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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中方愿意与否，合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体系，跨国公司作为合资方不可避免地成为合资企业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东道国的利益，比如防止整个行业被外资垄断等，是政府面临的严峻课题
1997年是个分水岭。
97之前，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企业占主体，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初，70%以上的外资是通过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的。那时，合资是我国经济的一大亮点，我国也是名副其实的合资大国。
97之后，形势逆转。外商独资企业首次超过合资企业，1997年我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9046家，外商独资企业9604家。此后,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逐步上升，2001年独资项目比合资项目多70%，实际利用外资占总额的比重超过50%。2006年中国新成立的外资企业中只有27%选择了合资经营方式。
不仅如此，原来中外合资企业中，出现了一桩桩“合资变独资“的独立事件。到2001年，合资企业占全部外资的比重下降为不足30%。
这一场外资咄咄逼人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的独资的路径并不复杂，首先通过增资、股权转让等方式扩大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进而获得控制权，再蚕食中方的股份，最终彻底把中方股份甩开“单干”。 其中外方一个典型的做法是，在经营过程中，一些外方往往控制企业的营销渠道，实行“高进低出”的策略转移利润，造成事实上的企业亏损局面，迫使中方把股权转让给自己，这样独资的愿望便实现了。
2001年初，中国工业机械领域最早的合资公司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由合资企业蜕变为外商独资企业。1980年成立之初，中方的股权比例是75%，外方为25%。15年之后，后者通过增资65亿元人民币将股权比例提高到65%，形成绝对控股局面之后，最终收购另外的35%股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上海强生制药、东芝电脑、西门子、雅芳等众多知名跨国企业均通过收购剩余少部分中方的股权而由合资变为独资，之前他们均已获得控股地位。
另外，外方股东之间还联手通过股权转让获得合资公司的控股权。如，达能通过收购娃哈哈合资公司的一个合资方香港百富勤的股权，经获得了对娃哈哈合资公司51%的控制权。有人认为这正是达能当年故意设下的圈套。不过，无论结局如何，手握控股权的达能强行并购娃哈哈是符合商业游戏规则的，它的独资也是迟早的事情。
理性选择
对眼前的外资来说，如果能独资是最好，也是最终目标，但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合资则是最好的选择。从企业经营风险角度讲，面对一个尚未开放甚至尚未启动的市场，尽量降低市场风险是跨国巨头们首先要考虑的。
“他们对中国市场不了解，选择合资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下称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威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外资选择合资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熟悉程度与其在海外投资公司的股权占比呈正相关变化。起初对东道国不够熟悉时，他们的股权占比会较小，一旦越来越熟悉后，其股权要求也必然增强。
“他们不愿意独担风险。”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当风险过去了，他们就想独占所有利益。”
在一篇关于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倾向的论文中，李维安把跨国公司对股权的战略选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入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来说，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东道国市场发育不够完善，法制不健全，存在严重的市场失效等问题。因此，资源获取权较之控制权更为重要，选择合资或合作是理性选择。
第二阶段是经过若干年经营，企业内外部环境不断改善，而跨国公司为追求全球经营战略收益最大化，更强调控制权，倾向于通过增资扩股，将海外的投资企业转变为控股型合资企业甚至独资企业。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合资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合资双方在经营理念、管理方式、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大量的时间经历用于内部协调。视成本如利润同样重要的跨国企业自然更愿意选择成本较低的独资方式。
《合资留给了我们什么》一书的作者段福德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无论合作还是合资，其成本远远大于独资，在这个总成本中，沟通的成本出奇地高。“这也许就应了中国商业这领域那句‘生意好做，伙计难处’的老话”。
最近，美国的一位律师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合资企业越来越像是某种只开花不结果的“联姻”，而且合资企业经营的时间越长，合资方间的争端就越多。“一些合资企业存在的问题是如此之多，以致外国律师讨论最多的不是如何使合资协议尽可能定得完美，而是除合资外是否已经没有其他经营方式可选择了。”
大势所趋
1979年7月1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实施，规定合资企业的外方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
1980年4月，当时的国家外国人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了北京与香港合资经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其在国家工商总局的注册编号为001号。1980年5月3日，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香港人伍淑清因此被风趣地称为“天字第一号”。
与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一同获准成立的首批合资企业还有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上海迅达电梯、天津王朝葡萄酒和新疆天山毛纺等。
据统计，在1979-1991年间，国家共批准新设42503个三资企业，其中合资企业为24690个，而独资、合作和其他类型企业分别为6180、11566和67个，合资企业的比例高达58.1%。
李维安认为，1992年以前，我国政府对外方股权占比管制是比较严格的，当时对合资或合作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而对独资则严格管制。
当时，我国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较低，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为降低进入中国的外部风险成本，取得对当地的资源优势，确保尽快站稳脚跟，因此跨国公司大多选择了合资方式。
之后，政府对外资股权比例限制逐步放宽。1995年，国家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控股公司法》，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后来，又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放宽了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限制，取消了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在税收、汇率等方面的差别政策，对独资企业经营的领域的限制也进一步放宽。尤其是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政府对独资企业的限制进一步弱化。
李维安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外商投资的“国家风险”进一步降低，外资对中国的信心不断增强。
在中国投资环境发生质的改变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经营思路和管理手段也发生了巨变，一是更多的公司开始强调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权，二是互联网等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母公司的监督成本，提高了营运效率，其管理能力大大增强。
“企业自身发展轨迹和国家政策演变恰好在一个切合点上。”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威为表示，正因为有了这种重合，使得独资的企业越来越多。
李维安认为，不管中方愿意与否，合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体系，跨国公司作为合资方不可避免地成为合资企业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东道国的利益，比如防止整个行业被外资垄断等，是政府面临的严峻课题。
1997年是个分水岭。
97之前，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合资企业占主体，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初，70%以上的外资是通过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的。那时，合资是我国经济的一大亮点，我国也是名副其实的合资大国。
97之后，形势逆转。外商独资企业首次超过合资企业，1997年我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9046家，外商独资企业9604家。此后,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逐步上升，2001年独资项目比合资项目多70%，实际利用外资占总额的比重超过50%。2006年中国新成立的外资企业中只有27%选择了合资经营方式。
不仅如此，原来中外合资企业中，出现了一桩桩“合资变独资“的独立事件。到2001年，合资企业占全部外资的比重下降为不足30%。
这一场外资咄咄逼人的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的独资的路径并不复杂，首先通过增资、股权转让等方式扩大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进而获得控制权，再蚕食中方的股份，最终彻底把中方股份甩开“单干”。 其中外方一个典型的做法是，在经营过程中，一些外方往往控制企业的营销渠道，实行“高进低出”的策略转移利润，造成事实上的企业亏损局面，迫使中方把股权转让给自己，这样独资的愿望便实现了。
2001年初，中国工业机械领域最早的合资公司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由合资企业蜕变为外商独资企业。1980年成立之初，中方的股权比例是75%，外方为25%。15年之后，后者通过增资65亿元人民币将股权比例提高到65%，形成绝对控股局面之后，最终收购另外的35%股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上海强生制药、东芝电脑、西门子、雅芳等众多知名跨国企业均通过收购剩余少部分中方的股权而由合资变为独资，之前他们均已获得控股地位。
另外，外方股东之间还联手通过股权转让获得合资公司的控股权。如，达能通过收购娃哈哈合资公司的一个合资方香港百富勤的股权，经获得了对娃哈哈合资公司51%的控制权。有人认为这正是达能当年故意设下的圈套。不过，无论结局如何，手握控股权的达能强行并购娃哈哈是符合商业游戏规则的，它的独资也是迟早的事情。
理性选择
对眼前的外资来说，如果能独资是最好，也是最终目标，但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合资则是最好的选择。从企业经营风险角度讲，面对一个尚未开放甚至尚未启动的市场，尽量降低市场风险是跨国巨头们首先要考虑的。
“他们对中国市场不了解，选择合资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下称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威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外资选择合资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熟悉程度与其在海外投资公司的股权占比呈正相关变化。起初对东道国不够熟悉时，他们的股权占比会较小，一旦越来越熟悉后，其股权要求也必然增强。
“他们不愿意独担风险。”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教授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表示，“当风险过去了，他们就想独占所有利益。”
在一篇关于跨国公司在华独资倾向的论文中，李维安把跨国公司对股权的战略选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入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来说，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东道国市场发育不够完善，法制不健全，存在严重的市场失效等问题。因此，资源获取权较之控制权更为重要，选择合资或合作是理性选择。
第二阶段是经过若干年经营，企业内外部环境不断改善，而跨国公司为追求全球经营战略收益最大化，更强调控制权，倾向于通过增资扩股，将海外的投资企业转变为控股型合资企业甚至独资企业。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合资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合资双方在经营理念、管理方式、企业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大量的时间经历用于内部协调。视成本如利润同样重要的跨国企业自然更愿意选择成本较低的独资方式。
《合资留给了我们什么》一书的作者段福德在接受《经济》采访时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无论合作还是合资，其成本远远大于独资，在这个总成本中，沟通的成本出奇地高。“这也许就应了中国商业这领域那句‘生意好做，伙计难处’的老话”。
最近，美国的一位律师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合资企业越来越像是某种只开花不结果的“联姻”，而且合资企业经营的时间越长，合资方间的争端就越多。“一些合资企业存在的问题是如此之多，以致外国律师讨论最多的不是如何使合资协议尽可能定得完美，而是除合资外是否已经没有其他经营方式可选择了。”
大势所趋
1979年7月1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实施，规定合资企业的外方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
1980年4月，当时的国家外国人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了北京与香港合资经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其在国家工商总局的注册编号为001号。1980年5月3日，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香港人伍淑清因此被风趣地称为“天字第一号”。
与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一同获准成立的首批合资企业还有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上海迅达电梯、天津王朝葡萄酒和新疆天山毛纺等。
据统计，在1979-1991年间，国家共批准新设42503个三资企业，其中合资企业为24690个，而独资、合作和其他类型企业分别为6180、11566和67个，合资企业的比例高达58.1%。
李维安认为，1992年以前，我国政府对外方股权占比管制是比较严格的，当时对合资或合作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而对独资则严格管制。
当时，我国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较低，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为降低进入中国的外部风险成本，取得对当地的资源优势，确保尽快站稳脚跟，因此跨国公司大多选择了合资方式。
之后，政府对外资股权比例限制逐步放宽。1995年，国家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控股公司法》，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后来，又颁布了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放宽了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比例限制，取消了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在税收、汇率等方面的差别政策，对独资企业经营的领域的限制也进一步放宽。尤其是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政府对独资企业的限制进一步弱化。
李维安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外商投资的“国家风险”进一步降低，外资对中国的信心不断增强。
在中国投资环境发生质的改变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经营思路和管理手段也发生了巨变，一是更多的公司开始强调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权，二是互联网等通讯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母公司的监督成本，提高了营运效率，其管理能力大大增强。
“企业自身发展轨迹和国家政策演变恰好在一个切合点上。”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威为表示，正因为有了这种重合，使得独资的企业越来越多。
李维安认为，不管中方愿意与否，合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融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体系，跨国公司作为合资方不可避免地成为合资企业的主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东道国的利益，比如防止整个行业被外资垄断等，是政府面临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