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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有过许多梦想，那些梦想都在遥远的地方，我独自远航，为了那些梦想。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索朗顿珠，是钟扬的藏族名字，意思是“有福德、事业有成”。身为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对西藏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生前曾说：“我戒得了酒，戒不了去西藏。我不去心里就痒痒，觉得好像做什么事都不提气。”
当2001年第一次走进青藏高原时，他被这片土地的壮美与丰饶深深折服：青藏高原有独特的地理条件，那些忍受极大温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收集、研究清楚了，也许会带来更多、更好的新品种。
他感到迫切：全球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的剧烈，一些珍贵的种子也许在被人们了解和知道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世界科学家应当重视西藏的种子。应对全世界气候变化，植物研究的版图不能少了这一块。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决定行动起来。他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在世界屋脊采集种子的艰苦，非亲历难以想象。每一种植物的样本数量要达到5000粒，濒危物种样本一般需要500粒。为了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每个样本之间的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同时在整个西藏境内，任何一个物种的样本不能超过5个群体……于是，在广袤的高原上，有时一天奔波800公里。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到达宿营点，之后还需要连续几个小时整理标本，一天睡3个小时是常态。
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进山窝里;有时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点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一分钟;冬季，盖3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漫漫长夜难以入眠……
并不是说去过西藏很多次，高原反应就不存在了。事实上，高原反应有17种，钟扬每次进藏都会遭遇几种。但他总说自己没事，不让别人担心。他曾连续十几天腹泻，却坚持野外采样。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别名——钟大胆。因为不管山多高、水多凉，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他说，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10多年来，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1000余个物种的4000多万粒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在雅鲁藏布江边，他和学生历时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不懈追踪10余载，他的团队在海拔4150米的山上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他带着学生采集到了珍贵的鼠麴雪兔子样本，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攀登到的最高点……
如果说走进西藏，最初是出于生物学家的使命感，被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那么钟扬一次次决定留下来，扎根高原，播种未来，则是听从这片土地的深情召唤。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从此，帮助西藏大学建好生态学科，留下一支优秀科研团队，让西藏的生态研究走得更远，成为钟扬的新梦想、新目标。
在西藏的前10年，他是自掏路费的“科研志愿者”。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他就挨个做工作。帮老師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申报，无论是否成功，每个项目他都自掏腰包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10年，钟扬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决不离开。”那时，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
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批;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通过，带出了西藏第一支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实现了。
2013年，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
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得知消息，电话那头的钟扬激动地连说3个“太好了”。
而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鼎立的格局。
育人——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学生们说，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
他喜欢做饭。虽然一个人时经常只是吃方便面，办公室堆着成箱的方便面，包里还有很多小包装的饼干，但只要有机会给学生做饭，他一定要亲自掌勺。
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他曾和同事半开玩笑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老师心里，就要把学生当上帝。他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他还愿意招少数民族学生，尽管有些人基础相对薄弱。
在钟扬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西藏的事、学生的事，总是优先的。他还是很多中小学生喜爱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心甘情愿将大量宝贵的时间分给科普。他说，小时候家中那套残缺不全的《十万个为什么》让他相信，科学能深入儿童心灵。
他说，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那么简单。在他眼里，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如今，虽然索朗顿珠不再，但那颗名叫“钟扬”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拉萨河边，他最爱的那顶藏式毡帽挂在宿舍的衣架上，似乎等待着他的主人随时归来，等待着又一个采种子的好时节。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索朗顿珠，是钟扬的藏族名字，意思是“有福德、事业有成”。身为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钟扬对西藏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生前曾说：“我戒得了酒，戒不了去西藏。我不去心里就痒痒，觉得好像做什么事都不提气。”
当2001年第一次走进青藏高原时，他被这片土地的壮美与丰饶深深折服：青藏高原有独特的地理条件，那些忍受极大温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收集、研究清楚了，也许会带来更多、更好的新品种。
他感到迫切：全球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的剧烈，一些珍贵的种子也许在被人们了解和知道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世界科学家应当重视西藏的种子。应对全世界气候变化，植物研究的版图不能少了这一块。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决定行动起来。他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在世界屋脊采集种子的艰苦，非亲历难以想象。每一种植物的样本数量要达到5000粒，濒危物种样本一般需要500粒。为了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每个样本之间的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同时在整个西藏境内，任何一个物种的样本不能超过5个群体……于是，在广袤的高原上，有时一天奔波800公里。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到达宿营点，之后还需要连续几个小时整理标本，一天睡3个小时是常态。
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进山窝里;有时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点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一分钟;冬季，盖3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漫漫长夜难以入眠……
并不是说去过西藏很多次，高原反应就不存在了。事实上，高原反应有17种，钟扬每次进藏都会遭遇几种。但他总说自己没事，不让别人担心。他曾连续十几天腹泻，却坚持野外采样。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别名——钟大胆。因为不管山多高、水多凉，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他说，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10多年来，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1000余个物种的4000多万粒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在雅鲁藏布江边，他和学生历时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不懈追踪10余载，他的团队在海拔4150米的山上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他带着学生采集到了珍贵的鼠麴雪兔子样本，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攀登到的最高点……
如果说走进西藏，最初是出于生物学家的使命感，被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那么钟扬一次次决定留下来，扎根高原，播种未来，则是听从这片土地的深情召唤。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从此，帮助西藏大学建好生态学科，留下一支优秀科研团队，让西藏的生态研究走得更远，成为钟扬的新梦想、新目标。
在西藏的前10年，他是自掏路费的“科研志愿者”。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他就挨个做工作。帮老師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申报，无论是否成功，每个项目他都自掏腰包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10年，钟扬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决不离开。”那时，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
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批;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通过，带出了西藏第一支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实现了。
2013年，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
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得知消息，电话那头的钟扬激动地连说3个“太好了”。
而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鼎立的格局。
育人——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学生们说，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
他喜欢做饭。虽然一个人时经常只是吃方便面，办公室堆着成箱的方便面，包里还有很多小包装的饼干，但只要有机会给学生做饭，他一定要亲自掌勺。
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他曾和同事半开玩笑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老师心里，就要把学生当上帝。他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他还愿意招少数民族学生，尽管有些人基础相对薄弱。
在钟扬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西藏的事、学生的事，总是优先的。他还是很多中小学生喜爱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心甘情愿将大量宝贵的时间分给科普。他说，小时候家中那套残缺不全的《十万个为什么》让他相信，科学能深入儿童心灵。
他说，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那么简单。在他眼里，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如今，虽然索朗顿珠不再，但那颗名叫“钟扬”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拉萨河边，他最爱的那顶藏式毡帽挂在宿舍的衣架上，似乎等待着他的主人随时归来，等待着又一个采种子的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