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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化视角透视学术自由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学术自由是一个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由”与“理性”传统是大学学术自由得以孕育而生并延绵不绝的关键所在。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合理内核的学术自由能否成功移植，不仅取决于大学组织自身的特点，还取决于大学组织所置身的文化环境。学术自由在我国大学的实现不仅需要解决制度创新问题，更需要文化的创新。我国文化创新之根本在于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
关键词：学术自由；文化传统；现代大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G02；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4－0579－04
纵观大学发展史，学术自由既是大学一以贯之的传统价值观念，也是保障大学组织有序运作的制度安排。基于此，学术自由一直是中外学者共同的理想追求与研究的焦点所在。通过梳理关于学术自由研究的状况可以发现，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学术自由问题。围绕学术自由的实现，研究又分为“突破外部的社会限制”与突破“主体自身的限制”两种观点。前者多从制度的视角、法学的视角进行探讨，后者则多从“学术责任”、“学术道德”的角度进行探讨。笔者以为，学术自由是舶来品，它是一个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概念。从文化角度探明西方大学学术自由的成因，不仅可突破目前研究中的“内部”、“外部”的“二分法”，而且对于分析我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境况与前景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术自由的历史演进
学术自由作为现代大学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西方大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
古希腊是学术自由思想的萌芽时期。在柏拉图的阿加德米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中也都积极倡导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亚里士多德有言：“只因人本自由，……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并坚持“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学术自由的真谛。对于古希腊时期的学术自由以及学术繁荣的状况，罗素有如此的评价：“希腊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他们在纯粹知识的领域上所做出的贡献还要更加不平凡。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索所束缚。”
学术自由的开端始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组织虽然是模仿当时的行会组织而起，但它是作为高深知识的传播机构而诞生的。大学组织成员作为从事高深知识活动的知识分子，与商业行会中的手工工匠和商人明显不同，他们“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这种职业完全是出于对知识的闲情逸致与好奇，倾向于无功利的精神活动，渴望摆脱控制和束缚。脱胎于此的大学具有与生俱来的追求“学术自由”的特质。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自由不仅表现在大学内部民主平等、自由探讨的风气上，而且还表现在大学以追求学术为宗旨而抵御外在权威的压力上。中世纪大学从教皇、国王或皇帝那儿获得特许状，享有广泛自主权，包括自立法庭、免除税收、免服兵役、辍学罢学、迁移校址等。
19世纪初通过柏林大学的改革，学术自由首次在德国大学以制度形式得以确立。“柏林大学的根本思想是：大学最主要的原则是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由此具体形成了体现“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的教学制度。教授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教材，制订教学计划，确定教学方法。学生在被录取后8天内自行择系，并拥有听课、使用课本和图书馆、转系的自由。学校视转系为正常和必需。
进入20世纪后，学术自由已成为西方学术界一个明确的、普遍的原则。美国大学不仅全盘接受了学术自由的原则，而且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保障学术自由权利的制度。为了维护学术自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1915年成立，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聘任制的原则声明，明确提出保护学术自由的原则。经过大学教授协会的倡导与大学的践履，学术自由在美国从组织到制度都得到了保障，并对美国学术繁荣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学术自由实践的程度与形式在西方各国有所不同，但经过历史的传承与大学的坚守，西方各国对于学术自由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他认为，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在涉及政治方面，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道德方面的论据而言，自由的基本理由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如果社会要依靠大学作为获得新知识、了解世界以及利用其资源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手段的话，那么就必须给那些以研究为天职的学者以自由和安全保障；当然，认识方面的理由才是最根本的：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而大学的主要活动是传递高深学问、探索新知，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
二、文化传统在学术自由演进中的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在文化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不尽的东西，不是每个具体的文化现象或每个时代的文化总体本身，而是由古至今而形成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之所以表现出超生命的绵延性，最根本的在于它不断地丰富、扬弃着自身而向前发展”。西方文化源远流长，它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在综合创新的基础上，西方文化长河中绵延不断的传统——自由与理性得到彰显。自由与理性是西方社会现代化历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价值取向，也是学术自由以制度形式得以在西方大学确立的关键所在。
学术自由思想在古希腊的萌生是与当时的自由与理性的旨趣相一致的。城邦的自由生活孕育了希腊人对作“自由人”的崇尚。他们认为，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而自由的人是有理性的人。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理性”在希腊时期就是摆脱实际的功利，自由地探求那种“善”、“美”、“超越”的知识。亚里士多德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并且认为：“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_2]5。在希腊时代希腊人由数学开辟了与实际利益无关的追求纯粹知识的传统，并在这种追求中体现了自由与理性的精神。
学术自由之所以在中世纪大学得以发展，是因为自由与理性精神并没有在中世纪中断。欧洲中世纪正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是群雄征战；另一方面是百家争鸣。中世纪文化集百家之大成：希腊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 体系，神学家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为代表的神学体系，还有从伊斯兰世界传人大量早已译成阿拉伯文字的希腊科学及哲学著作，再由阿拉伯文字转译成拉丁文。在这样一个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修道院、中世纪大学都洋溢着纯粹为追求知识的自由、理性之光。而基督教的宗教理性则是希腊理性精神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尤其是经院哲学的高度繁荣使希腊理性精神得到弘扬。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对经院哲学的特点和作用是如此评价的：“经院哲学是为教会服务的，因为它承认、论证和捍卫教会的原则；尽管如此，它却从科学的兴趣出发，鼓励和赞许自由的研究精神。它把信仰的对象变为思维的对象，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可见，基督教文化虽然存在着愚昧、恐惧与迷信，但又有大胆怀疑与理性的萌芽，而正是后者催生了灿烂的学术自由之花。
同样，学术自由通过柏林大学的改革得以制度化也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通过文艺复兴的一系列新文化运动，在整个欧洲社会形成了跨越国度的总体文化思潮：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桎梏；它重视理性知识，反对盲目信仰。它最终积淀成欧洲现代化的文化精神底蕴，这个文化精神底蕴的内核即自由与理性。柏林大学确立的“学术自由”之原则，只不过是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自由”与“理性”的精神风貌。有研究证明，“柏林大学实际上就是以哈雷大学的自由精神为历史起点的，加上德国最富思辨的哲学家们参与新型大学活动，使自由思辨的理性与自由探索的实践合二为一，把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提高到空前的水平”。无独有偶，学术自由之所以能在美国大学得到弘扬和发展，是因为美国文化要素存在着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相似性：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在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和意识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比自由更为至关重要。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史正是信仰自由的美国学者和大学不断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发展史，它是美国自由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三、从制度创新到文化创新：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必由之路
学术自由与文化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论证了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即必须考虑制度变迁中的文化影响作用。制度变迁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主创建式，另一种是移植式。移植式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行为，能够缩减摸索、设计、研究、创制等初始成本。随着各国之间联系与交流的加强，移植制度的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但制度变迁中存在理想制度与文化现实的紧张关系。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制度研究中给予文化以充分的重视。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处于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地位，因为意识形态完全可能取得指导思想的优势地位，从而给予制度以强有力的支持。而诺斯甚至认为文化不仅可以影响非正式约束的说明方式，而且还可以因此而决定制度或规范的差异。
与此相一致，制度移植也是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但同样应注意文化对制度移植的重要性。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合理内核的学术自由能否成功移植，不仅要遵循大学组织自身的特点，还要关注大学组织所置身的文化环境。实际上，在大学发展的实践中，学术自由在不同的文化国度，其作用、形式和程度并不一样。譬如，德国大学的讲座制受到了日本大学的欢迎，但却未能引进“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这是日本“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讲求等级的传统使然。
我国现代大学起步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背景下，因此，我国现代大学虽然借鉴了西方大学的先进制度，但一直以来缺乏对大学本质精神的文化反思。虽然在我国大学发展史上有关于大学学术自由的零星记载，如，古代的书院，近代的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但从总体上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之精髓的学术自由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弘扬和光大。即使目前学术自由呼声日高，但在实践中学术自由却处于尴尬境地：学术权力滥用、学术权力错位、学术腐败、学术资源分配中的利益失衡、学术失范、学术专制等。学术自由在我国之所以举步维艰，其中隐含着深刻的文化根源。我国有着极其浓厚的家族文化传统，在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人们根据血缘、地缘形成特定“身份”，按照“长幼有序”的等级制进行交往，并且由家推国，由“孝父”推演为“忠君”，所谓“忠孝两全”。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家族本位、皇权至上、等级森严为特征的文化的“大一统”。这种大一统对学术自由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环境中，人的思想遭到禁锢，个性被泯灭，从而“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归属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上级权威、祖宗、儿女、子孙，等等。等级思想、盲目崇拜遏制了人的理性精神及思想自由。
综上所述，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对大学的学术自由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大学学术自由得以保障的必要条件。忽视了文化传统的支撑作用，“学术自由”犹如浮云。学术自由在我国大学的实现不仅仅是解决制度创新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创新。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对文化传统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与此同时，要培植对于大学制度现代化进程中急需，而文化传统中又匮乏的现代文化观念。西方文化传统中，自由与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自由就有了更高的标准：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不仅拥有自由，还能够把握怎样享有自由。黑格尔说：“从实践方面看来，则现实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之发苞开花，必与自由的意识相联系着。现实的政治的自由仅开始于当个人自知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普遍性的有本质性的，也是有无限价值的时候，或者当主体达到了人格的意识，因而要求本身的单纯的尊重的时候。”这段话包涵的思想是，社会生活的自由是以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人认识本身的价值为前提的。因此，个体受到尊重是自由平等的基石。以此为借鉴，我国文化创新之根本还在于强调人的尊严，他人对个体的尊重以及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从而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文化的精英，其主体意识的觉醒更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鉴于此，我们仍应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涵义很丰富，但最起码一点，在大学内部应体现为以教师为本。大学教师是维护大学学术独立地位的重要资源，以教师为本，就要站在造就大师的高度，站在文化存亡的高度，彻底革除在我国大学长期存在的官本位、论资排辈、平均主义的弊端。
(责任编辑 高文盛)
关键词：学术自由；文化传统；现代大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G02；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4－0579－04
纵观大学发展史，学术自由既是大学一以贯之的传统价值观念，也是保障大学组织有序运作的制度安排。基于此，学术自由一直是中外学者共同的理想追求与研究的焦点所在。通过梳理关于学术自由研究的状况可以发现，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学术自由问题。围绕学术自由的实现，研究又分为“突破外部的社会限制”与突破“主体自身的限制”两种观点。前者多从制度的视角、法学的视角进行探讨，后者则多从“学术责任”、“学术道德”的角度进行探讨。笔者以为，学术自由是舶来品，它是一个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概念。从文化角度探明西方大学学术自由的成因，不仅可突破目前研究中的“内部”、“外部”的“二分法”，而且对于分析我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境况与前景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术自由的历史演进
学术自由作为现代大学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西方大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
古希腊是学术自由思想的萌芽时期。在柏拉图的阿加德米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中也都积极倡导自由研究和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亚里士多德有言：“只因人本自由，……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并坚持“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学术自由的真谛。对于古希腊时期的学术自由以及学术繁荣的状况，罗素有如此的评价：“希腊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他们在纯粹知识的领域上所做出的贡献还要更加不平凡。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索所束缚。”
学术自由的开端始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组织虽然是模仿当时的行会组织而起，但它是作为高深知识的传播机构而诞生的。大学组织成员作为从事高深知识活动的知识分子，与商业行会中的手工工匠和商人明显不同，他们“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这种职业完全是出于对知识的闲情逸致与好奇，倾向于无功利的精神活动，渴望摆脱控制和束缚。脱胎于此的大学具有与生俱来的追求“学术自由”的特质。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自由不仅表现在大学内部民主平等、自由探讨的风气上，而且还表现在大学以追求学术为宗旨而抵御外在权威的压力上。中世纪大学从教皇、国王或皇帝那儿获得特许状，享有广泛自主权，包括自立法庭、免除税收、免服兵役、辍学罢学、迁移校址等。
19世纪初通过柏林大学的改革，学术自由首次在德国大学以制度形式得以确立。“柏林大学的根本思想是：大学最主要的原则是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由此具体形成了体现“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的教学制度。教授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教材，制订教学计划，确定教学方法。学生在被录取后8天内自行择系，并拥有听课、使用课本和图书馆、转系的自由。学校视转系为正常和必需。
进入20世纪后，学术自由已成为西方学术界一个明确的、普遍的原则。美国大学不仅全盘接受了学术自由的原则，而且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保障学术自由权利的制度。为了维护学术自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1915年成立，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聘任制的原则声明，明确提出保护学术自由的原则。经过大学教授协会的倡导与大学的践履，学术自由在美国从组织到制度都得到了保障，并对美国学术繁荣以及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学术自由实践的程度与形式在西方各国有所不同，但经过历史的传承与大学的坚守，西方各国对于学术自由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他认为，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在涉及政治方面，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道德方面的论据而言，自由的基本理由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如果社会要依靠大学作为获得新知识、了解世界以及利用其资源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手段的话，那么就必须给那些以研究为天职的学者以自由和安全保障；当然，认识方面的理由才是最根本的：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而大学的主要活动是传递高深学问、探索新知，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
二、文化传统在学术自由演进中的支撑作用
文化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在文化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不尽的东西，不是每个具体的文化现象或每个时代的文化总体本身，而是由古至今而形成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之所以表现出超生命的绵延性，最根本的在于它不断地丰富、扬弃着自身而向前发展”。西方文化源远流长，它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在综合创新的基础上，西方文化长河中绵延不断的传统——自由与理性得到彰显。自由与理性是西方社会现代化历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价值取向，也是学术自由以制度形式得以在西方大学确立的关键所在。
学术自由思想在古希腊的萌生是与当时的自由与理性的旨趣相一致的。城邦的自由生活孕育了希腊人对作“自由人”的崇尚。他们认为，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而自由的人是有理性的人。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理性”在希腊时期就是摆脱实际的功利，自由地探求那种“善”、“美”、“超越”的知识。亚里士多德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并且认为：“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_2]5。在希腊时代希腊人由数学开辟了与实际利益无关的追求纯粹知识的传统，并在这种追求中体现了自由与理性的精神。
学术自由之所以在中世纪大学得以发展，是因为自由与理性精神并没有在中世纪中断。欧洲中世纪正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是群雄征战；另一方面是百家争鸣。中世纪文化集百家之大成：希腊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 体系，神学家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为代表的神学体系，还有从伊斯兰世界传人大量早已译成阿拉伯文字的希腊科学及哲学著作，再由阿拉伯文字转译成拉丁文。在这样一个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修道院、中世纪大学都洋溢着纯粹为追求知识的自由、理性之光。而基督教的宗教理性则是希腊理性精神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尤其是经院哲学的高度繁荣使希腊理性精神得到弘扬。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对经院哲学的特点和作用是如此评价的：“经院哲学是为教会服务的，因为它承认、论证和捍卫教会的原则；尽管如此，它却从科学的兴趣出发，鼓励和赞许自由的研究精神。它把信仰的对象变为思维的对象，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可见，基督教文化虽然存在着愚昧、恐惧与迷信，但又有大胆怀疑与理性的萌芽，而正是后者催生了灿烂的学术自由之花。
同样，学术自由通过柏林大学的改革得以制度化也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通过文艺复兴的一系列新文化运动，在整个欧洲社会形成了跨越国度的总体文化思潮：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桎梏；它重视理性知识，反对盲目信仰。它最终积淀成欧洲现代化的文化精神底蕴，这个文化精神底蕴的内核即自由与理性。柏林大学确立的“学术自由”之原则，只不过是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自由”与“理性”的精神风貌。有研究证明，“柏林大学实际上就是以哈雷大学的自由精神为历史起点的，加上德国最富思辨的哲学家们参与新型大学活动，使自由思辨的理性与自由探索的实践合二为一，把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提高到空前的水平”。无独有偶，学术自由之所以能在美国大学得到弘扬和发展，是因为美国文化要素存在着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相似性：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在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和意识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比自由更为至关重要。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史正是信仰自由的美国学者和大学不断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发展史，它是美国自由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三、从制度创新到文化创新：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必由之路
学术自由与文化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论证了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即必须考虑制度变迁中的文化影响作用。制度变迁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自主创建式，另一种是移植式。移植式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行为，能够缩减摸索、设计、研究、创制等初始成本。随着各国之间联系与交流的加强，移植制度的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但制度变迁中存在理想制度与文化现实的紧张关系。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制度研究中给予文化以充分的重视。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处于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地位，因为意识形态完全可能取得指导思想的优势地位，从而给予制度以强有力的支持。而诺斯甚至认为文化不仅可以影响非正式约束的说明方式，而且还可以因此而决定制度或规范的差异。
与此相一致，制度移植也是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的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但同样应注意文化对制度移植的重要性。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合理内核的学术自由能否成功移植，不仅要遵循大学组织自身的特点，还要关注大学组织所置身的文化环境。实际上，在大学发展的实践中，学术自由在不同的文化国度，其作用、形式和程度并不一样。譬如，德国大学的讲座制受到了日本大学的欢迎，但却未能引进“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这是日本“各得其所，各安其分”讲求等级的传统使然。
我国现代大学起步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背景下，因此，我国现代大学虽然借鉴了西方大学的先进制度，但一直以来缺乏对大学本质精神的文化反思。虽然在我国大学发展史上有关于大学学术自由的零星记载，如，古代的书院，近代的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但从总体上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之精髓的学术自由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弘扬和光大。即使目前学术自由呼声日高，但在实践中学术自由却处于尴尬境地：学术权力滥用、学术权力错位、学术腐败、学术资源分配中的利益失衡、学术失范、学术专制等。学术自由在我国之所以举步维艰，其中隐含着深刻的文化根源。我国有着极其浓厚的家族文化传统，在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人们根据血缘、地缘形成特定“身份”，按照“长幼有序”的等级制进行交往，并且由家推国，由“孝父”推演为“忠君”，所谓“忠孝两全”。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家族本位、皇权至上、等级森严为特征的文化的“大一统”。这种大一统对学术自由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环境中，人的思想遭到禁锢，个性被泯灭，从而“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归属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上级权威、祖宗、儿女、子孙，等等。等级思想、盲目崇拜遏制了人的理性精神及思想自由。
综上所述，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传统对大学的学术自由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是大学学术自由得以保障的必要条件。忽视了文化传统的支撑作用，“学术自由”犹如浮云。学术自由在我国大学的实现不仅仅是解决制度创新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创新。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对文化传统的态度应该是批判地继承。与此同时，要培植对于大学制度现代化进程中急需，而文化传统中又匮乏的现代文化观念。西方文化传统中，自由与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自由就有了更高的标准：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不仅拥有自由，还能够把握怎样享有自由。黑格尔说：“从实践方面看来，则现实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之发苞开花，必与自由的意识相联系着。现实的政治的自由仅开始于当个人自知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普遍性的有本质性的，也是有无限价值的时候，或者当主体达到了人格的意识，因而要求本身的单纯的尊重的时候。”这段话包涵的思想是，社会生活的自由是以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人认识本身的价值为前提的。因此，个体受到尊重是自由平等的基石。以此为借鉴，我国文化创新之根本还在于强调人的尊严，他人对个体的尊重以及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从而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文化的精英，其主体意识的觉醒更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鉴于此，我们仍应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涵义很丰富，但最起码一点，在大学内部应体现为以教师为本。大学教师是维护大学学术独立地位的重要资源，以教师为本，就要站在造就大师的高度，站在文化存亡的高度，彻底革除在我国大学长期存在的官本位、论资排辈、平均主义的弊端。
(责任编辑 高文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