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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逐步实现，农民幸福感得到提升。财政因其公共性特征在国家生存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新的经济形态下，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促进农民增收，提升农民精神文化水平，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让农民感到幸福。
【关键词】农民幸福 农民生活质量 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幸福是人的主观感觉，自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对幸福进行表述以来，幸福逐渐受到关注，直到近代，一些学者构建出幸福指数将其量化，试图将这一抽象的感觉具体化。幸福能够通过一些指标进行衡量与测度，与之对应的是，政府改良一些政策后，会影响到一些指标的测量结果。我国农村人口庞大，农民的幸福值得特别关注，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可以说，“三农”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农民幸福感。而财政政策的适度倾斜，对于农民增收、提升人文环境、改善自然环境等，会有较大成效，会促进农民幸福感的提升。
政府的作为和财政的投入，对于提升人民幸福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幸福是什么？《辞海》对幸福的解释：指人们心里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而且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多次阐述了对幸福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首次阐释了幸福感，认为幸福=效用/欲望。伊斯特林用规范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影响。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幸福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邢占军、北京大学刘伟等从多角度测量幸福。从现有成果来看，由于幸福内涵的丰富与测量的复杂，致使幸福的度量成为难点。近几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民幸福开始被关注，并成为新一轮的研究热点。对农民幸福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测量指标的构建，比较权威的是主观与客观综合评价法。这种方法认为影响农民幸福的因素有：主观因素即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性格、期望值、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经历、家庭婚姻；客观因素即宏观制度，包括社会文化、制度的公平性、社会公共品供给状况等环境、失业、通货膨胀等。从我国现阶段来看，政府的作为和财政的投入，对于提升人民幸福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代民主理念认为，追求与实现人民幸福是财政一切作为的终极目标。让人民感到满意与幸福是政府的终极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是财政存在的依据。“国民幸福指数”核算的首要内容就是通过对比财政成本与收益，判定国民幸福感。现代国家以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有效的公共治理为使命，与此相适应，财政要为此提供经济基础。由于财政与居民幸福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如何运用财政政策，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国民幸福感成为2010年以来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财政提升农民幸福感的机理
财政伴随着国家产生，在国家生存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起源来看，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明显。为了共同利益，个体间相互结盟的最直接体现便是财政，国家财政时期，财政收支为阶级分工提供物质保障。现代社会，财政公共性则体现在其追求全体国民的幸福与发展，这是财政行为的终极目标。公共物品的提供是财政公共性的重要外在表现。农村土地是公共物品，因为我国的农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农民社会保障功能，而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农产品是私人产品，但也是公共产品。农业是其他非农部门发展的前提，农业技术、农业生态等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市场不能有效供给这类产品时，政府便有必要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以弥补市场机制的效率缺失。
财政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等手段，成为国家进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闸门。研究表明，当居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对幸福的影响显著降低，而其他非收入影响加强。从调研结果来看，现阶段制约我国农民幸福感提升的首要因素仍是收入水平。我国东部地區农民生活质量相对较高，但他们幸福感并不比西部地区农民强，甚至还不如西部地区农民，就是因为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其流动性较强，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市民进行比较，不幸福感也由此产生。另外，农民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收入，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财政职能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调控经济稳定与发展来实现的。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提升农民幸福感的根本途径
农村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特殊性，致使市场在许多领域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需要财政干预。财政应增加财政支农资金，不断完善各级财政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制度，有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后劲。
财政支农资金不仅要发挥“输血”功能，更要发挥“造血”功能。财政应引导农业产业化步伐的加快，切实解决农民家庭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抵御风险能力低的现状，通过财税政策支持高效农业、环保农业、特色农业、订单农业。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让有限的资金投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除了财政补贴等直接投入以外，财政可以运用参股的形式，吸引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成立金融公司，按照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原则，解决农村经济资金不足的瓶颈问题，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血液”，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注农村生活伦理，提升农民精神文化水平，是提升农民幸福感的重要保证。伦理导向的重要工作是大力培育农民公共价值观的养成。公共价值观是个体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思想源泉，引导人们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教给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个体思想与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可见其对农民公共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性。公共价值观是农民分辨美丑、扬善弃恶的重要保证，特别是现阶段我国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使农村伦理出现倒退的现象进一步说明培育农民公共价值观的迫切性。健康伦理导向主要涉及到财政对农村教育科技和社会保障的支出等内容。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对农民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可采取点对点的帮扶政策，大学或者科研机构要送“教育”下乡，因为先进的教育和科技会给农民个体带来知识的充实和方法的更新。
改善农村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农民幸福的必要条件。农村自然环境是以农村居民为中心的乡村范围的各种天然的以及改造过的自然因素总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农村人文环境受制于自然环境，但其更具人文性和塑造性。依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农民最底层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就会转向自我需求的实现，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目前，一些消极负面思想文化在农村仍占据一定市场，比如赌博、封建迷信、非法宗教等，严重影响了农村人文环境的改善。政府应通过加大财政预算，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方式，保证财政在农村人文环境建设与提升中的投入。只有多种措施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才能创建出和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提升农民的幸福感。
（作者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关键词】农民幸福 农民生活质量 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幸福是人的主观感觉，自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对幸福进行表述以来，幸福逐渐受到关注，直到近代，一些学者构建出幸福指数将其量化，试图将这一抽象的感觉具体化。幸福能够通过一些指标进行衡量与测度，与之对应的是，政府改良一些政策后，会影响到一些指标的测量结果。我国农村人口庞大，农民的幸福值得特别关注，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可以说，“三农”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农民幸福感。而财政政策的适度倾斜，对于农民增收、提升人文环境、改善自然环境等，会有较大成效，会促进农民幸福感的提升。
政府的作为和财政的投入，对于提升人民幸福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幸福是什么？《辞海》对幸福的解释：指人们心里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而且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多次阐述了对幸福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其著作中首次阐释了幸福感，认为幸福=效用/欲望。伊斯特林用规范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影响。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幸福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邢占军、北京大学刘伟等从多角度测量幸福。从现有成果来看，由于幸福内涵的丰富与测量的复杂，致使幸福的度量成为难点。近几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农民幸福开始被关注，并成为新一轮的研究热点。对农民幸福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测量指标的构建，比较权威的是主观与客观综合评价法。这种方法认为影响农民幸福的因素有：主观因素即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性格、期望值、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经历、家庭婚姻；客观因素即宏观制度，包括社会文化、制度的公平性、社会公共品供给状况等环境、失业、通货膨胀等。从我国现阶段来看，政府的作为和财政的投入，对于提升人民幸福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代民主理念认为，追求与实现人民幸福是财政一切作为的终极目标。让人民感到满意与幸福是政府的终极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是财政存在的依据。“国民幸福指数”核算的首要内容就是通过对比财政成本与收益，判定国民幸福感。现代国家以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有效的公共治理为使命，与此相适应，财政要为此提供经济基础。由于财政与居民幸福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如何运用财政政策，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国民幸福感成为2010年以来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财政提升农民幸福感的机理
财政伴随着国家产生，在国家生存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起源来看，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明显。为了共同利益，个体间相互结盟的最直接体现便是财政，国家财政时期，财政收支为阶级分工提供物质保障。现代社会，财政公共性则体现在其追求全体国民的幸福与发展，这是财政行为的终极目标。公共物品的提供是财政公共性的重要外在表现。农村土地是公共物品，因为我国的农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农民社会保障功能，而社会保障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农产品是私人产品，但也是公共产品。农业是其他非农部门发展的前提，农业技术、农业生态等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市场不能有效供给这类产品时，政府便有必要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以弥补市场机制的效率缺失。
财政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等手段，成为国家进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闸门。研究表明，当居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对幸福的影响显著降低，而其他非收入影响加强。从调研结果来看，现阶段制约我国农民幸福感提升的首要因素仍是收入水平。我国东部地區农民生活质量相对较高，但他们幸福感并不比西部地区农民强，甚至还不如西部地区农民，就是因为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其流动性较强，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市民进行比较，不幸福感也由此产生。另外，农民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收入，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财政职能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调控经济稳定与发展来实现的。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提升农民幸福感的根本途径
农村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特殊性，致使市场在许多领域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需要财政干预。财政应增加财政支农资金，不断完善各级财政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制度，有力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后劲。
财政支农资金不仅要发挥“输血”功能，更要发挥“造血”功能。财政应引导农业产业化步伐的加快，切实解决农民家庭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抵御风险能力低的现状，通过财税政策支持高效农业、环保农业、特色农业、订单农业。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让有限的资金投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除了财政补贴等直接投入以外，财政可以运用参股的形式，吸引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成立金融公司，按照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原则，解决农村经济资金不足的瓶颈问题，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血液”，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注农村生活伦理，提升农民精神文化水平，是提升农民幸福感的重要保证。伦理导向的重要工作是大力培育农民公共价值观的养成。公共价值观是个体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思想源泉，引导人们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教给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个体思想与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可见其对农民公共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性。公共价值观是农民分辨美丑、扬善弃恶的重要保证，特别是现阶段我国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使农村伦理出现倒退的现象进一步说明培育农民公共价值观的迫切性。健康伦理导向主要涉及到财政对农村教育科技和社会保障的支出等内容。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对农民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可采取点对点的帮扶政策，大学或者科研机构要送“教育”下乡，因为先进的教育和科技会给农民个体带来知识的充实和方法的更新。
改善农村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农民幸福的必要条件。农村自然环境是以农村居民为中心的乡村范围的各种天然的以及改造过的自然因素总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农村人文环境受制于自然环境，但其更具人文性和塑造性。依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当农民最底层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就会转向自我需求的实现，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目前，一些消极负面思想文化在农村仍占据一定市场，比如赌博、封建迷信、非法宗教等，严重影响了农村人文环境的改善。政府应通过加大财政预算，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方式，保证财政在农村人文环境建设与提升中的投入。只有多种措施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才能创建出和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提升农民的幸福感。
（作者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