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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北平西南卢沟桥的宛平城发动进攻，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全国抗战爆发的新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解决如何抗战的问题，确定新的应对策略。这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与人民军队的发展、巩固和壮大至关重要。1937年7月22日至27日，红军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論“七七事变”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任弼时、朱德、彭德怀、王震、贺龙、关向应等人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上讲话，提出了正确的应对策略。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这次会议的笔记本，笔记本保存完好，纸张、墨迹、文字、修改痕迹、曲别针锈迹以至折痕都清晰可见，共22页（包括封面、封底），尺寸为11cm×17cm，顶端装订，封面、封底为黄褐色纸，里面为普通白纸，纸张虽然比较粗糙，但应该是当时所能找到的比较好的纸了。正文为钢笔书写，根据笔迹可认定会议记录人是邓小平。从外观来看，反映了红军当时生活的艰苦，但从记录的内容上来看，又足见红军高级干部渴望抗日救国的真诚和郑重。这份档案还原了历史真实，见证了历史沧桑，对于了解“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内外形势、中共中央当时的应对策略，都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从会议记录上看，1937年7月22日上午和下午，任弼时和彭德怀分别作了主报告，朱德、王震、贺龙、陈赓、左权、张浩等20多位同志进行了讨论发言。两个主报告记录得比较完整，其他各位同志的发言记录了主要内容。任弼时7月22日上午作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卢沟桥事件是日本侵华的有计划的行动；二、卢沟桥事件发展的现势和前途；三、改编与改编后的任务。”7月22日下午，彭德怀作了《改编和改编后的任务》的报告，共讲了八个部分：“一、十年来的斗争；二、改编的意义；三、改编后保持共产党的单一领导问题；四、正确的干部政策；五、改编后保持红军固有的特点；六、改编后的待遇与编余干部的处理；七、提高部队到正规化的阶段；八、开展反倾向问题。”7月23日，王震、贺龙、陈赓、左权、张浩等同志进行讨论发言。王震在发言中指出：“现在的形势并不能缓和日本的进攻，卢沟桥事件使全民族抗战的前途摆在我们面前。”从讲话中看出，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认识到在这场敌强我弱的反侵略战争中，只有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出路，因而从全国抗战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
7月24日，首先发言的是朱德总司令，他讲了三个问题：“1、卢沟桥事件；2、国共合作；3、改编问题。”接着甘泗淇在发言中指出：“1、有人认为日本是缩小中日矛盾，是不对的；2、发展的前途；3、反倾向斗争；4、干部政策。”随后郭述申、刘伯承、关向应、聂荣臻、王首道、王新亭等人进行了讨论发言。7月25日，张浩、黄克诚、陆定一等人发了言。讨论一直进行到7月27日。贺龙在7月23日的讨论发言中提出：“抗战问题不是简单的，蒋的进步表现在国共合作上……。”7月24日，关向应在发言中指出：“对南京的估计：1、党的估计，事实的证明；2、南京仅是开始转变，矛盾仍然存在，困难仍然很多（其他区域继续剿共，对红军对抗日民众运动）；3、但我们不能对南京作过低的估计，但不应有过高的幻想……”“在合作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有自己的立场，注意杜绝某些错误倾向，不能只知统一，处处迁就而不知同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斗争，但不得出现危害抗日合作局面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从上述发言中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是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组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血肉长城，共同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挽救民族危机。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如何抗战的问题，确定新的路线、方针，采取正确的对策。这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与人民军队的发展、巩固和壮大至关重要。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最终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会议记录上看，1937年7月22日上午和下午，任弼时和彭德怀分别作了主报告，朱德、王震、贺龙、陈赓、左权、张浩等20多位同志进行了讨论发言。两个主报告记录得比较完整，其他各位同志的发言记录了主要内容。任弼时7月22日上午作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卢沟桥事件是日本侵华的有计划的行动；二、卢沟桥事件发展的现势和前途；三、改编与改编后的任务。”7月22日下午，彭德怀作了《改编和改编后的任务》的报告，共讲了八个部分：“一、十年来的斗争；二、改编的意义；三、改编后保持共产党的单一领导问题；四、正确的干部政策；五、改编后保持红军固有的特点；六、改编后的待遇与编余干部的处理；七、提高部队到正规化的阶段；八、开展反倾向问题。”7月23日，王震、贺龙、陈赓、左权、张浩等同志进行讨论发言。王震在发言中指出：“现在的形势并不能缓和日本的进攻，卢沟桥事件使全民族抗战的前途摆在我们面前。”从讲话中看出，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认识到在这场敌强我弱的反侵略战争中，只有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出路，因而从全国抗战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
7月24日，首先发言的是朱德总司令，他讲了三个问题：“1、卢沟桥事件；2、国共合作；3、改编问题。”接着甘泗淇在发言中指出：“1、有人认为日本是缩小中日矛盾，是不对的；2、发展的前途；3、反倾向斗争；4、干部政策。”随后郭述申、刘伯承、关向应、聂荣臻、王首道、王新亭等人进行了讨论发言。7月25日，张浩、黄克诚、陆定一等人发了言。讨论一直进行到7月27日。贺龙在7月23日的讨论发言中提出：“抗战问题不是简单的，蒋的进步表现在国共合作上……。”7月24日，关向应在发言中指出：“对南京的估计：1、党的估计，事实的证明；2、南京仅是开始转变，矛盾仍然存在，困难仍然很多（其他区域继续剿共，对红军对抗日民众运动）；3、但我们不能对南京作过低的估计，但不应有过高的幻想……”“在合作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有自己的立场，注意杜绝某些错误倾向，不能只知统一，处处迁就而不知同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斗争，但不得出现危害抗日合作局面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从上述发言中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是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组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血肉长城，共同抵抗日军的疯狂进攻，挽救民族危机。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如何抗战的问题，确定新的路线、方针，采取正确的对策。这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与人民军队的发展、巩固和壮大至关重要。中国人民经过流血牺牲、艰苦抗战，最终赢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