析不难看出，它在发展的目的、发展的结构、发展的方式、发展与消费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新观念，提出了新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而新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所谓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内容是：侧重“质”的发展和发展的质量；控制消费欲望，控制人口规模；实现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实现“发展——人口——自然”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它的主要特征是：控制自然，也自觉地控制人类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这将是人类发展模式的第三种类型。
责任编辑 杜福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