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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著作等身，治学严谨，主持编纂的《中国通史简编》，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征相融合的史学巨著，开中国史学研究之新风，对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贡献不言而喻。时至今日，他“实事求是、力戒浮夸”的治学精神仍对我国历史研究工作有着重要影响，不愧为“治学典范，史林巨擘”。
范文澜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曾任蔡元培先生的私人秘书。民主革命时期，他参加五卅运动，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先后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和北方大学校长等职，并主持编纂了《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史学研究和史学著作编纂工作之中，先后出版了多本史学专著，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被时人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同时，他先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积极致力于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教育传播，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人才。
不可替代的史学贡献
1893年，范文澜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他从小饱读四书五经，尤其喜欢阅读古典史学著作，自幼就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学习更加刻苦，对史学研究的兴趣弥久笃深，而对史学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断加深。此后政局动荡，他积极投身民族革命事业，辗转多地任教，却始终没有割舍对史学的一腔挚爱。1931年，范文澜正式出版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史学著作——《正史考略》，徐徐拉开他四十余载“与史结缘”的传奇生涯。
卢沟桥事变之后，范文澜毅然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1940年1月，他放弃了在河南大学任教的机会，带着几十箱史学书籍，只身一人从河南远赴延安。到达延安后，他一边亲自创办抗战讲习班，继续投身革命，一边主持中央马列学院的历史研究室工作。在这一时期，他得以近距离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历史的大胆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逐渐萌芽，为日后编纂《中国通史简编》打下了重要基础。1941年，范文澜正式开始着手编纂《中国通史简编》，期间呕心沥血，几易其稿，全书终于在1946年得以正式出版。当时《中国通史简编》共分为上、中、下三册，全书共计100余万字。其中，上册从上古时期开始到五代十国结束，中册从宋辽时期开始到清代中期结束，下册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义和团运动结束。此后，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集结重兵对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范文澜随军转战，无暇著书，因此《中国通史简编》的下册并没有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之中。1950年，范文澜任中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51年，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协助郭沫若处理日常事务。期间，他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出版了多部专著，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范文澜开始设想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重新分册编纂，一个更加庞大的编纂蓝图在他的脑海中徐徐展开。从1953年开始，《中国通史简编》陆续重新编纂，到1965年，全书共重新出版了四册。
就史学价值来讲，《中国通史简编》在近代史林中独树一帜，开宗立派，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中国史学特征相结合，既饱含哲学智慧，更闪耀着独特的个人风格，堪称是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一座丰碑。
别具一格的教育思想
纵观范文澜的一生，除了一心著史之外，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了教育事业上，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注重引入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办学理念，逐渐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教育思想。
一是号召学生们从史学中吸取营养。范文澜一生与史学结缘，醉心史学研究，这对他的教学思想影响很大。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他十分注重从历史之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理念。他大力倡导借鉴历史视角来审视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课余时间里，他多次向学生们推荐古典史学书籍，号召学生们在历史中寻求答疑解惑的方法，在历史人物经历和历史事件的演变中，寻求的治学处事的“良药”。
二是注重在课堂上传播先进思想文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辗转多地任教，并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范文澜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并很快入党。入党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也逐渐认识到在教育过程中引入和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此后，范文澜多次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向学生们推荐《新青年》《红旗》等进步书刊。
三是注重加强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引导。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逐渐实现了由“教学”向“办学”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他十分注重学生思想意识的引导问题，强调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针对当时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观念和问题，他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于1942年发表了《论王实昧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及时对这些错误思想和观点进行了深入驳斥，对学生们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在多年研究史学的心得和感悟的基础上，范文澜提出研究历史应该在“学习理论知识、掌握佐证资料、精于文字表达、做好言行一致”四个步骤上下工夫，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学问。为此，范文澜多次在各种场合讲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要懂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必求神似，要不得貌似。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自身的思想意识、思考方法、生活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者做史学。
同时，在治学过程中，范文澜非常注重考证，这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关系很大。早在北大就读期间，他受黄侃、刘师培等当代大儒治学思想的影响极深，始终秉承“实事求是、力戒浮夸”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对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都坚决予以批驳，对每一个史学观点都要做深入的考证和探究。当时，“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生，率先提出了“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点”这一论点，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采纳。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引用了这一论点。范文澜抵达延安之后，专门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考证，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确信观点正确无疑之后，他特别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篇文章，在文中详细地对吴玉章的观点进行了科学严谨的论证，使这一观点更加令人信服，并广为史学界认可和采纳。此后，范文澜编纂《中国通史简编》时引用了这一观点，仍坚持围绕这一观点进行多方论证，直到获得令自己信服的佐证为止。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韩儒林先生，曾这样评价范文澜：“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这看似简单的两句话，堪称是范文澜治史生涯和治学精神的真实写照和准确诠释。他的治学精神和史学专著一样，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必将永远彪炳史册。
范文澜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曾任蔡元培先生的私人秘书。民主革命时期，他参加五卅运动，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先后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和北方大学校长等职，并主持编纂了《中国通史简编》。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史学研究和史学著作编纂工作之中，先后出版了多本史学专著，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被时人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同时，他先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积极致力于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教育传播，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人才。
不可替代的史学贡献
1893年，范文澜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他从小饱读四书五经，尤其喜欢阅读古典史学著作，自幼就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学习更加刻苦，对史学研究的兴趣弥久笃深，而对史学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断加深。此后政局动荡，他积极投身民族革命事业，辗转多地任教，却始终没有割舍对史学的一腔挚爱。1931年，范文澜正式出版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史学著作——《正史考略》，徐徐拉开他四十余载“与史结缘”的传奇生涯。
卢沟桥事变之后，范文澜毅然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1940年1月，他放弃了在河南大学任教的机会，带着几十箱史学书籍，只身一人从河南远赴延安。到达延安后，他一边亲自创办抗战讲习班，继续投身革命，一边主持中央马列学院的历史研究室工作。在这一时期，他得以近距离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历史的大胆想法，在他的脑海中逐渐萌芽，为日后编纂《中国通史简编》打下了重要基础。1941年，范文澜正式开始着手编纂《中国通史简编》，期间呕心沥血，几易其稿，全书终于在1946年得以正式出版。当时《中国通史简编》共分为上、中、下三册，全书共计100余万字。其中，上册从上古时期开始到五代十国结束，中册从宋辽时期开始到清代中期结束，下册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义和团运动结束。此后，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集结重兵对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范文澜随军转战，无暇著书，因此《中国通史简编》的下册并没有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之中。1950年，范文澜任中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1951年，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协助郭沫若处理日常事务。期间，他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出版了多部专著，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范文澜开始设想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重新分册编纂，一个更加庞大的编纂蓝图在他的脑海中徐徐展开。从1953年开始，《中国通史简编》陆续重新编纂，到1965年，全书共重新出版了四册。
就史学价值来讲，《中国通史简编》在近代史林中独树一帜，开宗立派，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中国史学特征相结合，既饱含哲学智慧，更闪耀着独特的个人风格，堪称是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一座丰碑。
别具一格的教育思想
纵观范文澜的一生，除了一心著史之外，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了教育事业上，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注重引入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办学理念，逐渐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教育思想。
一是号召学生们从史学中吸取营养。范文澜一生与史学结缘，醉心史学研究，这对他的教学思想影响很大。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他十分注重从历史之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理念。他大力倡导借鉴历史视角来审视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课余时间里，他多次向学生们推荐古典史学书籍，号召学生们在历史中寻求答疑解惑的方法，在历史人物经历和历史事件的演变中，寻求的治学处事的“良药”。
二是注重在课堂上传播先进思想文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辗转多地任教，并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范文澜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并很快入党。入党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也逐渐认识到在教育过程中引入和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此后，范文澜多次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向学生们推荐《新青年》《红旗》等进步书刊。
三是注重加强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引导。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逐渐实现了由“教学”向“办学”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他十分注重学生思想意识的引导问题，强调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针对当时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观念和问题，他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于1942年发表了《论王实昧同志的思想意识》一文，及时对这些错误思想和观点进行了深入驳斥，对学生们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在多年研究史学的心得和感悟的基础上，范文澜提出研究历史应该在“学习理论知识、掌握佐证资料、精于文字表达、做好言行一致”四个步骤上下工夫，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学问。为此，范文澜多次在各种场合讲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要懂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必求神似，要不得貌似。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自身的思想意识、思考方法、生活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者做史学。
同时，在治学过程中，范文澜非常注重考证，这与他早年在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关系很大。早在北大就读期间，他受黄侃、刘师培等当代大儒治学思想的影响极深，始终秉承“实事求是、力戒浮夸”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对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都坚决予以批驳，对每一个史学观点都要做深入的考证和探究。当时，“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先生，率先提出了“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点”这一论点，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采纳。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引用了这一论点。范文澜抵达延安之后，专门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考证，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确信观点正确无疑之后，他特别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篇文章，在文中详细地对吴玉章的观点进行了科学严谨的论证，使这一观点更加令人信服，并广为史学界认可和采纳。此后，范文澜编纂《中国通史简编》时引用了这一观点，仍坚持围绕这一观点进行多方论证，直到获得令自己信服的佐证为止。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韩儒林先生，曾这样评价范文澜：“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这看似简单的两句话，堪称是范文澜治史生涯和治学精神的真实写照和准确诠释。他的治学精神和史学专著一样，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必将永远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