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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以至到老，我最愿意自动钻进去的建筑物，第一是书店，第二我还没有确定，有可能是电影院、剧院、邮政局，反正不会是饭馆和酒店。我永远记得，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用父亲给我理发的一角七分钱，到小镇上的一个书店里买了第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 《海瑞》，当然是一本连环画。这个书店的紧隔壁就是理发店，那时候我们把理发店叫剃头铺，把理发师叫剃头匠。剃头铺里有一个名叫李德仁的老剃头匠，带了两个徒弟，我们把他们叫小剃头匠。我是从来不让小剃头匠理发的，因为我蓄的是一边倒的学生头，我怕只剃光头的小剃头匠给我理坏了。
把理发的一角七分钱买成书了以后，回家我不好交差，就找出一把剪子，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理了一个，理得七长八短，有几处连白头皮都露出来。好在一向马虎的父亲没有发现，如同没有发现我买的书。倒是被我大伯的妻子，我叫大妈嬷的看出了问题，点名道姓地大骂老剃头匠道：“挨刀死的李德仁，给娃子脑壳剃得像狗啃的一样！”
从此，我与书店结下良缘。那时候我跟回乡劳动的右派父亲住在一起，往上走五里就是那个有书店和理发店的小镇，往下走三十里是县城，从小带过我的保姆离开我家就回到这个县城了，那是她的娘家所在。我经常在星期天去县城里看望保姆，清早去中午回，每次她都会给我一笔钱让我买吃的东西，如油条、火烧馍、芝麻饼、水煎包子之类，她给我的钱从两角到五角不等，最多时可达一元。这些钱全都被我买成了书，县城里的书店比小镇上的书店要大得多，里面的书也多得多，它坐落在一条名叫小十字的街道上，我可以饿着肚子在里面看上半天，先就那些买不起的看，看到最后决定要离开了，再量体裁衣地选上一至数本，把这两角到一元钱花个精光为止。
县城里的书店很不规矩，有时说不开门就不开门，门上也不贴出告示。曾经有很多次，我去保姆那里拿到买吃的钱后直奔书店，发现没有开门我就在外面等，以为过一会儿就有人来从里面打开。隔着一层玻璃我清楚地看见一些人在里面走来走去，还看见一些上次没有的新书，甚至我能根据书的厚薄估计出它的定价，已经决定要买它了。但是，往往等上一堂课的时间也没有开门的迹象，回头再看身边，竟无一个像我这样想要进去的人，于是我就开始恐慌，走到书店旁边一个百货店去打听，卖百货的黄老头儿说，今天盘存，不开门了！
即便我吃够了书店的亏，我还是记着第一次走进书店的激动，忘不掉一次又一次书店给我制造的喜悦和希望，我原谅了它的过错，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爱着它。当我后来有了工作，哪怕月薪才三十元，我也财大气粗，至少要在县城书店花去一半。这时候的县城书店已经从小十字街搬迁到大十字街，规模也随着街道增大，遗憾的却是我不能赖在里面看半天书了，我要上班，为了不让书店有数的好书误落他人之手，我让售书员加入我的朋友队伍，以便来了新书就通知我，钱不够时给我留着。
再后来我到市里，到省城，到京都，每到一个新地，都会首先打听一个最大的书店，一个最好的书店，一个最近的书店，然后确定前往的路线和车辆。因公在外，出差，开会，采风，旅游，明知当地的书店不会超过京城的同业，也都必去拜谒，买得少就随身带回，买得多就打包邮寄。
出于对书店的痴迷，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我自己还开过一个书店，赐名国风，店址选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距我单位三百多米的地段。与其说是从事经营，不如说是进行试验，当时我以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身份，承包了本社中文图书的出版，我的崭新理念是用自己出版的书，码洋兑换国内同业的书，以另种形式扩大本版图书的发行，店员的工资从销售利润中支出，多的就发奖金。这次试验进行不到一年就失败了，因为刨除房租、电费、税款、工资以及其他，全部收入是一个五位的负数。
二十一世纪到来的一天，忽然我从报上看到，北京的书店纷纷倒闭，连席殊书屋、思考乐书、风入松茶座、第三极书局这样的名店也都一个接一个地关张停业。我很惊讶，并且困惑，同时怀疑，但愿这是记者的误会，于是带著纠正的理想出去考察，居然发现这是真的。
这些书店曾经风流一时的旧址，有的成了餐馆，有的成了水果铺，有的挂起了T恤和牛仔裤。细究原因，得知都是民营书店，房租太高，书价又贵，左有免交房租国营书店的挤压，右有大打其折网络书店的抢占，它们的出路越来越窄，终于只剩一线天了。
我们这一代人与书店的恩爱有如恋人。我至今还怀念着那些曾经的书店遗址，至今还保持着一头钻进书店几个小时也拔不出来的美好回忆，除非解燃眉之急，至今仍不习惯省时省钱的网上购书。我喜欢在书店里摸书的感觉，翻书的声音，选书的犹豫，抱着一摞书往柜台上一码的冲天豪情。
（选自《记得》/野莽 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把理发的一角七分钱买成书了以后，回家我不好交差，就找出一把剪子，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理了一个，理得七长八短，有几处连白头皮都露出来。好在一向马虎的父亲没有发现，如同没有发现我买的书。倒是被我大伯的妻子，我叫大妈嬷的看出了问题，点名道姓地大骂老剃头匠道：“挨刀死的李德仁，给娃子脑壳剃得像狗啃的一样！”
从此，我与书店结下良缘。那时候我跟回乡劳动的右派父亲住在一起，往上走五里就是那个有书店和理发店的小镇，往下走三十里是县城，从小带过我的保姆离开我家就回到这个县城了，那是她的娘家所在。我经常在星期天去县城里看望保姆，清早去中午回，每次她都会给我一笔钱让我买吃的东西，如油条、火烧馍、芝麻饼、水煎包子之类，她给我的钱从两角到五角不等，最多时可达一元。这些钱全都被我买成了书，县城里的书店比小镇上的书店要大得多，里面的书也多得多，它坐落在一条名叫小十字的街道上，我可以饿着肚子在里面看上半天，先就那些买不起的看，看到最后决定要离开了，再量体裁衣地选上一至数本，把这两角到一元钱花个精光为止。
县城里的书店很不规矩，有时说不开门就不开门，门上也不贴出告示。曾经有很多次，我去保姆那里拿到买吃的钱后直奔书店，发现没有开门我就在外面等，以为过一会儿就有人来从里面打开。隔着一层玻璃我清楚地看见一些人在里面走来走去，还看见一些上次没有的新书，甚至我能根据书的厚薄估计出它的定价，已经决定要买它了。但是，往往等上一堂课的时间也没有开门的迹象，回头再看身边，竟无一个像我这样想要进去的人，于是我就开始恐慌，走到书店旁边一个百货店去打听，卖百货的黄老头儿说，今天盘存，不开门了！
即便我吃够了书店的亏，我还是记着第一次走进书店的激动，忘不掉一次又一次书店给我制造的喜悦和希望，我原谅了它的过错，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爱着它。当我后来有了工作，哪怕月薪才三十元，我也财大气粗，至少要在县城书店花去一半。这时候的县城书店已经从小十字街搬迁到大十字街，规模也随着街道增大，遗憾的却是我不能赖在里面看半天书了，我要上班，为了不让书店有数的好书误落他人之手，我让售书员加入我的朋友队伍，以便来了新书就通知我，钱不够时给我留着。
再后来我到市里，到省城，到京都，每到一个新地，都会首先打听一个最大的书店，一个最好的书店，一个最近的书店，然后确定前往的路线和车辆。因公在外，出差，开会，采风，旅游，明知当地的书店不会超过京城的同业，也都必去拜谒，买得少就随身带回，买得多就打包邮寄。
出于对书店的痴迷，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我自己还开过一个书店，赐名国风，店址选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距我单位三百多米的地段。与其说是从事经营，不如说是进行试验，当时我以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身份，承包了本社中文图书的出版，我的崭新理念是用自己出版的书，码洋兑换国内同业的书，以另种形式扩大本版图书的发行，店员的工资从销售利润中支出，多的就发奖金。这次试验进行不到一年就失败了，因为刨除房租、电费、税款、工资以及其他，全部收入是一个五位的负数。
二十一世纪到来的一天，忽然我从报上看到，北京的书店纷纷倒闭，连席殊书屋、思考乐书、风入松茶座、第三极书局这样的名店也都一个接一个地关张停业。我很惊讶，并且困惑，同时怀疑，但愿这是记者的误会，于是带著纠正的理想出去考察，居然发现这是真的。
这些书店曾经风流一时的旧址，有的成了餐馆，有的成了水果铺，有的挂起了T恤和牛仔裤。细究原因，得知都是民营书店，房租太高，书价又贵，左有免交房租国营书店的挤压，右有大打其折网络书店的抢占，它们的出路越来越窄，终于只剩一线天了。
我们这一代人与书店的恩爱有如恋人。我至今还怀念着那些曾经的书店遗址，至今还保持着一头钻进书店几个小时也拔不出来的美好回忆，除非解燃眉之急，至今仍不习惯省时省钱的网上购书。我喜欢在书店里摸书的感觉，翻书的声音，选书的犹豫，抱着一摞书往柜台上一码的冲天豪情。
（选自《记得》/野莽 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