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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兵器同世界水平的差距至少是半个世纪一个个兵工奇迹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
“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原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许达哲的这番感慨，已经是中国军工人的共识。而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
原兵器工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92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樊明辅说，那时候很多战斗都要“拿人拼”。
汪伪政权的一本杂志中曾说，八路军战士“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
混乱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的轻武器生产体系已基本建成，但军工整体水平仍远逊于欧美国家。
当时，中国在杭州和南昌拥有两个飞机制造厂，但只能组装少量的飞机，大部分部件靠进口。而日本则拥有多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和攻击机。
海军装备方面，日本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中国海军的总排水量只有日本的三十分之一。
虽然中国一度从德国购买各种武器装备，但随着1938年2月希特勒禁止对华出售武器，中国军队的德式裝备再也无法得到有效补给。
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长期处于分散状态，造成全国武器制式严重不统一。
在山西，阎锡山创办了太原兵工厂。在沈阳，张作霖创建了奉天兵工厂。这两个兵工厂的产品自成体系，一些装备在引进后又被改造，加重了制式的混乱。比如，奉天兵工厂生产的重机枪是仿制的日本枪械，但加长了枪身，其他兵工厂即便有同款重机枪，也无法通用，零件亦不能互换。太原兵工厂的“晋阳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其他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却不能适用。
《中国近代兵工史》作者曾祥颖说，当时中国枪械有多种口径，虽然中央政府曾经下文要求各厂都用6.8毫米的口径，但命令形同虚设。
1932年至1936年，“中国的兵器同世界水平的差距至少是半个世纪。”曾祥颖说。
搬迁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
失守前，太原兵工厂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危急之中，阎锡山下令工厂搬迁。
当时，厂里的精密设备和重要原材料，从陆路、铁路向南运。搬不走的设备，则予以掩埋。还有来不及处理的3500件设备全部被日军拆卸，陆续运回了日本，仅剩下12部圆车。
太原兵工厂的部分工人带着少数设备，一路南撤，最远的到达四川广元。但沿途建立的几个工厂规模都不大，只能生产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曾经以生产“晋阳炮”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彻底失去了生产重型武器的能力。
此时，在上海，抗战前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创建于1865年的江南造船厂（当时叫江南造船所）已经被日军控制。
在南京，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心急如焚——如果该厂再被日军夺走，抗战的武器装备更加堪忧。
搬迁从1937年11月16日开始。当时，日军即将兵临南京城下。但4000多吨物资要完好无损地运走，在那个年代极为困难。南京已经十分危急，人们纷纷逃离，中华门火车站的车皮极度紧张，火车站站长说兵工厂的要求无法满足。
有将军军衔的李承干命令车站，必须保证金陵兵工厂的物资在规定时间内运走，“否则我要到军事法庭去告你们。”
同样重要的是水路运输，金陵兵工厂正好位于秦淮河岸边，厂门外就有一个专用的货运码头。
在拥挤慌乱的人群中，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出发了。这一路走得异常惊险，敌机在上空盘旋轰炸，船上秩序又很混乱。曾有官员在船上装了很多家具，李承干叫工人把家具掀下江去。
随着战事进展，当时的巩县兵工厂与汉阳兵工厂等一批重要厂家，被中国政府命令迅速内迁。
11月15日清晨，巩县兵工厂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紧急命令：“将未安装的机器运往武汉。”但是，下午命令又改成：“将全部机器拆卸运往汉口。”第二天，工厂再次收到急令：“将工厂迁往株洲，限时一周内拆卸运出。”最终，兵工厂迁移的终点变成了四川。
坚持
迁到重庆的众多兵工厂，沿嘉陵江分布开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工合作体系。
恰恰是西迁的过程中，地方军阀交出了兵工厂的控制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基本上恢复了对整个军工行业的全面控制。
今天重庆周边的大山里，有不少是当时人工修建的山洞车间。其中一个厂抗战期间生产枪弹接近6亿发，是战时大后方规模最大的枪弹生产基地。
第一个搬来重庆的金陵兵工厂，在工人们的努力下，仅3个月后，就以第二十一兵工厂的新名字复工生产。
消息传到武汉，时任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不敢相信，专门为此跑到重庆视察。
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第二十一兵工厂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制式武器，还致力于研发和改进。
马克沁重机枪1.8万挺，捷克式轻机枪1.5万挺，82迫击炮7000多门，60迫击炮2000多门，各种步枪32万支，各种炮弹477万发——抗战期间，第二十一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占整个兵工系统的一半以上，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
第二十一兵工厂也留下了李承干的身影。终生未婚的李承干后来离开第二十一兵工厂时，只带走了一箱自己的日用品，还有一箱书。
小老板建兵工厂
在遥远的大西北，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军工事业也迈开了新的步子。
1938年春天，一个叫沈鸿的、布店学徒出身的五金厂老板到达延安，他被分配到茶坊兵工厂工作。
这时的茶坊兵工厂还主要是修理枪械，自行生产的武器也就是手榴弹和地雷。沈鸿带来的10部机床和7名技术工人，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1938年春天，一个叫钱志道的人来拜访沈鸿。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曾在军工部门研究防化武器。 钱志道到延安后，领导就叫他筹建火炸药工厂。但实际上，做防化武器的他，没有研制过火炸药。他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机器设备，于是他找到沈鸿。沈鸿一口答应，帮钱志道做机器。
化学厂的生产设备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耐压、耐腐蚀、耐高温等，要做成功并不容易。于是，钱志道根据自己的化学知识，提出设备需求，简单画张草图，沈鸿拿着草图再去研究。用了两年时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家化学厂筹建成功了。
1938年，八路军开辟了一系列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的军工系统也就此铺开。
当时人们研制的一种“无名式”马步枪的外形有点奇特，枪管短，近似马枪，但实际上是一款步枪。它是中国最早自主设计制造的步枪之一，也是世界步枪“轻型化”的先例。
在延安安塞县温家沟村，当地人还记得，曾经的旧窑洞当时叫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2厂，人们习惯叫它温家沟兵工厂。当年，工厂负责人刘贵福就在这里造出了“无名式”马步枪。
刘贵福之子、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国梁提到，一度，窑洞里放着满满的缴获的机枪步枪，没人修理，刘贵福等人去了以后，一个多月，就修了100多挺机枪。
1938年11月，日军飞机曾两次对延安进行轰炸，刘贵福受命组织人员制造高射武器。
他们挑出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对枪身加以研究改造。六天六夜，改装出两挺高射机枪，架设到山头上。
有了高射机枪的成功经验，工人们想，为什么不可以研制步枪呢？
经过3个月不断钻研，他们真的自主试制出了第一支步枪。因为不知道怎么命名，干脆就叫它“无名式”马步枪。
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大礼堂举办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在展览会上，“无名式”马步枪特别吸引眼球，并荣获甲等产品奖。
黄崖洞
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曾在太行山西麓的韩庄村组建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但是屡遭日军侵扰。
1939年6月，黄崖洞兵工厂正式开工兴建。
85岁的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李宗先说：“黄崖洞山高、路窄，入口处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隘口，一人把守百人难入。”
李宗先记得，存放材料的石洞有74米深，40米宽，25米高，不爬梯子上不去。最多的时候，黄崖洞兵工厂有700多人，刘贵福担任副厂长。
一度，黄崖洞兵工厂拥有40多部机器设备，最高年产武器量可装备16个团。
刚上任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告诉刘贵福一件往事，当年在苏联留学期间，刘伯承曾跟他说，西方的步枪为了加大射程，枪管笨重，后坐力大，并不适合中国人使用。
刘贵福的儿子刘国梁记得父亲曾说，刘伯承主张，只要能打200米，能打准就不错，步枪要轻巧。
因为之前有制造“无名式”马步枪的经验，刘贵福和同事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研制出一种重3.6公斤、口径7.9毫米的新步枪。
在《刘鼎传》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吴殿尧的了解中，刘鼎曾回忆，他把样枪送到八路軍总部后，彭德怀、徐向前、邓小平围着武器端详，都夸这武器。因为它长度不长，还有刺刀，刺刀还能扳回来，还带棱，刺完之后血能放出来，“能自己造出武器了，这是我们党的军队历史上没有的。”
彭德怀特意弄了4个菜招待刘鼎。这一天正好是8月1日，兴奋不已的彭德怀说，就把这枪叫“八一式”马步枪吧。这是后来的“八一杠”的来源。
后悔多打了子弹
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重武器本来就非常少，步枪也做不到人手一支，多年战争下来，这些枪支已经老化，战斗性能非常差。
雪上加霜的是，敌后兵工厂在“扫荡”和“清乡”中，被迫化整为零，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不少技术工人在突围中牺牲，兵工厂不得不从民间招募手工业者来补充队伍。
敌后军工事业一夜间退回到原点。
与枪械不足相比，更严重的问题是缺少子弹。
92岁的新四军兵工厂老战士陈光中记得，自己一直背着15发子弹，有一次，一场战斗下来，“我打了3发子弹，回来挺后悔，我说我多打了子弹”。
如同歌里所唱的，那时候人们被要求“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很多电影中没有表现一个细节——战斗结束后，战士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捡弹壳。捡回弹壳后，先把变形的空弹壳整形，装填进火药，再做个铜帽，把子弹密封。
当时的军事工业普遍使用无烟火药，因为颜色发黄，所以常被称之为“黄火药”。生产“黄火药”，正规的化工设备和原料必不可少，但敌后的兵工厂一穷二白。
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晋察冀军区惊讶地发现，早在1940年，这里就靠土办法做出了高品质的黄火药。
87岁的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四川核工业局综合处原处长李士勤说，做火药要用硫酸，衣服因此被腐蚀得厉害，“比叫花子还难看”。
新中国建立后，当年黄崖洞兵工厂的人员中，有一部分来到了南京。原来的金陵兵工厂旧址上，再次矗立起新中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
当年的太原兵工厂旧址上，如今是一座新型的军工企业，这里曾生产出新中国第一门76毫米加农炮，2008年奥运会的礼炮也由他们生产。
江南造船厂一直以舰船生产为主业，新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都在这里诞生。
那些在战火中成长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强国必须强国防，强军必须强军工。”原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许达哲的这番感慨，已经是中国军工人的共识。而其背后，蕴含的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
原兵器工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92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樊明辅说，那时候很多战斗都要“拿人拼”。
汪伪政权的一本杂志中曾说，八路军战士“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
混乱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的轻武器生产体系已基本建成，但军工整体水平仍远逊于欧美国家。
当时，中国在杭州和南昌拥有两个飞机制造厂，但只能组装少量的飞机，大部分部件靠进口。而日本则拥有多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和攻击机。
海军装备方面，日本的实力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中国海军的总排水量只有日本的三十分之一。
虽然中国一度从德国购买各种武器装备，但随着1938年2月希特勒禁止对华出售武器，中国军队的德式裝备再也无法得到有效补给。
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军事工业长期处于分散状态，造成全国武器制式严重不统一。
在山西，阎锡山创办了太原兵工厂。在沈阳，张作霖创建了奉天兵工厂。这两个兵工厂的产品自成体系，一些装备在引进后又被改造，加重了制式的混乱。比如，奉天兵工厂生产的重机枪是仿制的日本枪械，但加长了枪身，其他兵工厂即便有同款重机枪，也无法通用，零件亦不能互换。太原兵工厂的“晋阳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其他兵工厂生产的炮弹却不能适用。
《中国近代兵工史》作者曾祥颖说，当时中国枪械有多种口径，虽然中央政府曾经下文要求各厂都用6.8毫米的口径，但命令形同虚设。
1932年至1936年，“中国的兵器同世界水平的差距至少是半个世纪。”曾祥颖说。
搬迁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
失守前，太原兵工厂就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危急之中，阎锡山下令工厂搬迁。
当时，厂里的精密设备和重要原材料，从陆路、铁路向南运。搬不走的设备，则予以掩埋。还有来不及处理的3500件设备全部被日军拆卸，陆续运回了日本，仅剩下12部圆车。
太原兵工厂的部分工人带着少数设备，一路南撤，最远的到达四川广元。但沿途建立的几个工厂规模都不大，只能生产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等武器，曾经以生产“晋阳炮”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彻底失去了生产重型武器的能力。
此时，在上海，抗战前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创建于1865年的江南造船厂（当时叫江南造船所）已经被日军控制。
在南京，金陵兵工厂的厂长李承干心急如焚——如果该厂再被日军夺走，抗战的武器装备更加堪忧。
搬迁从1937年11月16日开始。当时，日军即将兵临南京城下。但4000多吨物资要完好无损地运走，在那个年代极为困难。南京已经十分危急，人们纷纷逃离，中华门火车站的车皮极度紧张，火车站站长说兵工厂的要求无法满足。
有将军军衔的李承干命令车站，必须保证金陵兵工厂的物资在规定时间内运走，“否则我要到军事法庭去告你们。”
同样重要的是水路运输，金陵兵工厂正好位于秦淮河岸边，厂门外就有一个专用的货运码头。
在拥挤慌乱的人群中，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出发了。这一路走得异常惊险，敌机在上空盘旋轰炸，船上秩序又很混乱。曾有官员在船上装了很多家具，李承干叫工人把家具掀下江去。
随着战事进展，当时的巩县兵工厂与汉阳兵工厂等一批重要厂家，被中国政府命令迅速内迁。
11月15日清晨，巩县兵工厂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紧急命令：“将未安装的机器运往武汉。”但是，下午命令又改成：“将全部机器拆卸运往汉口。”第二天，工厂再次收到急令：“将工厂迁往株洲，限时一周内拆卸运出。”最终，兵工厂迁移的终点变成了四川。
坚持
迁到重庆的众多兵工厂，沿嘉陵江分布开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工合作体系。
恰恰是西迁的过程中，地方军阀交出了兵工厂的控制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基本上恢复了对整个军工行业的全面控制。
今天重庆周边的大山里，有不少是当时人工修建的山洞车间。其中一个厂抗战期间生产枪弹接近6亿发，是战时大后方规模最大的枪弹生产基地。
第一个搬来重庆的金陵兵工厂，在工人们的努力下，仅3个月后，就以第二十一兵工厂的新名字复工生产。
消息传到武汉，时任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不敢相信，专门为此跑到重庆视察。
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第二十一兵工厂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制式武器，还致力于研发和改进。
马克沁重机枪1.8万挺，捷克式轻机枪1.5万挺，82迫击炮7000多门，60迫击炮2000多门，各种步枪32万支，各种炮弹477万发——抗战期间，第二十一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占整个兵工系统的一半以上，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
第二十一兵工厂也留下了李承干的身影。终生未婚的李承干后来离开第二十一兵工厂时，只带走了一箱自己的日用品，还有一箱书。
小老板建兵工厂
在遥远的大西北，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军工事业也迈开了新的步子。
1938年春天，一个叫沈鸿的、布店学徒出身的五金厂老板到达延安，他被分配到茶坊兵工厂工作。
这时的茶坊兵工厂还主要是修理枪械，自行生产的武器也就是手榴弹和地雷。沈鸿带来的10部机床和7名技术工人，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1938年春天，一个叫钱志道的人来拜访沈鸿。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曾在军工部门研究防化武器。 钱志道到延安后，领导就叫他筹建火炸药工厂。但实际上，做防化武器的他，没有研制过火炸药。他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机器设备，于是他找到沈鸿。沈鸿一口答应，帮钱志道做机器。
化学厂的生产设备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耐压、耐腐蚀、耐高温等，要做成功并不容易。于是，钱志道根据自己的化学知识，提出设备需求，简单画张草图，沈鸿拿着草图再去研究。用了两年时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家化学厂筹建成功了。
1938年，八路军开辟了一系列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的军工系统也就此铺开。
当时人们研制的一种“无名式”马步枪的外形有点奇特，枪管短，近似马枪，但实际上是一款步枪。它是中国最早自主设计制造的步枪之一，也是世界步枪“轻型化”的先例。
在延安安塞县温家沟村，当地人还记得，曾经的旧窑洞当时叫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2厂，人们习惯叫它温家沟兵工厂。当年，工厂负责人刘贵福就在这里造出了“无名式”马步枪。
刘贵福之子、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国梁提到，一度，窑洞里放着满满的缴获的机枪步枪，没人修理，刘贵福等人去了以后，一个多月，就修了100多挺机枪。
1938年11月，日军飞机曾两次对延安进行轰炸，刘贵福受命组织人员制造高射武器。
他们挑出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对枪身加以研究改造。六天六夜，改装出两挺高射机枪，架设到山头上。
有了高射机枪的成功经验，工人们想，为什么不可以研制步枪呢？
经过3个月不断钻研，他们真的自主试制出了第一支步枪。因为不知道怎么命名，干脆就叫它“无名式”马步枪。
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大礼堂举办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在展览会上，“无名式”马步枪特别吸引眼球，并荣获甲等产品奖。
黄崖洞
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曾在太行山西麓的韩庄村组建了八路军总部修械所，但是屡遭日军侵扰。
1939年6月，黄崖洞兵工厂正式开工兴建。
85岁的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李宗先说：“黄崖洞山高、路窄，入口处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隘口，一人把守百人难入。”
李宗先记得，存放材料的石洞有74米深，40米宽，25米高，不爬梯子上不去。最多的时候，黄崖洞兵工厂有700多人，刘贵福担任副厂长。
一度，黄崖洞兵工厂拥有40多部机器设备，最高年产武器量可装备16个团。
刚上任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告诉刘贵福一件往事，当年在苏联留学期间，刘伯承曾跟他说，西方的步枪为了加大射程，枪管笨重，后坐力大，并不适合中国人使用。
刘贵福的儿子刘国梁记得父亲曾说，刘伯承主张，只要能打200米，能打准就不错，步枪要轻巧。
因为之前有制造“无名式”马步枪的经验，刘贵福和同事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研制出一种重3.6公斤、口径7.9毫米的新步枪。
在《刘鼎传》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吴殿尧的了解中，刘鼎曾回忆，他把样枪送到八路軍总部后，彭德怀、徐向前、邓小平围着武器端详，都夸这武器。因为它长度不长，还有刺刀，刺刀还能扳回来，还带棱，刺完之后血能放出来，“能自己造出武器了，这是我们党的军队历史上没有的。”
彭德怀特意弄了4个菜招待刘鼎。这一天正好是8月1日，兴奋不已的彭德怀说，就把这枪叫“八一式”马步枪吧。这是后来的“八一杠”的来源。
后悔多打了子弹
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重武器本来就非常少，步枪也做不到人手一支，多年战争下来，这些枪支已经老化，战斗性能非常差。
雪上加霜的是，敌后兵工厂在“扫荡”和“清乡”中，被迫化整为零，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不少技术工人在突围中牺牲，兵工厂不得不从民间招募手工业者来补充队伍。
敌后军工事业一夜间退回到原点。
与枪械不足相比，更严重的问题是缺少子弹。
92岁的新四军兵工厂老战士陈光中记得，自己一直背着15发子弹，有一次，一场战斗下来，“我打了3发子弹，回来挺后悔，我说我多打了子弹”。
如同歌里所唱的，那时候人们被要求“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很多电影中没有表现一个细节——战斗结束后，战士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捡弹壳。捡回弹壳后，先把变形的空弹壳整形，装填进火药，再做个铜帽，把子弹密封。
当时的军事工业普遍使用无烟火药，因为颜色发黄，所以常被称之为“黄火药”。生产“黄火药”，正规的化工设备和原料必不可少，但敌后的兵工厂一穷二白。
1944年，美军观察组在晋察冀军区惊讶地发现，早在1940年，这里就靠土办法做出了高品质的黄火药。
87岁的八路军兵工厂老战士、四川核工业局综合处原处长李士勤说，做火药要用硫酸，衣服因此被腐蚀得厉害，“比叫花子还难看”。
新中国建立后，当年黄崖洞兵工厂的人员中，有一部分来到了南京。原来的金陵兵工厂旧址上，再次矗立起新中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
当年的太原兵工厂旧址上，如今是一座新型的军工企业，这里曾生产出新中国第一门76毫米加农炮，2008年奥运会的礼炮也由他们生产。
江南造船厂一直以舰船生产为主业，新中国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都在这里诞生。
那些在战火中成长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