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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理解提供了指导与方向性的认知。鲁迅以革命者坚韧不拔的毅力，用文学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及笔触，描绘、总结辛亥革命失利的社会渊源的同时。也以思想家深邃幽远的洞察力，站在启蒙思想的立场和角度，极力关注在辛亥革命风暴的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期人文精神的困扰和出路等问题，并不断地对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改造社会国民性问题进行深沉思考和不倦探索，从而为我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认识提供了最具价值的人文思考维度。
[关键词]鲁迅；辛亥革命；反思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9-0131-03
鲁迅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和陈独秀一样，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胡适一样，鲁迅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同于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鲁迅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在他的身上深刻烙印着近代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轨迹。毛泽东曾经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尽管受到领袖的推崇，鲁迅为文为人仍旧备受争议。然而，不可否认，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为我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理解提供了指导与方向性的认知。
一、作为革命者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革命而呐喊，为革命而彷徨，为革命而思索。
毫无疑问，鲁迅曾经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鲁迅与光复会的关系，学界里众说纷纭，几成扑朔迷离的疑案。实际上。鲁迅与著名反清志士章太炎的师生情谊，鲁迅与光复会首领之一陶焕卿(成章)的甚密交往，以及光复会成员大多为浙江籍等等，这些史实显示：光复会吸收鲁迅加入组织，是完全可能的事实。甚至，鲁迅本人曾经对胡风说过：“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另据增田涉的回忆，鲁迅晚年也曾对他说过，鲁迅在从事晚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曾经命令他去搞暗杀。鲁迅说，我可以去，且大概将被捕或被杀，但自己死了，留下母亲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于是，上级认为鲁迅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用他去了。因此可见，鲁迅虽然加入了革命组织光复会，但并没有参加当时实际的刺杀等激烈的革命活动。以至于秋瑾等激进的革命者对鲁迅的这种珍惜生命、不勇于为革命牺牲的行为表示过强烈的不满。需要指出，鲁迅一生虽献身革命，但他始终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提倡不妥协的韧性战斗，反对贸然的牺牲意气。
此外，许广平1940年回忆说，鲁迅曾跟她谈起：“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所以对待革命，鲁迅是维持期待但不无谨慎的态度。比如，鲁迅在日本已经剪掉辫子，然而归国后，却又最先买了假辫子。关于辫子，鲁迅在《头发的故事》、《风波》中都有提到所谓“盘辫风波”或“剪辫风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辫子被赋予了辛亥革命的象征。因此，鲁迅在绍兴中学堂担任教员兼教务长时，当学生里也忽然起了剪辫风潮，许多人要剪掉辫子的时候，鲁迅的态度便是“连忙禁止”。鲁迅深刻地了解到：辫子一剪，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而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学生们常走，然而忘却了。与此同时，鲁迅也是积极地支持着革命运动。剪辫风潮后不久，杭州光复。消息传到绍兴，鲁迅便即提议组织讲演团以阐明革命之要义，鼓动、武装革命群众，并迅速组织了学生武装演说队，油印传单，安定民心。等到绍兴光复后，鲁迅等人更在强烈的革命使命感的支配下，又创刊了《越铎日报》，以启民智，开革命之先行思想的传播……。但实际上的革命状况却渐渐变坏，鲁迅对革命的失望情绪也似逐渐浓郁起来。鲁迅在悼念友人范爱农的诗中，悲愤地指出：辛亥革命的结果不过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当鲁迅认清这可悲的事实之后，不免开始麻醉自己，沉寂到国民的底部去了。由此，以上的这几件事或许能够反映出鲁迅期待革命，支持革命，但最终失望于革命的心路历程。
也正因如此，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于辛亥革命也从“听将令”的呐喊转变到“上下而求索”的彷徨。鲁迅的这一写作心境的变化，恰是他对辛亥革命反思后，切实体尝到了中国迷失的前途。
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写
当人们沉浸于辛亥革命暂时胜利的喜悦之中的时候，鲁迅则以其敏锐的文学家的嗅觉发现革命的不彻底性与隐藏在社会底层的巨大危机。面对革命的日趋消沉，鲁迅愤怒地呐喊；面对国民的日趋麻木，鲁迅也渐渐地彷徨。鲁迅的这些情感认知通过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集《呐喊》，比较真实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可为史鉴。
鲁迅创作于1918至1922年间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创作背景的。《呐喊》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灰色图景：封建旧势力的罪恶，中国国民性的愚弱，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缺失。而这三者的立体构成恰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本质渊源。
在《呐喊》中，尤以《药》和《阿Q正传》这两篇小说最为代表性地诠释出辛亥革命没有植根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这块土壤的致命缺陷。而且，中国国民性的病态般的愚弱造成革命党人与农民的隔阂是那样的可悲而遥远。
1915年5月发表的小说《药》是以辛亥革命前期的某次革命暴动的失败为背景，叙述了华老栓为救治儿子小栓的痨病，花钱从刽子手那里买到“人血馒头”的故事。但兒子终究也没有医好，死掉了!而治病的人血却是革命者夏瑜的热血。小说中描述的革命者夏瑜的原型就是鉴湖女侠：秋瑾。在这里，鲁迅由秋瑾牺牲的价值切入到对整个辛亥革命的价值问题的拷问。革命者为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然而结果不过是用自己的鲜血，做了愚昧群众治病的“良药”。文末那坟头上没有“根”的“花环”，形象地指出了辛亥革命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华老栓的“华”与夏瑜的“夏”，在实质上则隐喻了“华夏民族”——中国的黯淡前途。
另一篇小说，鲁迅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阿Q正传》，即是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现实为背景，从农民的视角来叙述革命的全过程。在这部鲁迅小说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形象最完整的《阿Q正传》中，鲁迅更是详尽地描绘出中国国民性的愚弱、麻木、冷漠的精神状态，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道出了对革命前途的忧虑。
在《阿Q正传》中，阿Q生活的未庄，好比中国封建王国的缩影。封建地主赵、钱两家掌控着这个村落的正常运行。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却丝毫没有改变农村封建宗法制度，地主及地方旧势力依旧把持着地方政权。不仅如此，革命的敌人——赵、钱两 家——从前害怕革命、忽而摇身一变而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并逐渐掌握了革命的主动权，从而镇压了阿Q的闹革命。可见，革命的敌人封建旧势力异常强大、顽固，而且狡诈、善于钻营。与此相对应的是，阿Q对于革命党人也是“深恶痛绝之”。他目睹到革命党人的被杀，亦觉得“好看好看”。其麻木、冷漠的看客心理让人觉得可悲可怜可愤。同时，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则深深触摸到了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在此显露无遗。而对于隐藏在反动旧势力与农民两者之间没有出场的革命党人的拷问，在“闹革命”的阿Q临刑前画出的惊心动魄的“圆圈”时达到高潮。
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中，其他诸如《风波》中则描绘出了辛亥革命并没有革掉广大农民社会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帝制复辟等封建观念，批判了辛亥革命对于农民思想启蒙的缺失。它启示我们：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启蒙革命。
三、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鲁迅以革命者坚韧不拔的毅力，用文学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与笔触，描绘、总结辛亥革命失利的社会根源的同时，也以思想家深邃幽远的洞察力，站在启蒙思想的立场和角度，十分关注在辛亥革命风暴的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期人文精神的困扰和出路等问题，并不断地对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改造社会国民性问题进行深沉思考和不倦探索，从而为我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认识提供了最具价值的人文思考维度。
首先，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革命党人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农民等劳苦大众。鲁迅明确指出：1911年辛亥革命的结果所以如此之坏，是因为革命者没有联系群众，没有到群众中去作宣传鼓动工作。革命者为群众奋斗而牺牲了，但尚未觉悟的群众却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尽管群众在反动统治的桎梏下，已经有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的要求，但却没有机会得到表现。结果革命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这是革命者的悲哀。小说——《药》，正是深刻揭示革命党人脱离劳苦大众的重要作品。在《阿Q正传》中，鲁迅更尖锐地批判了革命党人与农民之间的隔膜，批判了中国国民性的愚弱与冷漠。革命党人虽然抛头颅、洒热血、满腔热情、视死如归，然而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劳苦大众却并不理解，更不领情，俨然是幸灾乐祸的冷漠的“看客”。这实质也揭示出辛亥革命脱离了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队伍，无法得到农民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孤军奋战。因而，除了进行某些例如“盘辫风潮”等“滑稽而可笑”的所谓“革命”，“革命”后的未庄和从前的未庄一样。
其次，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妥协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交相错综。导致革命危机的无法逆转。辛亥革命爆发后，秋瑾的革命同志王金发率革命军光复绍兴，捕捉到了害死秋瑾的章介眉，并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到最后，“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立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而光复后的绍兴，也没有什么大异样。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把总。“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面对革命党人的妥协与消沉，鲁迅在《军界痛言》中愤怒地批评绍兴革命军：“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身膺军国民之重任，而演无聊赖之恶剧，其因纪律不肃训练不善之故乎?抑以莽奴根性教诲难施之故乎?”以至发出“吾为中华民国前途危”的感慨!实际也是如此。革命党人对于旧势力过分的软弱与妥协，乃至于把革命成果拱手献给他们，尤其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封建地主、立宪派等各种变相的反动势力，摇身一变，纷纷投机到革命队伍中来。而革命党人竟也毫无防备之心，“咸与维新”的招牌立刻大摇大摆到处张告开来。
面对辛亥革命隐藏着的巨大危机，鲁迅反思道：从事革命的也多是读书人，即所谓知识分子，也从事组织和运动各种会党，甚至运动土匪。……但各自代表的利益和观念——不是地主阶级，就是商人阶级——是决定实际问题的，所以辛亥革命意外地成功得快，立即就又妥协了……这真实地说明了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妥协性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鲁迅还沉痛地指出：“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没有痛打落水狗，造成“穷寇”反扑镇压革命，这是失败的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鲜血淋淋的教训!而鲁迅也从这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知里，逐渐生成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棒打落水狗”思想。
第三，辛亥革命指导思想本身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革命党人忽略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革命宗旨更是虚无缥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其所追求的革命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但据鲁迅的分析：其一，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实质是“大汉民族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排满”革命，以恢复“汉宫威仪”。例如在《阿Q正传》里，未庄人对于革命党人的认知就停留在二百多年来“反清复明”的意识里。革命党人被描绘成“个个穿白盔白甲，身着崇正皇帝的素”的模样。“自由党”的证章也被视为“抵得上一个翰林”。而革命党人在各地发动起义时，大多数也真的是张白帜、袖白臂章、扎白腰带、穿白衣。以至于有些人投机革命时，比如一度进据扬州的流民孙天生，也竟真是“一身缠白色洋绸(由足胫至头顶)”。对此，鲁迅指出：“说到那时读书人(引者注：从事革命的多是读书人)的理想之类，有一部分人可以说是复古派，譬如说，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恢复‘汉官威仪’，回复明宋以至唐漢的旧制。”其二，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创建民国”，依然是中国传统“改朝换代”式的“为民造国”。辛亥革命只倚重于少数革命党人，往往与旧统治阶层的革命投机分子“咸与维新”，而把广大劳动人民排斥在外。因此，“平均地权”的落实，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此，鲁迅精锐地批评：“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因而，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之情也显而易见：“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在鲁迅看来。革命党人忽视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无法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革命宗旨也就无从落实。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就开始关注中国人的精神、国民性、现代性问题。鲁迅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则需要“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努力，才能达到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因此，鲁迅认为：革命不是少数革命党人的专利。“创建民国”的革命事业，必须要依靠广大民众。而革命要想获得民众支持，则必须进行思想启蒙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正是缺失了革命党人与广大民众之间——这条最重要、最有效，而且是首要的链条——思想启蒙运动——革命也就徒然变成了招牌!
[责任编辑：崔 颖]
[关键词]鲁迅；辛亥革命；反思
[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9-0131-03
鲁迅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和陈独秀一样，鲁迅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胡适一样，鲁迅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同于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鲁迅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在他的身上深刻烙印着近代中国现代精神的发展轨迹。毛泽东曾经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尽管受到领袖的推崇，鲁迅为文为人仍旧备受争议。然而，不可否认，鲁迅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为我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理解提供了指导与方向性的认知。
一、作为革命者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革命而呐喊，为革命而彷徨，为革命而思索。
毫无疑问，鲁迅曾经是辛亥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鲁迅与光复会的关系，学界里众说纷纭，几成扑朔迷离的疑案。实际上。鲁迅与著名反清志士章太炎的师生情谊，鲁迅与光复会首领之一陶焕卿(成章)的甚密交往，以及光复会成员大多为浙江籍等等，这些史实显示：光复会吸收鲁迅加入组织，是完全可能的事实。甚至，鲁迅本人曾经对胡风说过：“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另据增田涉的回忆，鲁迅晚年也曾对他说过，鲁迅在从事晚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曾经命令他去搞暗杀。鲁迅说，我可以去，且大概将被捕或被杀，但自己死了，留下母亲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于是，上级认为鲁迅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用他去了。因此可见，鲁迅虽然加入了革命组织光复会，但并没有参加当时实际的刺杀等激烈的革命活动。以至于秋瑾等激进的革命者对鲁迅的这种珍惜生命、不勇于为革命牺牲的行为表示过强烈的不满。需要指出，鲁迅一生虽献身革命，但他始终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提倡不妥协的韧性战斗，反对贸然的牺牲意气。
此外，许广平1940年回忆说，鲁迅曾跟她谈起：“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所以对待革命，鲁迅是维持期待但不无谨慎的态度。比如，鲁迅在日本已经剪掉辫子，然而归国后，却又最先买了假辫子。关于辫子，鲁迅在《头发的故事》、《风波》中都有提到所谓“盘辫风波”或“剪辫风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辫子被赋予了辛亥革命的象征。因此，鲁迅在绍兴中学堂担任教员兼教务长时，当学生里也忽然起了剪辫风潮，许多人要剪掉辫子的时候，鲁迅的态度便是“连忙禁止”。鲁迅深刻地了解到：辫子一剪，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而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学生们常走，然而忘却了。与此同时，鲁迅也是积极地支持着革命运动。剪辫风潮后不久，杭州光复。消息传到绍兴，鲁迅便即提议组织讲演团以阐明革命之要义，鼓动、武装革命群众，并迅速组织了学生武装演说队，油印传单，安定民心。等到绍兴光复后，鲁迅等人更在强烈的革命使命感的支配下，又创刊了《越铎日报》，以启民智，开革命之先行思想的传播……。但实际上的革命状况却渐渐变坏，鲁迅对革命的失望情绪也似逐渐浓郁起来。鲁迅在悼念友人范爱农的诗中，悲愤地指出：辛亥革命的结果不过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当鲁迅认清这可悲的事实之后，不免开始麻醉自己，沉寂到国民的底部去了。由此，以上的这几件事或许能够反映出鲁迅期待革命，支持革命，但最终失望于革命的心路历程。
也正因如此，从《呐喊》到《彷徨》，鲁迅对于辛亥革命也从“听将令”的呐喊转变到“上下而求索”的彷徨。鲁迅的这一写作心境的变化，恰是他对辛亥革命反思后，切实体尝到了中国迷失的前途。
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写
当人们沉浸于辛亥革命暂时胜利的喜悦之中的时候，鲁迅则以其敏锐的文学家的嗅觉发现革命的不彻底性与隐藏在社会底层的巨大危机。面对革命的日趋消沉，鲁迅愤怒地呐喊；面对国民的日趋麻木，鲁迅也渐渐地彷徨。鲁迅的这些情感认知通过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集《呐喊》，比较真实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可为史鉴。
鲁迅创作于1918至1922年间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是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创作背景的。《呐喊》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灰色图景：封建旧势力的罪恶，中国国民性的愚弱，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缺失。而这三者的立体构成恰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本质渊源。
在《呐喊》中，尤以《药》和《阿Q正传》这两篇小说最为代表性地诠释出辛亥革命没有植根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这块土壤的致命缺陷。而且，中国国民性的病态般的愚弱造成革命党人与农民的隔阂是那样的可悲而遥远。
1915年5月发表的小说《药》是以辛亥革命前期的某次革命暴动的失败为背景，叙述了华老栓为救治儿子小栓的痨病，花钱从刽子手那里买到“人血馒头”的故事。但兒子终究也没有医好，死掉了!而治病的人血却是革命者夏瑜的热血。小说中描述的革命者夏瑜的原型就是鉴湖女侠：秋瑾。在这里，鲁迅由秋瑾牺牲的价值切入到对整个辛亥革命的价值问题的拷问。革命者为民族复兴而英勇献身，然而结果不过是用自己的鲜血，做了愚昧群众治病的“良药”。文末那坟头上没有“根”的“花环”，形象地指出了辛亥革命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华老栓的“华”与夏瑜的“夏”，在实质上则隐喻了“华夏民族”——中国的黯淡前途。
另一篇小说，鲁迅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阿Q正传》，即是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现实为背景，从农民的视角来叙述革命的全过程。在这部鲁迅小说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形象最完整的《阿Q正传》中，鲁迅更是详尽地描绘出中国国民性的愚弱、麻木、冷漠的精神状态，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道出了对革命前途的忧虑。
在《阿Q正传》中，阿Q生活的未庄，好比中国封建王国的缩影。封建地主赵、钱两家掌控着这个村落的正常运行。而辛亥革命的爆发却丝毫没有改变农村封建宗法制度，地主及地方旧势力依旧把持着地方政权。不仅如此，革命的敌人——赵、钱两 家——从前害怕革命、忽而摇身一变而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并逐渐掌握了革命的主动权，从而镇压了阿Q的闹革命。可见，革命的敌人封建旧势力异常强大、顽固，而且狡诈、善于钻营。与此相对应的是，阿Q对于革命党人也是“深恶痛绝之”。他目睹到革命党人的被杀，亦觉得“好看好看”。其麻木、冷漠的看客心理让人觉得可悲可怜可愤。同时，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则深深触摸到了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在此显露无遗。而对于隐藏在反动旧势力与农民两者之间没有出场的革命党人的拷问，在“闹革命”的阿Q临刑前画出的惊心动魄的“圆圈”时达到高潮。
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中，其他诸如《风波》中则描绘出了辛亥革命并没有革掉广大农民社会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帝制复辟等封建观念，批判了辛亥革命对于农民思想启蒙的缺失。它启示我们：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启蒙革命。
三、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
鲁迅以革命者坚韧不拔的毅力，用文学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与笔触，描绘、总结辛亥革命失利的社会根源的同时，也以思想家深邃幽远的洞察力，站在启蒙思想的立场和角度，十分关注在辛亥革命风暴的历史语境下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期人文精神的困扰和出路等问题，并不断地对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改造社会国民性问题进行深沉思考和不倦探索，从而为我们对辛亥革命失败的认识提供了最具价值的人文思考维度。
首先，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革命党人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农民等劳苦大众。鲁迅明确指出：1911年辛亥革命的结果所以如此之坏，是因为革命者没有联系群众，没有到群众中去作宣传鼓动工作。革命者为群众奋斗而牺牲了，但尚未觉悟的群众却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尽管群众在反动统治的桎梏下，已经有了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的要求，但却没有机会得到表现。结果革命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这是革命者的悲哀。小说——《药》，正是深刻揭示革命党人脱离劳苦大众的重要作品。在《阿Q正传》中，鲁迅更尖锐地批判了革命党人与农民之间的隔膜，批判了中国国民性的愚弱与冷漠。革命党人虽然抛头颅、洒热血、满腔热情、视死如归，然而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劳苦大众却并不理解，更不领情，俨然是幸灾乐祸的冷漠的“看客”。这实质也揭示出辛亥革命脱离了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队伍，无法得到农民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孤军奋战。因而，除了进行某些例如“盘辫风潮”等“滑稽而可笑”的所谓“革命”，“革命”后的未庄和从前的未庄一样。
其次，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妥协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交相错综。导致革命危机的无法逆转。辛亥革命爆发后，秋瑾的革命同志王金发率革命军光复绍兴，捕捉到了害死秋瑾的章介眉，并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到最后，“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立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而光复后的绍兴，也没有什么大异样。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把总。“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面对革命党人的妥协与消沉，鲁迅在《军界痛言》中愤怒地批评绍兴革命军：“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身膺军国民之重任，而演无聊赖之恶剧，其因纪律不肃训练不善之故乎?抑以莽奴根性教诲难施之故乎?”以至发出“吾为中华民国前途危”的感慨!实际也是如此。革命党人对于旧势力过分的软弱与妥协，乃至于把革命成果拱手献给他们，尤其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封建地主、立宪派等各种变相的反动势力，摇身一变，纷纷投机到革命队伍中来。而革命党人竟也毫无防备之心，“咸与维新”的招牌立刻大摇大摆到处张告开来。
面对辛亥革命隐藏着的巨大危机，鲁迅反思道：从事革命的也多是读书人，即所谓知识分子，也从事组织和运动各种会党，甚至运动土匪。……但各自代表的利益和观念——不是地主阶级，就是商人阶级——是决定实际问题的，所以辛亥革命意外地成功得快，立即就又妥协了……这真实地说明了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妥协性及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鲁迅还沉痛地指出：“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没有痛打落水狗，造成“穷寇”反扑镇压革命，这是失败的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鲜血淋淋的教训!而鲁迅也从这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知里，逐渐生成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棒打落水狗”思想。
第三，辛亥革命指导思想本身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革命党人忽略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革命宗旨更是虚无缥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其所追求的革命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但据鲁迅的分析：其一，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实质是“大汉民族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排满”革命，以恢复“汉宫威仪”。例如在《阿Q正传》里，未庄人对于革命党人的认知就停留在二百多年来“反清复明”的意识里。革命党人被描绘成“个个穿白盔白甲，身着崇正皇帝的素”的模样。“自由党”的证章也被视为“抵得上一个翰林”。而革命党人在各地发动起义时，大多数也真的是张白帜、袖白臂章、扎白腰带、穿白衣。以至于有些人投机革命时，比如一度进据扬州的流民孙天生，也竟真是“一身缠白色洋绸(由足胫至头顶)”。对此，鲁迅指出：“说到那时读书人(引者注：从事革命的多是读书人)的理想之类，有一部分人可以说是复古派，譬如说，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恢复‘汉官威仪’，回复明宋以至唐漢的旧制。”其二，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创建民国”，依然是中国传统“改朝换代”式的“为民造国”。辛亥革命只倚重于少数革命党人，往往与旧统治阶层的革命投机分子“咸与维新”，而把广大劳动人民排斥在外。因此，“平均地权”的落实，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此，鲁迅精锐地批评：“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因而，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之情也显而易见：“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在鲁迅看来。革命党人忽视了对民众的思想启蒙，无法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革命宗旨也就无从落实。早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就开始关注中国人的精神、国民性、现代性问题。鲁迅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则需要“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努力，才能达到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因此，鲁迅认为：革命不是少数革命党人的专利。“创建民国”的革命事业，必须要依靠广大民众。而革命要想获得民众支持，则必须进行思想启蒙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正是缺失了革命党人与广大民众之间——这条最重要、最有效，而且是首要的链条——思想启蒙运动——革命也就徒然变成了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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