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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空了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新闻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他1927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供职于《北京晚报》、《世界日报》、《立报》、《华商报》等报社，是《光明日报》的创始人之一。他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他是蒙古族，对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拓荒性的工作，结下了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文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与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剪不断的渊源。
1953年1月15日，民族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萨空了为第一任社长。萨空了学识渊博，社会交往广泛，虽不懂少数民族文字，但却精通英语，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他当时已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并兼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还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不仅是出版工作的专家，对民族文化及民族工作的开展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深厚的感情。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他担任民族出版社社长是最佳人选。1955年，在萨空了的倡议下，成立了以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汉6种文字编辑出版的《民族画报》，他兼任社长。萨空了对我国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的开创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翻译出版政策的制定，一些沿用至今的方针、方法，都缘于他的思想。
对汉文原著作者免付稿酬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开创举步维艰，几乎没有任何积累。民族出版社成立后，作为一个正规出版机构，所出书刊除自行编译外，大部分要靠组稿，书刊出版后要交新华书店发行，于是稿酬和定价问题便提上日程。
民族出版社的稿酬制度如何订，是一件没有前例可以遵循的工作。民族出版社所出的书刊大部分是从汉文著译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如果要按汉文出版机构的稿酬办法计酬，则国家的拨款大部分要作为稿费用于支付汉文作者或译者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翻译者，而不能把有限的钱多出一些书，以致影响少数民族文化的迅速发展。
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出版事业的实际情况，萨空了提出对汉文著译者可不付酬的意见。1953年3月，由他亲自签署，将此意见上报出版总署和中央民委，报告称：凡从汉文编著的图书和从外文译成汉文的图书，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时，目前对汉文编著者和翻译者免付著作权报酬。出版总署对这个意见非常重视，立即转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得到文委的批准。随后出版总署和中央民委又联合通报到各大区民委，各省、市、自治区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和北京的重要出版社，成为全国各民族出版单位制定稿酬制度的一个法定准则。后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一直延用至今。
如今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十一款规定“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这一条法律规定，使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缓解了经费不足的困难，也体现萨空了的民族出版理念“少花钱，多办事”。
少花钱，多办事
民族出版社自成立之初就被国家定为亏损企业，按企业经营，允许亏损，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虽然萨空了担任社长期间曾经说过“我们出书越多，亏损越大，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好”，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一直要求职工注意节约，要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尽量减少国家的补贴。
当时，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画报、画集、连环画、张贴画以及地图等，成本较高，因为这些出版物除了文字外，还要绘图、制作分色版，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印制时还要多次上下版，费时费工，印制费用比其他一般图书高得多。
为了节约经费，萨空了提出，除《民族画报》和画集外（这些由民族出版社自己出版），其他从兄弟出版单位的汉文出版物直接翻译。民族出版社与这些出版社进行协商，实行图、文分别制版印刷的方法，在汉文出版社印制图版时，民族出版社将所要翻译出版该社的图书的印数报给他们，请他们一并印出，然后再由两社分别套印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由于萨空了在新闻出版界的声誉，以及他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得到兄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仅此一项，每年就给国家节约不少补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汉文画报、张贴画等大部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而萨空了兼任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民族出版社的社长，所以他经常说：我有两只手，一只手赚钱，一只手赔钱，我要把这只手赔的钱，用那只赚钱的手补回来。
萨空了的这一民族出版理念，一直沿用至今。很多优秀的汉文出版物，在推出民族文字版本时，都由该汉文出版社提供图片或图版，民族出版单位用翻译好的民族文字替换汉文，再对版式进行微调，60年来，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补贴和出版资源。
定价不得高于汉文版
萨空了在民族出版社担任社长期间有一句名言：“我们赔得越多，贡献越大。”因为一般图书的计价都是按印张来计算的，印张多，则用纸多，相应的著译的字数多、支付的报酬也多，印刷工本费多，定价就高；反之，定价就低。但一本汉文图书如果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其印张一般要增加一倍左右，这样，同一本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定价就要比汉文版高出一倍。少数民族读者一般经济比较困难，这就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影响了民族文字图书的社会效益。
在萨空了的主持下，民族出版社对民族文字图书的定价问题进行了讨论，1953年民族出版社在制定图书定价办法时，增加了一条，其内容是：同一本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定价不得高于汉文版的定价。这个办法由萨空了签署上报出版总署和中央民委，经过批准后，也为各地民族出版机构所采用。
这一定价方法的实施，不仅使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领导人著作及时翻译成各民族文字，一些反映时代主流文化的文学作品也得以在第一时间同步翻译成为各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如，《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红岩》、《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图书，几乎与汉文图书同时来到少数民族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身边，使他们受到共同文化的熏陶，激励了几代人的成长。 办好画报，为少数民族服务
《民族画报》的前身是《人民画报》的副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萨空了的倡议下，于1955年成立以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汉6种文字编辑出版的《民族画报》，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用民族文字出版的、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画报诞生了。
那时，《民族画报》社每年在春节前后都要召开全体业务人员参加的采编会议，虽然萨空了职务很多，但只要他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会议，每请必到。他在会上给大家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宣传报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他经常说：“在世界上，除中国外，还没有哪个国家专门为本国少数民族办一个画报。因此，你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你们要很好地学习，努力工作，要办好画报，为少数民族服务。”
尊重人才，重用人才
作为老一辈的新闻出版家，萨空了非常爱惜人才、尊重人才，并重用人才。民族出版社老干部、藏汉翻译专家黄明信曾这样回忆萨空了：“当时我刚30多岁，少年气盛，自负不凡，在社务会议上常发表一些以偏概全、片面偏激的意见，又非常自以为是，爱争论……萨社长不以为忤，总是细心地听，耐心地解释、说服，还说：‘我在民族出版社交了一个好朋友——黄明信，他提的意见有时很尖锐，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但是他使我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去考虑一下问题。’”
为了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萨空了以自己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从各个行业挖掘了一批人才，充实少数民族新闻出版队伍。比如郝纯一，曾任《新华日报》太行版、新华通讯社太行分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摄影部记者、湖北分社编委，被萨空了调入《民族画报》社，后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萨一佛，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漫画木刻创作，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十日漫画社”，其作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压迫人民控制言论的暴行，民族出版社成立后萨空了把他调入民族出版社。1957年民族出版社根据故宫博物院所存抄本分3册影印出版了少数民族词书历史上的巨著《五体清文鉴》，这套书系清代官修的满、藏、蒙古、维吾尔、汉5种文字合璧的分类词书，萨一佛担任设计，该书在1959年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书籍装帧设计金质奖章”。这是我国第一次获得图书出版的国际金奖。
“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高涨，很多少数民族读者纷纷给民族出版社写信，询问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情况。《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版的翻译过程中有大量新词术语需要翻译，诸如“人民”、“工人”、“阶级”、“革命”、“社会”、“首都”、“封建买办”、“法西斯”等，正确翻译这些新词术语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社会价值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
为了使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工作顺利进行，满足各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渴望。由文化部和中央民委联合召开《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工作座谈会，会议从1961年9月28日到1962年1月18日共召开9次，由萨空了主持。会议以《毛泽东选集》5种民族文字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句子的结构及处理问题”、“关于译文增减词语的问题”等，为会议讨论的重点，旨在提高《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字版译文质量，着重探讨了翻译中的一些原则问题。
这次翻译出版座谈会在新中国翻译出版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不仅《毛泽东选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翻译组参加了会议，《毛泽东选集》俄、英、法、西班牙、日文版的翻译组，很多国内知名的语言专家、翻译专家，以及民族文化界的名人、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并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使《毛泽东选集》各卷的译文质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解决了各文种在名词术语和译文风格方面不统一的问题，会议提出的“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等原则，为新中国的民族语文翻译出版工作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提供了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范本，历经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宝贵财富。
1949年，柳亚子送给萨空了一副条幅：“热心公益无事忙，有求必应香港脚。” 这两句谐语幽默风趣，准确生动地表述了萨空了的工作作风和态度，热心公益事业，有求必应。作为老一辈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新闻出版家，他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不仅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而且在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方面，都作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在民族出版社成立一个甲子的年头，对他在少数民族翻译出版历史上所做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做以上梳理，重温他极富智慧的工作思路，能够使我们更加珍惜老一代民族翻译出版的先驱者为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无形资产”，并将之化作前进的动力，指引我们在工作中更加富于进取与开创精神。
1953年1月15日，民族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萨空了为第一任社长。萨空了学识渊博，社会交往广泛，虽不懂少数民族文字，但却精通英语，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他当时已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并兼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还担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不仅是出版工作的专家，对民族文化及民族工作的开展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和深厚的感情。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他担任民族出版社社长是最佳人选。1955年，在萨空了的倡议下，成立了以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汉6种文字编辑出版的《民族画报》，他兼任社长。萨空了对我国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的开创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翻译出版政策的制定，一些沿用至今的方针、方法，都缘于他的思想。
对汉文原著作者免付稿酬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开创举步维艰，几乎没有任何积累。民族出版社成立后，作为一个正规出版机构，所出书刊除自行编译外，大部分要靠组稿，书刊出版后要交新华书店发行，于是稿酬和定价问题便提上日程。
民族出版社的稿酬制度如何订，是一件没有前例可以遵循的工作。民族出版社所出的书刊大部分是从汉文著译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如果要按汉文出版机构的稿酬办法计酬，则国家的拨款大部分要作为稿费用于支付汉文作者或译者以及少数民族文字翻译者，而不能把有限的钱多出一些书，以致影响少数民族文化的迅速发展。
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出版事业的实际情况，萨空了提出对汉文著译者可不付酬的意见。1953年3月，由他亲自签署，将此意见上报出版总署和中央民委，报告称：凡从汉文编著的图书和从外文译成汉文的图书，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时，目前对汉文编著者和翻译者免付著作权报酬。出版总署对这个意见非常重视，立即转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得到文委的批准。随后出版总署和中央民委又联合通报到各大区民委，各省、市、自治区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和北京的重要出版社，成为全国各民族出版单位制定稿酬制度的一个法定准则。后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一直延用至今。
如今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十一款规定“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这一条法律规定，使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缓解了经费不足的困难，也体现萨空了的民族出版理念“少花钱，多办事”。
少花钱，多办事
民族出版社自成立之初就被国家定为亏损企业，按企业经营，允许亏损，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虽然萨空了担任社长期间曾经说过“我们出书越多，亏损越大，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好”，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一直要求职工注意节约，要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尽量减少国家的补贴。
当时，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画报、画集、连环画、张贴画以及地图等，成本较高，因为这些出版物除了文字外，还要绘图、制作分色版，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印制时还要多次上下版，费时费工，印制费用比其他一般图书高得多。
为了节约经费，萨空了提出，除《民族画报》和画集外（这些由民族出版社自己出版），其他从兄弟出版单位的汉文出版物直接翻译。民族出版社与这些出版社进行协商，实行图、文分别制版印刷的方法，在汉文出版社印制图版时，民族出版社将所要翻译出版该社的图书的印数报给他们，请他们一并印出，然后再由两社分别套印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由于萨空了在新闻出版界的声誉，以及他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得到兄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仅此一项，每年就给国家节约不少补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汉文画报、张贴画等大部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而萨空了兼任人民美术出版社与民族出版社的社长，所以他经常说：我有两只手，一只手赚钱，一只手赔钱，我要把这只手赔的钱，用那只赚钱的手补回来。
萨空了的这一民族出版理念，一直沿用至今。很多优秀的汉文出版物，在推出民族文字版本时，都由该汉文出版社提供图片或图版，民族出版单位用翻译好的民族文字替换汉文，再对版式进行微调，60年来，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补贴和出版资源。
定价不得高于汉文版
萨空了在民族出版社担任社长期间有一句名言：“我们赔得越多，贡献越大。”因为一般图书的计价都是按印张来计算的，印张多，则用纸多，相应的著译的字数多、支付的报酬也多，印刷工本费多，定价就高；反之，定价就低。但一本汉文图书如果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其印张一般要增加一倍左右，这样，同一本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定价就要比汉文版高出一倍。少数民族读者一般经济比较困难，这就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同时也影响了民族文字图书的社会效益。
在萨空了的主持下，民族出版社对民族文字图书的定价问题进行了讨论，1953年民族出版社在制定图书定价办法时，增加了一条，其内容是：同一本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定价不得高于汉文版的定价。这个办法由萨空了签署上报出版总署和中央民委，经过批准后，也为各地民族出版机构所采用。
这一定价方法的实施，不仅使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领导人著作及时翻译成各民族文字，一些反映时代主流文化的文学作品也得以在第一时间同步翻译成为各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如，《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红岩》、《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图书，几乎与汉文图书同时来到少数民族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身边，使他们受到共同文化的熏陶，激励了几代人的成长。 办好画报，为少数民族服务
《民族画报》的前身是《人民画报》的副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萨空了的倡议下，于1955年成立以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汉6种文字编辑出版的《民族画报》，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用民族文字出版的、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画报诞生了。
那时，《民族画报》社每年在春节前后都要召开全体业务人员参加的采编会议，虽然萨空了职务很多，但只要他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会议，每请必到。他在会上给大家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宣传报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他经常说：“在世界上，除中国外，还没有哪个国家专门为本国少数民族办一个画报。因此，你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你们要很好地学习，努力工作，要办好画报，为少数民族服务。”
尊重人才，重用人才
作为老一辈的新闻出版家，萨空了非常爱惜人才、尊重人才，并重用人才。民族出版社老干部、藏汉翻译专家黄明信曾这样回忆萨空了：“当时我刚30多岁，少年气盛，自负不凡，在社务会议上常发表一些以偏概全、片面偏激的意见，又非常自以为是，爱争论……萨社长不以为忤，总是细心地听，耐心地解释、说服，还说：‘我在民族出版社交了一个好朋友——黄明信，他提的意见有时很尖锐，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但是他使我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去考虑一下问题。’”
为了少数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萨空了以自己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从各个行业挖掘了一批人才，充实少数民族新闻出版队伍。比如郝纯一，曾任《新华日报》太行版、新华通讯社太行分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摄影部记者、湖北分社编委，被萨空了调入《民族画报》社，后来担任社长兼总编辑。
萨一佛，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漫画木刻创作，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十日漫画社”，其作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压迫人民控制言论的暴行，民族出版社成立后萨空了把他调入民族出版社。1957年民族出版社根据故宫博物院所存抄本分3册影印出版了少数民族词书历史上的巨著《五体清文鉴》，这套书系清代官修的满、藏、蒙古、维吾尔、汉5种文字合璧的分类词书，萨一佛担任设计，该书在1959年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书籍装帧设计金质奖章”。这是我国第一次获得图书出版的国际金奖。
“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高涨，很多少数民族读者纷纷给民族出版社写信，询问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情况。《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版的翻译过程中有大量新词术语需要翻译，诸如“人民”、“工人”、“阶级”、“革命”、“社会”、“首都”、“封建买办”、“法西斯”等，正确翻译这些新词术语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社会价值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
为了使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民族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工作顺利进行，满足各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渴望。由文化部和中央民委联合召开《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翻译工作座谈会，会议从1961年9月28日到1962年1月18日共召开9次，由萨空了主持。会议以《毛泽东选集》5种民族文字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句子的结构及处理问题”、“关于译文增减词语的问题”等，为会议讨论的重点，旨在提高《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字版译文质量，着重探讨了翻译中的一些原则问题。
这次翻译出版座谈会在新中国翻译出版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不仅《毛泽东选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文翻译组参加了会议，《毛泽东选集》俄、英、法、西班牙、日文版的翻译组，很多国内知名的语言专家、翻译专家，以及民族文化界的名人、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并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使《毛泽东选集》各卷的译文质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解决了各文种在名词术语和译文风格方面不统一的问题，会议提出的“忠实与群众化相结合”等原则，为新中国的民族语文翻译出版工作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提供了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范本，历经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民族翻译出版事业的宝贵财富。
1949年，柳亚子送给萨空了一副条幅：“热心公益无事忙，有求必应香港脚。” 这两句谐语幽默风趣，准确生动地表述了萨空了的工作作风和态度，热心公益事业，有求必应。作为老一辈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新闻出版家，他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不仅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而且在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方面，都作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在民族出版社成立一个甲子的年头，对他在少数民族翻译出版历史上所做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做以上梳理，重温他极富智慧的工作思路，能够使我们更加珍惜老一代民族翻译出版的先驱者为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无形资产”，并将之化作前进的动力，指引我们在工作中更加富于进取与开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