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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通信业巨变，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如今，无处不在的基础电信网络，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应用，无处不在的智能终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沟通习惯。
1978年底的中国，固定电话用户仅193万;2018年6月底，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15.1亿，微信月活跃账户10.58亿。
以改革开放40年的视角来俯瞰，中国通信业的发展堪称奇迹。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40年来，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竞争，通信技术突飞猛进。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40年通信业巨变，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如今，中国在网络规模、网民数量、手机用户、移动支付等方面均在世界领先。无处不在的基础电信网络，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应用，无处不在的智能终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沟通习惯。
通信工具折射社会变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象征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电话仍是稀罕物，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
“1978年时，有着9亿人口的中国内地，电话数量仍不足200万，比400万人口的香港地区还少。电话转接要靠人工，打长途到农村，少说要等几个小时，一两天打不通也很常见。”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原副会长郝为民回忆，写信是那时候大多数人通信的唯一选择。向绿色的大邮筒寄出一封信，少则几天，多则一个月才能到达。
80年代电报业务的上线，让大众信息传播速度实现了飞跃。按字数计费的电报，连标点都省去了。“13日到28次接”，寥寥数字却“信息量极大”。
出生于1940年的管纯明，是上海最早一批电报报务员。“那时收到电报非喜即忧，准是大事。”管纯明说，从上海发往苏州的电报一个字要1毛多钱，可以买几张大饼了。在电报鼎盛时期，一位发报员每天要处理200条电报。最高峰时，上海单日电报量突破了20万条。
到了80年代后期，电话逐渐进入城市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由于安装费用昂贵，一般人还是愿意到邮电局指定的公用电话窗口排队。即便如此，“只闻其声”的单点沟通方式还是让当时人们的需求得到很大满足。
随着公共电话亭和私营电话摊位的兴起，一种全新的单向移动通信工具——BP机（寻呼机）在90年代初登上了历史舞台。
家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刘晓亮，至今还珍藏着一部BP机。“腰上别个BP机，会让人有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感觉。”刘晓亮说，自己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个月工资买了这部能显示中文的BP机。出门在外，BP机一响，立马奔向电话亭回电话，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景观。
“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过‘大哥大’，心里挺羡慕，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随时随地打电话。”刘晓亮回忆，没过几年，这个愿望就实现了。
进入21世纪，互联网逐渐发展起来，网页聊天室和QQ等聊天软件让即时文字通信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单色屏手机出现，相对亲民的价格加上便携的优势，大受民众欢迎，包括刘晓亮在内的中国手机用户群体自此不断扩张。
从单色屏到彩色屏，从功能机到智能机，从2G到3G再到4G……手機的更新换代，不仅令公共电话亭逐渐消失，也让很多家庭不再保留固定电话。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迅猛发展，以及微信等移动端软件的迅速普及，让人们用低廉的成本，实现了从“见字如面”到“音画同步”的巨大跨越。2016年底，微信的活跃用户首次超过QQ，今年更是突破10亿。
如今的大街上，随处可见人们用智能手机聊微信、刷新闻，任意切换文字、语音和视频通信。这样的变化，无论是从事了半辈子电报业务的管纯明，还是一心追赶通信潮流的刘晓亮，当初怎么都想不到的。
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1978年，我国通信网的基础设施仍停留在四五十年代的水平。据原邮电部副部长刘立清回忆，当时中国的通信状况基本可以用“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来形容，被认为是“几乎没有通信的国家”。通信供需矛盾激化，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正当其时。
1988年11月，国务院在政策层面上明确了邮电体制以政企分开、邮电分营为改革方向。1994年7月，中国联通的成立为通信业引入竞争;1998年，信息产业部和国家邮政局相继挂牌;2008年，信息产业部并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一系列顶层设计引领中国通信业有序向前，不仅日渐挣脱瓶颈束缚，更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
在四川省乐山市工作的电信员工赵然，经历了邮电系统的多次改革重组。最早在邮电局当报务员的他，1998年顺应改革趋势去了以寻呼业务为主的国信寻呼公司，1999年并入联通公司，2008年随着业务重组又回到了电信公司。“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盘活市场、形成竞争。”赵然认为。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形成，使我国加速迈向全新的移动通信时代。2003年10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数。今年6月底，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15亿户，其中3G和4G用户占比达82.8%。
活力四射的通信经济中，大众百姓无疑成为最大受益者。2015年，我国已实现100%的行政村通电话、100%的乡镇通宽带。近几年，通信业的“毛细血管”还在各个角落继续延伸。
四川省昭觉县有个“悬崖村”，全村500人都居住在离公路6公里外的高山上，只能依靠一条沿着悬崖陡壁垂直而下的800多米山路出村。2017年春节前，中国电信为“悬崖村”开通了百兆光纤宽带和4G网络，打通了信息天路。有了网络，以前无人问津的“悬崖蜂蜜”等当地特产，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 信息资讯“走进去”、农产品“走出来”，“悬崖村”不是孤例。工信部印发的《关于推进网络扶贫的实施方案（2018— 2020年）》显示，今年年底前，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的贫困村”目标将提前完成。
另一项惠及亿万用户的好事是“提速降费”。2015年5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首次部署通信业“提速降费”。经过4年的持续推进，套餐价格不变、宽带网速翻番;取消套餐内长途费、漫游费;多次大幅下调国际漫游资费……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移动流量平均资费较2017年底又下降了46.2%。
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拿电报每个字0.14元的计费标准，与如今最普通的30元1GB手机流量套餐比较，电报发1个字的费用，移动互联网理论上能发23万字。这数十万倍的差别，就是通信业走向大众最好的注脚。
从“追赶”到“引领”
技术，是通信业进步的原动力。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大背景下，通信业的发展历程，既离不开市场，更离不开技术。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福建省福州市。海外游子和外国客商前来投资兴业的愿望迫切，而打电话的难题又使他们望而却步。
“一位法国客商看好一项投资，要给公司总部打电话确认，但两天都没能打通，很无奈地走了。”原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郝峰云说，这件事给了他们很大的刺激。对于众多投资者来说，一问电话，二问路，第三才是谈项目，是当时的现实问题。
痛定思痛。1982年，中国第一部万门程控交换机在福州引进，拉开了我国通信业告别“摇把儿”电话时代的序幕。“当时我国大部分县城和乡村都是人工手摇电话，大中城市是步进制、纵横制，没人知道什么是程控电话。”福州市电信局高级工程师林邦馨说，程控电话由程序自动接续，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
由于我国还不具备程控交换系统的研发能力，一时间，国内电话网所使用的程控交换机由思科、朗讯、阿尔斯通等来自8个国家的9家企业主宰。“每家企业的制式标准都不一样，在我们业内被戏称為‘八国九制’。”林邦馨回忆。
对此，原邮电部提出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思路，通过技术引进，了解并吸收国外技术，与国外企业市场竞争，激发国内通信产业的潜能。到了1991年，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HJD04”诞生，一举扭转了我国电话网建设受制于人的被动态势。
类似的故事还在移动通信2G、3G建设中上演。在4G技术研发过程中，我国提出了基于TDD、OFDM和多流智能天线的原创性系统方案，实现了百兆高速率、10倍于3G的大容量……由中国主导的TD-LTE标准成功入围4G国际标准，并在过去5年间占据了全球4G市场半壁江山。
善弈者谋势。在经历了移动通信领域“2G跟随、3G突破、4G并进”的阶段之后，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以华为、中兴、烽火和大唐等为代表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不负众望，在标准制定、前沿技术研发和网络建设实践等领域全面崛起，站在了全球技术创新的最前列。
2016年11月，国际电信标准组织3GPP讨论5G短码方案，华为的极化码方案最终胜出，被采纳为全球统一标准。“无论运营商还是设备制造商、终端厂商，我国在全球市场上都占据相应地位。”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中国得以参与主导5G网络切片从标准到技术、商用等端到端产业链的构建，并在2020年成为首批5G商用的国家之一。
40年来，中国通信业抓住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印记。
1978年底的中国，固定电话用户仅193万;2018年6月底，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15.1亿，微信月活跃账户10.58亿。
以改革开放40年的视角来俯瞰，中国通信业的发展堪称奇迹。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40年来，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竞争，通信技术突飞猛进。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40年通信业巨变，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如今，中国在网络规模、网民数量、手机用户、移动支付等方面均在世界领先。无处不在的基础电信网络，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应用，无处不在的智能终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沟通习惯。
通信工具折射社会变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象征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电话仍是稀罕物，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
“1978年时，有着9亿人口的中国内地，电话数量仍不足200万，比400万人口的香港地区还少。电话转接要靠人工，打长途到农村，少说要等几个小时，一两天打不通也很常见。”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原副会长郝为民回忆，写信是那时候大多数人通信的唯一选择。向绿色的大邮筒寄出一封信，少则几天，多则一个月才能到达。
80年代电报业务的上线，让大众信息传播速度实现了飞跃。按字数计费的电报，连标点都省去了。“13日到28次接”，寥寥数字却“信息量极大”。
出生于1940年的管纯明，是上海最早一批电报报务员。“那时收到电报非喜即忧，准是大事。”管纯明说，从上海发往苏州的电报一个字要1毛多钱，可以买几张大饼了。在电报鼎盛时期，一位发报员每天要处理200条电报。最高峰时，上海单日电报量突破了20万条。
到了80年代后期，电话逐渐进入城市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由于安装费用昂贵，一般人还是愿意到邮电局指定的公用电话窗口排队。即便如此，“只闻其声”的单点沟通方式还是让当时人们的需求得到很大满足。
随着公共电话亭和私营电话摊位的兴起，一种全新的单向移动通信工具——BP机（寻呼机）在90年代初登上了历史舞台。
家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刘晓亮，至今还珍藏着一部BP机。“腰上别个BP机，会让人有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感觉。”刘晓亮说，自己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个月工资买了这部能显示中文的BP机。出门在外，BP机一响，立马奔向电话亭回电话，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景观。
“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过‘大哥大’，心里挺羡慕，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随时随地打电话。”刘晓亮回忆，没过几年，这个愿望就实现了。
进入21世纪，互联网逐渐发展起来，网页聊天室和QQ等聊天软件让即时文字通信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单色屏手机出现，相对亲民的价格加上便携的优势，大受民众欢迎，包括刘晓亮在内的中国手机用户群体自此不断扩张。
从单色屏到彩色屏，从功能机到智能机，从2G到3G再到4G……手機的更新换代，不仅令公共电话亭逐渐消失，也让很多家庭不再保留固定电话。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迅猛发展，以及微信等移动端软件的迅速普及，让人们用低廉的成本，实现了从“见字如面”到“音画同步”的巨大跨越。2016年底，微信的活跃用户首次超过QQ，今年更是突破10亿。
如今的大街上，随处可见人们用智能手机聊微信、刷新闻，任意切换文字、语音和视频通信。这样的变化，无论是从事了半辈子电报业务的管纯明，还是一心追赶通信潮流的刘晓亮，当初怎么都想不到的。
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1978年，我国通信网的基础设施仍停留在四五十年代的水平。据原邮电部副部长刘立清回忆，当时中国的通信状况基本可以用“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来形容，被认为是“几乎没有通信的国家”。通信供需矛盾激化，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正当其时。
1988年11月，国务院在政策层面上明确了邮电体制以政企分开、邮电分营为改革方向。1994年7月，中国联通的成立为通信业引入竞争;1998年，信息产业部和国家邮政局相继挂牌;2008年，信息产业部并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一系列顶层设计引领中国通信业有序向前，不仅日渐挣脱瓶颈束缚，更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
在四川省乐山市工作的电信员工赵然，经历了邮电系统的多次改革重组。最早在邮电局当报务员的他，1998年顺应改革趋势去了以寻呼业务为主的国信寻呼公司，1999年并入联通公司，2008年随着业务重组又回到了电信公司。“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盘活市场、形成竞争。”赵然认为。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的市场竞争格局逐步形成，使我国加速迈向全新的移动通信时代。2003年10月，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数。今年6月底，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突破15亿户，其中3G和4G用户占比达82.8%。
活力四射的通信经济中，大众百姓无疑成为最大受益者。2015年，我国已实现100%的行政村通电话、100%的乡镇通宽带。近几年，通信业的“毛细血管”还在各个角落继续延伸。
四川省昭觉县有个“悬崖村”，全村500人都居住在离公路6公里外的高山上，只能依靠一条沿着悬崖陡壁垂直而下的800多米山路出村。2017年春节前，中国电信为“悬崖村”开通了百兆光纤宽带和4G网络，打通了信息天路。有了网络，以前无人问津的“悬崖蜂蜜”等当地特产，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 信息资讯“走进去”、农产品“走出来”，“悬崖村”不是孤例。工信部印发的《关于推进网络扶贫的实施方案（2018— 2020年）》显示，今年年底前，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的贫困村”目标将提前完成。
另一项惠及亿万用户的好事是“提速降费”。2015年5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首次部署通信业“提速降费”。经过4年的持续推进，套餐价格不变、宽带网速翻番;取消套餐内长途费、漫游费;多次大幅下调国际漫游资费……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移动流量平均资费较2017年底又下降了46.2%。
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拿电报每个字0.14元的计费标准，与如今最普通的30元1GB手机流量套餐比较，电报发1个字的费用，移动互联网理论上能发23万字。这数十万倍的差别，就是通信业走向大众最好的注脚。
从“追赶”到“引领”
技术，是通信业进步的原动力。在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大背景下，通信业的发展历程，既离不开市场，更离不开技术。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福建省福州市。海外游子和外国客商前来投资兴业的愿望迫切，而打电话的难题又使他们望而却步。
“一位法国客商看好一项投资，要给公司总部打电话确认，但两天都没能打通，很无奈地走了。”原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郝峰云说，这件事给了他们很大的刺激。对于众多投资者来说，一问电话，二问路，第三才是谈项目，是当时的现实问题。
痛定思痛。1982年，中国第一部万门程控交换机在福州引进，拉开了我国通信业告别“摇把儿”电话时代的序幕。“当时我国大部分县城和乡村都是人工手摇电话，大中城市是步进制、纵横制，没人知道什么是程控电话。”福州市电信局高级工程师林邦馨说，程控电话由程序自动接续，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
由于我国还不具备程控交换系统的研发能力，一时间，国内电话网所使用的程控交换机由思科、朗讯、阿尔斯通等来自8个国家的9家企业主宰。“每家企业的制式标准都不一样，在我们业内被戏称為‘八国九制’。”林邦馨回忆。
对此，原邮电部提出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思路，通过技术引进，了解并吸收国外技术，与国外企业市场竞争，激发国内通信产业的潜能。到了1991年，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HJD04”诞生，一举扭转了我国电话网建设受制于人的被动态势。
类似的故事还在移动通信2G、3G建设中上演。在4G技术研发过程中，我国提出了基于TDD、OFDM和多流智能天线的原创性系统方案，实现了百兆高速率、10倍于3G的大容量……由中国主导的TD-LTE标准成功入围4G国际标准，并在过去5年间占据了全球4G市场半壁江山。
善弈者谋势。在经历了移动通信领域“2G跟随、3G突破、4G并进”的阶段之后，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以华为、中兴、烽火和大唐等为代表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不负众望，在标准制定、前沿技术研发和网络建设实践等领域全面崛起，站在了全球技术创新的最前列。
2016年11月，国际电信标准组织3GPP讨论5G短码方案，华为的极化码方案最终胜出，被采纳为全球统一标准。“无论运营商还是设备制造商、终端厂商，我国在全球市场上都占据相应地位。”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中国得以参与主导5G网络切片从标准到技术、商用等端到端产业链的构建，并在2020年成为首批5G商用的国家之一。
40年来，中国通信业抓住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