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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对全球金融海啸，特别是面对正在加剧的全球经济危机，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重大冲击，必须正视这种风险。就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已经达到了60％这个“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要想置身于这次危机之外，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
应对这次全球危机的对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或者说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应急”措施，这是“治标之策”，就是尽快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财政支出，增加货币供给，强力扩大投资规模，强力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防止经济下滑，防止企业倒闭，防止失业增加。第二个层次，是根本办法，是“治本之策”，这就是更加自觉地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真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扩大内需，从结构上增强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中央特别强调，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无论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现实的问题，这就是，这次精心筹集的巨额资金，应当投放到哪里?重点投入到哪些产业?投放的程序和方式是什么?投入的效果怎样评估?显然，不能采用“撒胡椒面”的办法，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产业，不应当用来盲目发展，在低水平基础上，搞重复生产、重复建设、重复布点，更不应当用来搞那些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防止出现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
第二，放眼历史长河，从根本上说，当前全球金融海啸、经济危机，作为一种“外因”，只是加重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或者说，只是更集中地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更集中地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升级滞缓的深层次矛盾。实际上，这些矛盾和问题，即使没有发生这次全球危机，迟早也会暴露出来。因为这些矛盾和问题，早就存在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全球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于外因和内因的结合，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只有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中存在的隐患和积累起来的深层次矛盾，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人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增强抵御危机的“内力”，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应对全球金融海啸、经济危机，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入。加大投入的直接目标，是要强力扩大内需；要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必须找准内需乏力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才能达到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内需乏力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方式选择及产业结构调整取向，很大程度上，是以追求GDP增长超高速度为目标，而不是以“民生为本”。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一段时期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重产值，轻效益，归根到底，重经济数量增长，而相对忽视人民收入的同步提高，特别是大量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
因此，为了尽快启动内需，当务之急，不仅是要增加投入，而且是要切实增加人民的收入；不仅是要扩大经济规模，而且必须同时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把民生工程真正作为扩大内需的首要工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以人为本”。
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对四川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第一，四川承担着两大历史重任。其一是加快灾后重建，建设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现代四川，其二是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使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尽快结出丰硕的成果。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两个加快”，最大的有利条件。就是受到了中央的关怀和支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心和帮助。只要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优越性，就会对最终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充满信心。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对四川来说，同时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是一次巨大挑战。例如，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自然是指四川应当走在西部经济发展的前列，应当在主要经济指标上，处于西部领先地位，但实际上，除了一些总量指标外，我们并不具有“高地”的势能。那么，四川要做大做强哪些产业，才能支撑起这块“高地”?四川要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才能在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上，处于“高地”位置?显然，这不仅在于选定的这些特色优势产业，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的“领先”。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的发展质量，这些产业创造的新价值，及其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对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贡献。而所有这些，就是整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产业结构合理化、高效化问题。在这个“转变”和“优化”过程中，四川要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这就是，处理好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的相互关系；积累与消费的相互关系；生产与生活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是经济增长对人民得到实惠的相互关系。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为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尽快调整优化四川产业结构，要努力做到“四个落实”。
第一，要把调整四川产业结构的重点，落实到确认和做大做强“7+3+1”特色优势产业群上。即七大优势产业、三大潜在优势产业和四川优势新材料产业。不着重以“7+3+1”产业作为调整优化四川产业结构的现实中心，就会脱离四川省情，重新走上重复建设、重复布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这样说，不是要把“7+3+1”的产业规划绝对化，而是强调，四川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大省，其特色优势产业不应当太多，如果什么都是特色优势，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第二，在特色优势产业确认后，要把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落实到产品结构调整上，要优化产品结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从“一般分工”到“大类分工”，再到“个别分工”的演进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应当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从产业调整，做到产品调整，经济调整工作要愈做愈细。
第三，抓重大优势产品，一定要落实到抓重点企业的培育上。企业是产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企业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原动力。没有优势企业。没有优势企业群，就不可能有优势产品，不可能有优势产业链，不可能形成优势产业。
第四，抓优势企业，龙头企业，要落实到抓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上，要不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面对全球金融海啸、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是要有赢得挑战的信心，这是前提；应对的重点，是实行积极的财政财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应对的关键，是要抓住这轮战略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这不仅是应对危机的上策，更是促进四川经济更上一层楼，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
面对全球金融海啸，特别是面对正在加剧的全球经济危机，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重大冲击，必须正视这种风险。就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已经达到了60％这个“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要想置身于这次危机之外，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
应对这次全球危机的对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或者说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应急”措施，这是“治标之策”，就是尽快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财政支出，增加货币供给，强力扩大投资规模，强力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防止经济下滑，防止企业倒闭，防止失业增加。第二个层次，是根本办法，是“治本之策”，这就是更加自觉地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真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扩大内需，从结构上增强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中央特别强调，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无论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现实的问题，这就是，这次精心筹集的巨额资金，应当投放到哪里?重点投入到哪些产业?投放的程序和方式是什么?投入的效果怎样评估?显然，不能采用“撒胡椒面”的办法，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产业，不应当用来盲目发展，在低水平基础上，搞重复生产、重复建设、重复布点，更不应当用来搞那些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防止出现这些问题，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
第二，放眼历史长河，从根本上说，当前全球金融海啸、经济危机，作为一种“外因”，只是加重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或者说，只是更集中地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更集中地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升级滞缓的深层次矛盾。实际上，这些矛盾和问题，即使没有发生这次全球危机，迟早也会暴露出来。因为这些矛盾和问题，早就存在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全球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在于外因和内因的结合，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只有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中存在的隐患和积累起来的深层次矛盾，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人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增强抵御危机的“内力”，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三，应对全球金融海啸、经济危机，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入。加大投入的直接目标，是要强力扩大内需；要达到扩大内需的目标，必须找准内需乏力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才能达到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内需乏力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方式选择及产业结构调整取向，很大程度上，是以追求GDP增长超高速度为目标，而不是以“民生为本”。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一段时期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重产值，轻效益，归根到底，重经济数量增长，而相对忽视人民收入的同步提高，特别是大量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
因此，为了尽快启动内需，当务之急，不仅是要增加投入，而且是要切实增加人民的收入；不仅是要扩大经济规模，而且必须同时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把民生工程真正作为扩大内需的首要工程，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以人为本”。
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对四川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第一，四川承担着两大历史重任。其一是加快灾后重建，建设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现代四川，其二是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使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尽快结出丰硕的成果。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两个加快”，最大的有利条件。就是受到了中央的关怀和支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心和帮助。只要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优越性，就会对最终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充满信心。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这对四川来说，同时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是一次巨大挑战。例如，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自然是指四川应当走在西部经济发展的前列，应当在主要经济指标上，处于西部领先地位，但实际上，除了一些总量指标外，我们并不具有“高地”的势能。那么，四川要做大做强哪些产业，才能支撑起这块“高地”?四川要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才能在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上，处于“高地”位置?显然，这不仅在于选定的这些特色优势产业，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的“领先”。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的发展质量，这些产业创造的新价值，及其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对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贡献。而所有这些，就是整体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产业结构合理化、高效化问题。在这个“转变”和“优化”过程中，四川要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这就是，处理好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的相互关系；积累与消费的相互关系；生产与生活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是经济增长对人民得到实惠的相互关系。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为了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尽快调整优化四川产业结构，要努力做到“四个落实”。
第一，要把调整四川产业结构的重点，落实到确认和做大做强“7+3+1”特色优势产业群上。即七大优势产业、三大潜在优势产业和四川优势新材料产业。不着重以“7+3+1”产业作为调整优化四川产业结构的现实中心，就会脱离四川省情，重新走上重复建设、重复布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这样说，不是要把“7+3+1”的产业规划绝对化，而是强调，四川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大省，其特色优势产业不应当太多，如果什么都是特色优势，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第二，在特色优势产业确认后，要把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落实到产品结构调整上，要优化产品结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从“一般分工”到“大类分工”，再到“个别分工”的演进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应当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从产业调整，做到产品调整，经济调整工作要愈做愈细。
第三，抓重大优势产品，一定要落实到抓重点企业的培育上。企业是产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企业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原动力。没有优势企业。没有优势企业群，就不可能有优势产品，不可能有优势产业链，不可能形成优势产业。
第四，抓优势企业，龙头企业，要落实到抓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上，要不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面对全球金融海啸、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是要有赢得挑战的信心，这是前提；应对的重点，是实行积极的财政财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应对的关键，是要抓住这轮战略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这不仅是应对危机的上策，更是促进四川经济更上一层楼，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