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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笔冠为首位，历来被人称道；墨虽书写了宋元名画，亦使其在岁月长河中经年不衰，但却区区位二。在韩愈的《毛颖传》里，笔被封侯拜相，墨则被称为“绛人陈玄”，一介布衣而已。其实，这未免湮没了墨的功勋。早在韩愈之前，书法家薛稷就已经开始“游戏文房”，为笔墨纸砚分封官职了，而墨的位份显然神异。
笔、墨、纸、砚在薛稷那里都获得了“九锡”的赏赐——“九锡”是只有天子才能驾驭、使用的九种利器，象征最高的权力、威仪，在现实政治生活里，一般只颁赐给功勋卓著的诸侯，并且官职各异，如笔是“墨曹都统、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纸是“楮国公、白州刺史、统领万字军界道中郎将”，砚则是“离石乡侯、使持节即墨军事长史兼铁面尚书”——显然，这些官职和封号，都是根据笔、墨、纸、砚本身各自的材质、色泽和质地所拟，堪称用心良苦。其中，据说封赐墨的时候，气象极为神异：
（薛）稷又为墨封九锡，拜松燕都护、玄香太守兼毫州诸郡平章事。是日，墨吐异气，结成楼台状。邻里来观，食久乃灭。
看来，在薛稷的养蓄呵护之下，墨已浸润了天地英华，颇通人性了。这当然又是文人墨客游戏笔墨的消遣之作了，但也正因这种消遣、闲雅的生活风尚，使得我们的文化传统日益富丽、极尽精粹。自从薛稷开始，“玄香太守”“松燕”“烟都护”等就成了墨的别称。除此之外，墨在唐代，还有“金不换”“乌玉玦”“书媒”“黑松使者”等雅称，这些延续至今的风雅称谓，隐约暗示出当时文人士大夫之生活艺术化的气息已经充溢到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和局部了。
唐人李廷珪有一首《藏墨诀》诗说：
赠尔乌玉玦，泉清研（砚）须洁。避暑悬革囊，临风度梅月。
李廷珪是歙州（今安徽南部）人，其父李超原居易州（今河北易县），是一代制墨名匠，唐末战乱之际流落江南。当时北方的易州、潞州（今山西长治），江南的歙州、宣州都是驰名海内的产墨胜地。李廷珪既出身于制墨世家，又寓居江南产墨之乡，自然有融会南北、独创出新的优势。
他制墨时加入了藤黄、犀角、真珠、巴豆等香料和药材，制作工艺比韦诞更复杂、精细，墨样也推陈出新，设计出剑脊龙纹圆饼、双脊鲤鱼、乌玉玦、蟠龙弹丸等。据说李廷珪墨“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入水不化，在当时已经是重金难购，时人有“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说法。
《藏墨诀》诗里说的“乌玉玦”，就是李廷珪自己的作品。从这首流露着颇为自豪的诗中，我们能大概了解当时上层文人的笔墨生活是何等清洁、优雅：研磨要用新汲的清冽泉水，砚台要常洗以保持温润清洁，墨用完后要用革囊存放，悬挂在清风明月、梅香凛冽之处……
相比之下，薛稷、韩愈等那些为笔墨封官拜相、树碑立传的人，就显得粗枝大叶、浮光掠影了——真正的审美的生活，不仅要让生活的细节和局部停留在诗歌、艺术作品中，还要把原本投射到诗歌、艺术中的情感和想象力灌注到日常生活中，把日常生活看做艺术品，在庸常平凡的生活日用之物中极深研几，曲尽其妙，体味生活日用本身的情趣和格调。也就是说，要让生活本身充溢散发出艺术的气息。
而人们以笔墨为馈赠亲友的礼品，使得人情往来褪去了俗世的功利意味。如李白曾写过一首《酬张司马赠墨》诗：
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末。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黄头奴子双鸦鬟，锦囊养之怀袖间。今日赠予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
按照赏墨经验，诗的前四句写的是墨的材质、墨光和墨色；“黄头奴子双鸦鬟”描绘的是墨“樣”，曲尽物态；“锦囊养之怀袖间”则是“养蓄”之法了——友人赠我以珍墨，我以歌诗酬答，这才是吟风弄月、不落俗套的清雅生活！
这种清雅生活的极致，就在宋人的“墨癖”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墨至于宋而极尽精工，这本无需多言。真正值得探究的，是宋人对墨的一往情深。宋代的文化巨擘，如苏东坡、司马光、黄庭坚、周亮工等都嗜墨成癖，这种风气波及开来，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也都以藏墨、蓄墨、赏墨为优雅之能事，以至于宋代制墨业畸形繁荣，大片大片的松林被砍伐、消失。晁冲之曾有一首诗说：
黄山之巅百尺松，虬枝偃盖连群峰。山神守护魑魅避，道人剪伐天为容。扪崖踸踔篝火远，绝壁晻霭凝烟浓。元霜霏霏玉杵下，捕麋煮角当严冬。阴房风日不可到，律琯吹尽灰无踪。小书细字著姓名，黄金照耀圆双龙。守臣再拜选进日，九关有诏开重重。老儒偶得宝天幸，千金更买无由逢。上人澹泊何所好，工书草隶如飞蓬。苦来求我惜不得，一酬十载相过从。君不见玉堂词人紫垣客，拜赐舞蹈黄罗封。长安纸价犹未贵，江南江北山皆童。
晁冲之藏有一方李廷珪所制的双脊龙纹墨饼，养蓄多年。僧人法一擅长书法，便向他讨要。碍于十多年的友情，晁氏虽不情愿，却难以拒绝，就写下了这首诗。
诗中说这墨得来着实不易——原来黄山上遍布亭亭古松，它们得到山神庇护，魑魅魍魉均远而避之。可是自从李廷珪父子于此开了墨灶，这些古松就大难临头了。李氏父子也不容易，他们攀爬绝壁，砍伐松枝；在严冬捕杀麋鹿，取角制胶；顶着寒霜捣药合墨，精心雕刻摹画，终于制成了双脊龙纹墨饼。然而这些墨并不向人间出售，而是全部进贡给了皇家，只有那些颇受皇帝青睐的近臣，才能有缘获赐。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的来由。 此诗本是戏谑之作，为的是向对方强调佳墨难得，却在客观上说明宋人对墨的癖好，实在是深入骨髓、不可移易——山无草木谓之“童”，“江南江北山皆童”虽是夸张的说法，却也透露出时人嗜墨，砍伐了多少松林！
晁冲之还算幸运，僧人法一对他还算客气。如果遇到苏轼、李常（字公择）这样墨癖无可救药的人，就难免被强取豪夺了。据《东坡题跋》记载，李常“见墨辄夺，相知间抄取殆遍”，这就是明火执仗地“抢劫”了。有人说李家“悬墨满室”，想来应该是很壮观的。苏轼感叹说，李公择嗜墨如此，真是“通人之一蔽”，但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据他自己说：
黄鲁直（引者注：庭坚）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元佑四年三月四日。
夺人所爱，还要刻意记下年月日，大有耀武扬威、立此存照的意味。这就是嗜好成癖者异乎寻常之处，看似迂阔怪诞，实则性灵所钟，一往情深。有人曾说，人生有“五大恨事”，其中一恨鲫鱼多刺，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所谓“恨”，正是倾心、钟情而不能得偿所愿的情感体验，想必苏轼这些有墨癖的人也有此“恨”——他曾抱怨说，自己“蓄墨数百挺”，一有闲暇就拿出来赏玩、品第，其中能令其满意的，不过一二而已，因此又“世间佳物，自是难得”的感慨。
如果嗜墨成癖，仅仅令人沉湎其中、不能自拔，那蓄墨、赏墨与蓄积钱财宝货就并无二致，难称清雅了。可贵的是，苏轼等人已有了清醒的自觉。人生苦短，如果完全顺应感官刺激的需要，为无尽的物欲所主宰，势必陷入永无止境的逐物深渊，不得清净。他在一首题为《次韵答苏教授观余所藏墨》的诗里说：
……世间有癖念谁无，倾身障簏尤堪鄙。人生当著几緉屐，定心肯为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罍先耻。逝将振衣归故国，数亩荒园自锄理。作书寄君君莫笑，但觅来禽与青李。一螺点漆便有余，万灶烧松何处使？……
这就是说，人有嗜癖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要适可而止。如果为了满足一己嗜癖而有悖常理，甚至不惜身家性命，那就非常可悲了。就拿墨癖来说，一方佳墨，足供使用多年，蓄积再多，也无用武之地。嗜墨成癖，乃至生死以之，其实是生命被物欲所主宰，蓄积的墨越多，越说明自己非但不是墨的主人，反而沦为墨的奴仆。
“非人磨墨墨磨人”一语，精辟地道出了人之心灵为物欲所攻陷、丧失自由的可悲可叹境地——元明以后，中国的制墨工艺更趋精湛，留下了更多精妙绝伦的传世珍品，如分别刊刻过《程氏墨苑》和《方氏墨谱》的制墨名匠程君房、方于鲁等的作品，至今仍活跃在喜好赏墨、藏墨的人手中，墨也像笔一样，自立门户，有了“墨床”“墨台”“墨匣”等专供其憩息的陪侍品，但再无人能像苏东坡这样超迈洒脱，不为物欲情累所羈绊。
千载而下，在这个充斥着“我爱美元”“在商品中散步”，甚至是“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欲望话语的时代，“非人磨墨墨磨人”的洞见更显得稀缺——人生的至理，生活的智慧，就这样藉由爱墨、藏墨、玩墨、赏墨进而超越墨癖、复归自然、自由的生活和生命境界阐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