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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山下到黄桷垭，只能去爬黄葛古道，一爬小半天。那古道真古，始于唐，兴于宋元，鼎盛于明清……那古道旁植有黄葛树，大大小小，各荫一方天地，一棵隐匿在另一棵的身后，随古道婉约、长高，绿意通天，伸入无限的迷离；那石板路上的石板也都是几百岁高龄的老家伙了。人们把它们重重叠叠彼此镶嵌，一块垫着另一块的背脊骨，它们也毫无怨怼，老老实实地顺了自己的命，任千万脚千万次地踩在它们的身体上，踩出泛着青色的光溜溜的肌肤。
有些石板上也留有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可以想见擅长爬山的川地马登这样陡峭的坡地也是不易，要使出拼命的劲来。于是一路烙下的这些马蹄印，个个皆辛苦，犹如一枚枚的勋章，在一路颁发。
三毛说，她沒想到的是父亲会采用骑马这种交通方式，去山里的律所上班……会不会也包括了去山下美丰银行大楼上班的时候？当律师的父亲是那样文弱。
这个在我听来也像是个神话。骑马上山还容易。下山，那些几百岁的青石板多少长了些苔癣。如果再遇上雨霖霖，泥泞处，会不会马失前蹄？还有，当年接近海棠渡那一帶是马尾松林遮天蔽日。大暑天走着，也有森森阴冷气偷袭背脊。如果是雾气沉沉的冬季呢，重庆冬季总比夏季长啊！
父亲即使顺畅地下了山，他的马会栓在海棠渡的哪里？坐船过江爬上陡峭的石梯坎后，从望龙门到打铜街，他是徒步还是坐车？在美丰大楼这座当时重庆最高最时髦的标志性大楼里，父亲又是在怎么个废寝忘食地仔细做事？
三毛好想知道这一切。她总觉得父亲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像一堆刚刚燃尽的炭火，尚有余温。但，能清楚告诉她的人好像已沒有了。短促的几十年却是朝花夕拾，变了人间。
她说，儿时，睡在黄桷垭的老院子里，总听得到那匹马嗒嗒走路时的声响，它们的轻与重，让她一下便能判断出父亲离得有多远；是已在九宫庙的老黄葛树下歇脚，还是迈入了他们缪家院子的后门。踢嗒声近了，便是她的节日；远了，她的小胸膛里便装满忧伤。
我后来才知道，那时以马代步在山上山下奔波求生的还不只有三毛的父亲，大画家傅抱石也算一个。傅氏当时住在歌乐山，要下到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来讲课，坐不起轿子时，也会选择骑马而行。那个年代像三毛父亲陈嗣庆这样的中国精英男士，哪怕在抗战大后方的重庆，也活得很不容易。左肩总想以一己之长来报忠国家，右肩还得担负一家大小的生命安危和柴米油盐……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累的那一拨男人。
差不多快三十年前，我和三毛坐在重庆饭店，频频隔窗去眺望对街的那幢当年的美丰银行大楼，以此来向一位辛苦又伟大的父亲致敬！
这是我和三毛的第一次见面，在重庆寒色渐现的深秋。我坐在三毛身边，就像坐在自己的梦里面，见着一个穿花布裙的女子影影绰绰从撒哈拉沙漠、西班牙的橄榄树林、秘鲁的马丘比马古城走过来，叹着气，千山万水的。
怎么可能呢，这个照亮过我生命的女子，竟与我咫尺之隔？！
她人很疲惫了，不停地咳嗽。身体的衰弱仿佛在拖累她的灵魂。好在，她的声音实在年轻，让人不敢相信那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清亮，温暖，迷人。那是第一时间里会激发你去接近并呵护它主人的声音。
我们的话题从一对耳环谈起。
那天，我把自己打扮得很“三毛”， 浑身叮叮当当，戴了红红绿绿夸张的藏式耳环和首饰。其实，这已是我多年的着装风格了，带着对都市精致规范的不屑，仿佛随时都会叮叮当当踏上陌生之旅去流浪。
而“流浪的教母”正与我面对面，她比我想象的瘦小、虚弱……哪里寻得到她狂放不羁的焰火？她喜欢低头，长发顺耳流泄而下，脸颊更显清癯，皱纹在那里不动声色。她问：你的耳环在哪里买了？夸张得好……
女人通向女人原来就这么简单！
我们汪洋恣肆地聊她那些在别人眼里根本不值半毛钱的“宝贝”——从美浓乡下淘到的一把油纸伞，到雕刻着福字的老铜戒指……她说，有些东西跟着你的年代一久，便成了家人。家人哪里能去论贵贱，也不能随便就丢下吧。
我小心翼翼地与她绕到了男人这个话题——
我们绕过了荷西……我不忍心，她实在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强悍潇洒、百毒不惧的三毛。
我们谈那些无关痛痒的男人们，过一把指点江山的瘾。
三毛对内地男人有种文化和地域的陌生感，他们让她好奇、新鲜又困惑。
她语调婉转地说，觉不觉得中国现代的男人好像缺少点旧式男人的儒雅气和谦和？我极其赞同：“还是该让他们穿长衫子。让他们粗野的时候多少沒这么利索。”她被我的话弄笑了，眼里突然炯炯有神。“台湾偶尔也会见到穿长衫子的男子。只是在一种场合，带着礼服性的色彩。但好像都不对呀。好像穿长衫子的男子就只能呆在那样的时空里。走过了，就不是那回事了……”她真是明察秋毫。但，似乎再尖锐的问题经她柔声细语地说出来，就不那么锋芒毕露了，她的声音自带了一种敦厚和宽容。
谈王洛宾时也是风轻云淡。她很坦率地表达自己对他的好感，王洛宾是能够撬动她隐秘激情的人——这不仅是因他曾为了理想圣徒般地在荒凉的西部流浪，也不仅是因他创作出那么多堪称不朽的经典歌曲，更是因他的苦难！对，他的苦难像万箭齐发的光束，逼得她背过身去。只是她沒想到那个写下《在那遥远的地方》词曲的人竟还活着。他是怎样活下来的？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一切。更想代表命运对这个度尽劫难的人加以补偿……
川端康成曾说，青年人有爱情，老年人有死亡。恰好站在中年门坎上的三毛，真想攥住自己与王洛宾的头发，升腾，摆脱时间的万丈深渊……
三毛把王洛宾当作了自己的精神伴侣，世俗中的在不在一起已不重要。
爱情一直是三毛很重要的人生课程。在这个课程中，她既是学生，又是老师；她既会看见树，更会看见森林。她理解的爱情也与常人不同，有种宗教意义上的广阔，不是那种情感上的小女人，计较着一亩一地的得失。
三毛说自己其实是不擅交际的人，所以有时会造成一些读者对她的误会。 我知道，三毛有她的另一个世界，那是她为自己独留的桃花源。我们这些“武陵人”自以为早已闯入过了，其实，即便作了多少记号，也不会再找到入口了……谁又能真正懂三毛？尤其是夜深人静时的三毛，谁会深味她的辗转反侧？
我问她这次去不去黄桷垭看看，那个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呆到四五岁，才随父母去南京，而后又去的台湾，算起来已四十三、四年了。
三毛沒有回答我，感觉得到她的踟蹰。她在纠结什么呢？少小离家，就怕老大还？她害怕了那沉甸甸的四十多年的时间……
显然，黄桷垭在她记忆中丝毫沒有衰老过，她总是把它和那个野里野气的自己一起记录在案了。她还记得自己只管瞎胡闹，“嗵”地一声却掉进了地下埋着的大水缸里，大人把她捞起来，脸都吓白了，她還嘴里边往外吐水边幽默地说：感谢上帝。黄桷垭背街的山上坟堆林立。大人在吓唬：别去哦，别让里边躺着的人逮住哦！她却不信邪，偏爱在那些坟堆与坟堆之间爬来爬去。天黑了，大人喊了又喊，她仍在那里晃荡。
她问我，重庆现在还有那种小黄花吗？一到四五月份，野外到处都是的那种小黄花？我说还有还有，仲春便漫山遍野都是，一直开到夏天的尾巴。我们也叫它小黄花。还查过，说不清学名该叫“抱茎苦荬草”还是“串叶松香草”……“小时候我很喜欢和姐姐一道用妈妈的空药瓶子盛满井水，养一大篷小黄花在房子里。它也有香气，带着药苦味的那种。”
该告别了。
我把那对色彩扎眼的藏式耳环送给了三毛。她摊在一支手的掌心间，用另一支手去拨弄，欢喜雀跃地说：给我了吗？我要带着它回台湾，还有好多地方……
那一刻我相信了三毛的喜悦。我以为那样喜悦着的三毛就是她该有的样子和永远的样子。所以我起身告别的姿势无比轻盈，仿若我们第二天又会再见面——
我边向门边退去，边摇动手：三毛再见！
她如梦初醒：啊，这就走了……
一直记得她仿佛被什么蜇了一下的眼神，倏忽便黯然。她是个怕告别的人。
我步履轻快地下楼，以为后会有期。却沒想到一面永恒……
两个多月后，传来三毛走了的消息——这么多年了，我都是用这个中国字来表述一个事实。曾为三毛留下若干经典瞬间的人像摄影大师肖全也同样，在我们谈及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时刻时，他双手向天开启，说，三毛是飞了……我们都不愿接受她的自我了断，那成了我们人悬崖下沧海中的旋涡……
1992年深秋，我在敦煌的鸣沙山到处找三毛的衣冠冢。沙海浩渺，人如蝼蚁，哪里找得到？！
风才不管。它仿佛是从月牙泉那些长势喜人的芦苇丛之间一路吹拂过来，让人神清气爽，恍惚作了春风。想起三毛为电影《滚滚红尘》写的那句歌词：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独怆然而涕下。
去年十月，我见到了三毛的大姐陈田心、弟弟陈杰以及弟媳、侄女，还有其闺蜜——画家薛幼春……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像家人一样地聊天。他们为我构建了另一个立体可触的三毛世界，让我得以更深邃地继续阅读三毛。至少，她不再是我幻觉中那个孤孤单单漂泊在尘世间的女子，只是靠喝着浪漫和不羁的西北风而存在。她也是人家的妹妹、姐姐、小姑子、姨和叽叽喳喳说悄悄话的闺蜜。
这一家子个个温文尔雅、谈吐不凡，配得上做三毛的家人。尤其是近八旬的大姐陈田心，穿一身玉白色的蕾丝旗袍，斜戴一顶浅驼色的薄呢贝雷帽，两耳缀着红珊瑚的耳环，与红珊瑚的花朵胸饰遥相呼应……她说话，柔声细气；微笑，抹着珊瑚红的嘴唇便成优美的弧型……感谢她，让我能揣想三毛老去的模样……
薛幼春女士穿着当年三毛送给她的布长袍，白底蓝花，扎染的那种，头上系着同色系的发布。我小心翼翼和她谈及心里的结——三毛为什么要放弃？她握住我的手，语气坚定：三毛从沒放弃！她身体的痛苦非一般人能去想象和承受。她不愿它再拖垮自己的灵魂……
我沉入自己的海洋，四周游动着海参——女诗人辛波斯卡说：它舍弃一半自我，留给饥饿的世界，带着另一半逃逸。它暴烈地将自己分成死亡与拯救，惩罚与奖赏，曾经与未来……女诗人这样写着海参面临危险时的“自断”。它把自己分成了肉体和诗歌，“一边是喉咙，另一边是笑声……”
有些石板上也留有深深浅浅的马蹄印。可以想见擅长爬山的川地马登这样陡峭的坡地也是不易，要使出拼命的劲来。于是一路烙下的这些马蹄印，个个皆辛苦，犹如一枚枚的勋章，在一路颁发。
三毛说，她沒想到的是父亲会采用骑马这种交通方式，去山里的律所上班……会不会也包括了去山下美丰银行大楼上班的时候？当律师的父亲是那样文弱。
这个在我听来也像是个神话。骑马上山还容易。下山，那些几百岁的青石板多少长了些苔癣。如果再遇上雨霖霖，泥泞处，会不会马失前蹄？还有，当年接近海棠渡那一帶是马尾松林遮天蔽日。大暑天走着，也有森森阴冷气偷袭背脊。如果是雾气沉沉的冬季呢，重庆冬季总比夏季长啊！
父亲即使顺畅地下了山，他的马会栓在海棠渡的哪里？坐船过江爬上陡峭的石梯坎后，从望龙门到打铜街，他是徒步还是坐车？在美丰大楼这座当时重庆最高最时髦的标志性大楼里，父亲又是在怎么个废寝忘食地仔细做事？
三毛好想知道这一切。她总觉得父亲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像一堆刚刚燃尽的炭火，尚有余温。但，能清楚告诉她的人好像已沒有了。短促的几十年却是朝花夕拾，变了人间。
她说，儿时，睡在黄桷垭的老院子里，总听得到那匹马嗒嗒走路时的声响，它们的轻与重，让她一下便能判断出父亲离得有多远；是已在九宫庙的老黄葛树下歇脚，还是迈入了他们缪家院子的后门。踢嗒声近了，便是她的节日；远了，她的小胸膛里便装满忧伤。
我后来才知道，那时以马代步在山上山下奔波求生的还不只有三毛的父亲，大画家傅抱石也算一个。傅氏当时住在歌乐山，要下到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来讲课，坐不起轿子时，也会选择骑马而行。那个年代像三毛父亲陈嗣庆这样的中国精英男士，哪怕在抗战大后方的重庆，也活得很不容易。左肩总想以一己之长来报忠国家，右肩还得担负一家大小的生命安危和柴米油盐……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累的那一拨男人。
差不多快三十年前，我和三毛坐在重庆饭店，频频隔窗去眺望对街的那幢当年的美丰银行大楼，以此来向一位辛苦又伟大的父亲致敬！
这是我和三毛的第一次见面，在重庆寒色渐现的深秋。我坐在三毛身边，就像坐在自己的梦里面，见着一个穿花布裙的女子影影绰绰从撒哈拉沙漠、西班牙的橄榄树林、秘鲁的马丘比马古城走过来，叹着气，千山万水的。
怎么可能呢，这个照亮过我生命的女子，竟与我咫尺之隔？！
她人很疲惫了，不停地咳嗽。身体的衰弱仿佛在拖累她的灵魂。好在，她的声音实在年轻，让人不敢相信那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清亮，温暖，迷人。那是第一时间里会激发你去接近并呵护它主人的声音。
我们的话题从一对耳环谈起。
那天，我把自己打扮得很“三毛”， 浑身叮叮当当，戴了红红绿绿夸张的藏式耳环和首饰。其实，这已是我多年的着装风格了，带着对都市精致规范的不屑，仿佛随时都会叮叮当当踏上陌生之旅去流浪。
而“流浪的教母”正与我面对面，她比我想象的瘦小、虚弱……哪里寻得到她狂放不羁的焰火？她喜欢低头，长发顺耳流泄而下，脸颊更显清癯，皱纹在那里不动声色。她问：你的耳环在哪里买了？夸张得好……
女人通向女人原来就这么简单！
我们汪洋恣肆地聊她那些在别人眼里根本不值半毛钱的“宝贝”——从美浓乡下淘到的一把油纸伞，到雕刻着福字的老铜戒指……她说，有些东西跟着你的年代一久，便成了家人。家人哪里能去论贵贱，也不能随便就丢下吧。
我小心翼翼地与她绕到了男人这个话题——
我们绕过了荷西……我不忍心，她实在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强悍潇洒、百毒不惧的三毛。
我们谈那些无关痛痒的男人们，过一把指点江山的瘾。
三毛对内地男人有种文化和地域的陌生感，他们让她好奇、新鲜又困惑。
她语调婉转地说，觉不觉得中国现代的男人好像缺少点旧式男人的儒雅气和谦和？我极其赞同：“还是该让他们穿长衫子。让他们粗野的时候多少沒这么利索。”她被我的话弄笑了，眼里突然炯炯有神。“台湾偶尔也会见到穿长衫子的男子。只是在一种场合，带着礼服性的色彩。但好像都不对呀。好像穿长衫子的男子就只能呆在那样的时空里。走过了，就不是那回事了……”她真是明察秋毫。但，似乎再尖锐的问题经她柔声细语地说出来，就不那么锋芒毕露了，她的声音自带了一种敦厚和宽容。
谈王洛宾时也是风轻云淡。她很坦率地表达自己对他的好感，王洛宾是能够撬动她隐秘激情的人——这不仅是因他曾为了理想圣徒般地在荒凉的西部流浪，也不仅是因他创作出那么多堪称不朽的经典歌曲，更是因他的苦难！对，他的苦难像万箭齐发的光束，逼得她背过身去。只是她沒想到那个写下《在那遥远的地方》词曲的人竟还活着。他是怎样活下来的？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一切。更想代表命运对这个度尽劫难的人加以补偿……
川端康成曾说，青年人有爱情，老年人有死亡。恰好站在中年门坎上的三毛，真想攥住自己与王洛宾的头发，升腾，摆脱时间的万丈深渊……
三毛把王洛宾当作了自己的精神伴侣，世俗中的在不在一起已不重要。
爱情一直是三毛很重要的人生课程。在这个课程中，她既是学生，又是老师；她既会看见树，更会看见森林。她理解的爱情也与常人不同，有种宗教意义上的广阔，不是那种情感上的小女人，计较着一亩一地的得失。
三毛说自己其实是不擅交际的人，所以有时会造成一些读者对她的误会。 我知道，三毛有她的另一个世界，那是她为自己独留的桃花源。我们这些“武陵人”自以为早已闯入过了，其实，即便作了多少记号，也不会再找到入口了……谁又能真正懂三毛？尤其是夜深人静时的三毛，谁会深味她的辗转反侧？
我问她这次去不去黄桷垭看看，那个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呆到四五岁，才随父母去南京，而后又去的台湾，算起来已四十三、四年了。
三毛沒有回答我，感觉得到她的踟蹰。她在纠结什么呢？少小离家，就怕老大还？她害怕了那沉甸甸的四十多年的时间……
显然，黄桷垭在她记忆中丝毫沒有衰老过，她总是把它和那个野里野气的自己一起记录在案了。她还记得自己只管瞎胡闹，“嗵”地一声却掉进了地下埋着的大水缸里，大人把她捞起来，脸都吓白了，她還嘴里边往外吐水边幽默地说：感谢上帝。黄桷垭背街的山上坟堆林立。大人在吓唬：别去哦，别让里边躺着的人逮住哦！她却不信邪，偏爱在那些坟堆与坟堆之间爬来爬去。天黑了，大人喊了又喊，她仍在那里晃荡。
她问我，重庆现在还有那种小黄花吗？一到四五月份，野外到处都是的那种小黄花？我说还有还有，仲春便漫山遍野都是，一直开到夏天的尾巴。我们也叫它小黄花。还查过，说不清学名该叫“抱茎苦荬草”还是“串叶松香草”……“小时候我很喜欢和姐姐一道用妈妈的空药瓶子盛满井水，养一大篷小黄花在房子里。它也有香气，带着药苦味的那种。”
该告别了。
我把那对色彩扎眼的藏式耳环送给了三毛。她摊在一支手的掌心间，用另一支手去拨弄，欢喜雀跃地说：给我了吗？我要带着它回台湾，还有好多地方……
那一刻我相信了三毛的喜悦。我以为那样喜悦着的三毛就是她该有的样子和永远的样子。所以我起身告别的姿势无比轻盈，仿若我们第二天又会再见面——
我边向门边退去，边摇动手：三毛再见！
她如梦初醒：啊，这就走了……
一直记得她仿佛被什么蜇了一下的眼神，倏忽便黯然。她是个怕告别的人。
我步履轻快地下楼，以为后会有期。却沒想到一面永恒……
两个多月后，传来三毛走了的消息——这么多年了，我都是用这个中国字来表述一个事实。曾为三毛留下若干经典瞬间的人像摄影大师肖全也同样，在我们谈及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时刻时，他双手向天开启，说，三毛是飞了……我们都不愿接受她的自我了断，那成了我们人悬崖下沧海中的旋涡……
1992年深秋，我在敦煌的鸣沙山到处找三毛的衣冠冢。沙海浩渺，人如蝼蚁，哪里找得到？！
风才不管。它仿佛是从月牙泉那些长势喜人的芦苇丛之间一路吹拂过来，让人神清气爽，恍惚作了春风。想起三毛为电影《滚滚红尘》写的那句歌词：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独怆然而涕下。
去年十月，我见到了三毛的大姐陈田心、弟弟陈杰以及弟媳、侄女，还有其闺蜜——画家薛幼春……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像家人一样地聊天。他们为我构建了另一个立体可触的三毛世界，让我得以更深邃地继续阅读三毛。至少，她不再是我幻觉中那个孤孤单单漂泊在尘世间的女子，只是靠喝着浪漫和不羁的西北风而存在。她也是人家的妹妹、姐姐、小姑子、姨和叽叽喳喳说悄悄话的闺蜜。
这一家子个个温文尔雅、谈吐不凡，配得上做三毛的家人。尤其是近八旬的大姐陈田心，穿一身玉白色的蕾丝旗袍，斜戴一顶浅驼色的薄呢贝雷帽，两耳缀着红珊瑚的耳环，与红珊瑚的花朵胸饰遥相呼应……她说话，柔声细气；微笑，抹着珊瑚红的嘴唇便成优美的弧型……感谢她，让我能揣想三毛老去的模样……
薛幼春女士穿着当年三毛送给她的布长袍，白底蓝花，扎染的那种，头上系着同色系的发布。我小心翼翼和她谈及心里的结——三毛为什么要放弃？她握住我的手，语气坚定：三毛从沒放弃！她身体的痛苦非一般人能去想象和承受。她不愿它再拖垮自己的灵魂……
我沉入自己的海洋，四周游动着海参——女诗人辛波斯卡说：它舍弃一半自我，留给饥饿的世界，带着另一半逃逸。它暴烈地将自己分成死亡与拯救，惩罚与奖赏，曾经与未来……女诗人这样写着海参面临危险时的“自断”。它把自己分成了肉体和诗歌，“一边是喉咙，另一边是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