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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30日，教育部发布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在他们的统计数字中，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075.42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409.53万人，在初中就读665.89万人。伴随着这个庞大数字而来的种种问题，和频频发生在这些留守儿童身上的悲剧，更是让这个脆弱的群体，成为了一个沉重的公共议题。
205.7万儿童独自居住 2013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河南农村调研时，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户人家，父母都外出打工，平日里一对兄妹跟着祖父母一起生活。一天，爷爷下地干活，奶奶到邻家串门，无人看管的兄妹二人误食了家中的农药，等到爷爷回家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看到倒在地上的孩子，爷爷直接拿着铁铲出门，他亲手打死了老伴，随后自杀。
“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故事其实我们听说过很多。”在贵州省毕节市4名留守儿童服毒身亡的事件发生后，叶敬忠说。他自2004年左右开始关注农村留守人群的问题，多年来曾多次到四川、安徽、江西等劳务输出大省进行考察。
根据全国妇联的上述报告，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的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比例均已超过50%。除此之外，更有3.37%的留守儿童在父母双方外出后，处于独自居住状态，这一群体的规模已高达205.7万人。
2014年11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中，有将近一半（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出7.9个百分点。这些意外伤害包括：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等等。
其中，遭遇割伤一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相差最大，前者比后者高出5.3个百分点。课题主持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说，这是因为留守儿童在家做农活，接触菜刀、镰刀较多的缘故。
超过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单独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在几种监护模式中所占比例最高。然而，年老体弱的祖辈监护人往往体力精力有限，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理能力欠缺，很容易监护不力，给孩子的人身安全带来了一定隐患。
张旭东的调查还发现，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学习兴趣较弱。有近一半（49.4%）的留守儿童曾经没有完成作业，比非留守儿童高8.6个百分点，“一方面，客观上存在普通农村学校培养目标单一与留守儿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较差，学习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在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今天，当人们难以看到教育为底层提供上升通道的可能性，留守儿童便走在了成为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的路上；而留守儿童自己，似乎也默认了这一切。
今年30岁的纪录片导演蒋能杰，曾在老家湖南邵阳跟拍6年，完成了关于留守儿童生活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纪录片里，蒋能杰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们说：“打工。”
个性内倾更明显 回忆起拍摄经历，让蒋能杰印象特别深的，是当他问起孩子们是否想念父母时，他们干脆地回答：“不想。”
意外的是，父母们对孩子的关爱意识也不强。“他们意识不到孩子生下来是要教育、要陪伴的，他们就觉得有吃有住就可以了。”蒋能杰说，因为孩子从小被留在老家，两代人之间感情淡漠，孩子冲着父母叫叔叔阿姨的，他都见过。
2014年，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对甘肃、云南、贵州等六省市农村地区的1054名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约15%的学生一年都见不到父母。如果将他们的数据推及全国，就意味着全国共有921万留守儿童一年见不到父母一次，超过262万个孩子甚至一年都接不到父母一个电话。
与此同时，该组织指出，他们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情绪的消极程度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一年内与父母联系次数越少，儿童的烦乱度也越高。在山西，一个名叫贝贝的15岁女孩，希望爸爸能跟她一起去外面买本书。可是，爸爸听到女儿这么说时，便把买书的钱给了她。几次后，贝贝便再也不提出这种要求了。
其实，这位爸爸完全没有意识到，贝贝不过是想跟难得回来一趟的爸爸单独相处一会儿。而另一位眼睛受伤的孩子，并不对自己的病情过多忧虑，反而因为爸爸妈妈陪着他看病而感到安心、欣喜。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认为，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早期依恋的顺利完成和发展才能成全一个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孩子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联系，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和互动，容易产生内心封闭、情感冷漠、任性、叛逆、难以主动交流的心理障碍。调查走访中，张旭东曾问过一个四年级孩子，你们班留守儿童有什么特点吗？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不跟我们说话！”
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儿童 “我想要他们回家，我想爸爸妈妈回来管着我……有好几次，我想对爸爸妈妈说出自己的烦恼，可话刚到嘴边，那边却匆匆挂了。”湖南初中生魏文，被欺负几次后养成了打架报复的习惯，却又挣扎着想回到正路来。
可是，爸爸妈妈一直在外地打工，遇事便让他去找老师。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孤僻、冷漠。有一段时间，他不再想到父母，即使想到，也不像原来那样亲近。再后来，他患上了抑郁症，头脑里出现一死了之的想法。
他也曾经向父母求助过，说自己不想读书了，心里总在胡思乱想。父母不理解，一连声骂他不知足。再提起时，父母心情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心里不痛快，就自己到街上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以后，父母再不允许他提起这事。
正是魏文情绪起伏不定的这段时期里，一次洗澡房里的小小冲突，他一时冲动，用一把水果刀刺死了同校男生，被判15年徒刑。进入监狱时，魏文刚满17岁，正在上高中。
湖南省岳阳籍女作家阮梅，在少管所见到了这个看上去乖乖巧巧的、像邻家男孩一样的魏文。她历时近2年，深入看守所、未成年人管教所等地，接触了900多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最终选取了11个典型监狱少年的忏悔录整理成访谈录《罪童泪》：“我通过调查发现，走进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儿童，90%以上是留守儿童和离异家庭的孩子”。
在走访中，她时常遇到“敌意、冷漠、木然”的脸。管教干部还告诉她，这些留守儿童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小毛病很多。没有时间观念、没有诚信观念。他们爱占小便宜，对别人的痛苦无所谓。比如，在监狱里，他们不经别人同意就翻别人柜子，哪怕被抓到了也认为没关系。可是，谁敢碰一下自己的东西，却什么都计较。
河南省高院曾随机抽取了2009 年至 2013 年间的120 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其中，留守儿童作案的47件，比例达39.2%。江西另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5月在押的1877名青少年罪犯，在犯罪前与亲生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的仅占32.6%，其他的孩子是与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其他亲戚或朋友生活、或是独自生活。
“儿童时期形成的不良行为习惯不仅很难改变，而且它还可能成为以后违法犯罪的预报因子，影响并决定其一生的命运。可以说，”留守 “对少年儿童犯罪具有潜在的影响。”山东警察学院教授董士昙告诉记者。
董士昙最担心的是，未成年时被忽视、被打骂、被虐待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在成年后成为犯罪人，在犯罪学上，这是因为，被害体验或经历往往使受害者产生不公正感以及对法律规范的不当态度，从而使受害者向反社会方向逆转或深化，以致于产生或强化了加害意识，“在不可预见的将来，问题留守儿童可能会对社会稳定、社会治安产生很大影响。”（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5.7万儿童独自居住 2013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河南农村调研时，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户人家，父母都外出打工，平日里一对兄妹跟着祖父母一起生活。一天，爷爷下地干活，奶奶到邻家串门，无人看管的兄妹二人误食了家中的农药，等到爷爷回家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看到倒在地上的孩子，爷爷直接拿着铁铲出门，他亲手打死了老伴，随后自杀。
“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故事其实我们听说过很多。”在贵州省毕节市4名留守儿童服毒身亡的事件发生后，叶敬忠说。他自2004年左右开始关注农村留守人群的问题，多年来曾多次到四川、安徽、江西等劳务输出大省进行考察。
根据全国妇联的上述报告，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的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比例均已超过50%。除此之外，更有3.37%的留守儿童在父母双方外出后，处于独自居住状态，这一群体的规模已高达205.7万人。
2014年11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中，有将近一半（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出7.9个百分点。这些意外伤害包括：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等等。
其中，遭遇割伤一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相差最大，前者比后者高出5.3个百分点。课题主持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说，这是因为留守儿童在家做农活，接触菜刀、镰刀较多的缘故。
超过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单独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在几种监护模式中所占比例最高。然而，年老体弱的祖辈监护人往往体力精力有限，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理能力欠缺，很容易监护不力，给孩子的人身安全带来了一定隐患。
张旭东的调查还发现，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学习兴趣较弱。有近一半（49.4%）的留守儿童曾经没有完成作业，比非留守儿童高8.6个百分点，“一方面，客观上存在普通农村学校培养目标单一与留守儿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较差，学习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在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今天，当人们难以看到教育为底层提供上升通道的可能性，留守儿童便走在了成为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的路上；而留守儿童自己，似乎也默认了这一切。
今年30岁的纪录片导演蒋能杰，曾在老家湖南邵阳跟拍6年，完成了关于留守儿童生活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纪录片里，蒋能杰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们说：“打工。”
个性内倾更明显 回忆起拍摄经历，让蒋能杰印象特别深的，是当他问起孩子们是否想念父母时，他们干脆地回答：“不想。”
意外的是，父母们对孩子的关爱意识也不强。“他们意识不到孩子生下来是要教育、要陪伴的，他们就觉得有吃有住就可以了。”蒋能杰说，因为孩子从小被留在老家，两代人之间感情淡漠，孩子冲着父母叫叔叔阿姨的，他都见过。
2014年，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对甘肃、云南、贵州等六省市农村地区的1054名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约15%的学生一年都见不到父母。如果将他们的数据推及全国，就意味着全国共有921万留守儿童一年见不到父母一次，超过262万个孩子甚至一年都接不到父母一个电话。
与此同时，该组织指出，他们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情绪的消极程度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一年内与父母联系次数越少，儿童的烦乱度也越高。在山西，一个名叫贝贝的15岁女孩，希望爸爸能跟她一起去外面买本书。可是，爸爸听到女儿这么说时，便把买书的钱给了她。几次后，贝贝便再也不提出这种要求了。
其实，这位爸爸完全没有意识到，贝贝不过是想跟难得回来一趟的爸爸单独相处一会儿。而另一位眼睛受伤的孩子，并不对自己的病情过多忧虑，反而因为爸爸妈妈陪着他看病而感到安心、欣喜。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认为，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代理母亲）之间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早期依恋的顺利完成和发展才能成全一个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孩子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联系，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和互动，容易产生内心封闭、情感冷漠、任性、叛逆、难以主动交流的心理障碍。调查走访中，张旭东曾问过一个四年级孩子，你们班留守儿童有什么特点吗？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不跟我们说话！”
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儿童 “我想要他们回家，我想爸爸妈妈回来管着我……有好几次，我想对爸爸妈妈说出自己的烦恼，可话刚到嘴边，那边却匆匆挂了。”湖南初中生魏文，被欺负几次后养成了打架报复的习惯，却又挣扎着想回到正路来。
可是，爸爸妈妈一直在外地打工，遇事便让他去找老师。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孤僻、冷漠。有一段时间，他不再想到父母，即使想到，也不像原来那样亲近。再后来，他患上了抑郁症，头脑里出现一死了之的想法。
他也曾经向父母求助过，说自己不想读书了，心里总在胡思乱想。父母不理解，一连声骂他不知足。再提起时，父母心情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心里不痛快，就自己到街上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以后，父母再不允许他提起这事。
正是魏文情绪起伏不定的这段时期里，一次洗澡房里的小小冲突，他一时冲动，用一把水果刀刺死了同校男生，被判15年徒刑。进入监狱时，魏文刚满17岁，正在上高中。
湖南省岳阳籍女作家阮梅，在少管所见到了这个看上去乖乖巧巧的、像邻家男孩一样的魏文。她历时近2年，深入看守所、未成年人管教所等地，接触了900多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最终选取了11个典型监狱少年的忏悔录整理成访谈录《罪童泪》：“我通过调查发现，走进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儿童，90%以上是留守儿童和离异家庭的孩子”。
在走访中，她时常遇到“敌意、冷漠、木然”的脸。管教干部还告诉她，这些留守儿童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小毛病很多。没有时间观念、没有诚信观念。他们爱占小便宜，对别人的痛苦无所谓。比如，在监狱里，他们不经别人同意就翻别人柜子，哪怕被抓到了也认为没关系。可是，谁敢碰一下自己的东西，却什么都计较。
河南省高院曾随机抽取了2009 年至 2013 年间的120 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其中，留守儿童作案的47件，比例达39.2%。江西另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5月在押的1877名青少年罪犯，在犯罪前与亲生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的仅占32.6%，其他的孩子是与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其他亲戚或朋友生活、或是独自生活。
“儿童时期形成的不良行为习惯不仅很难改变，而且它还可能成为以后违法犯罪的预报因子，影响并决定其一生的命运。可以说，”留守 “对少年儿童犯罪具有潜在的影响。”山东警察学院教授董士昙告诉记者。
董士昙最担心的是，未成年时被忽视、被打骂、被虐待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在成年后成为犯罪人，在犯罪学上，这是因为，被害体验或经历往往使受害者产生不公正感以及对法律规范的不当态度，从而使受害者向反社会方向逆转或深化，以致于产生或强化了加害意识，“在不可预见的将来，问题留守儿童可能会对社会稳定、社会治安产生很大影响。”（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