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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后现代主义，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是指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反对古典的艺术传统，在题材上、技巧上力求新奇，标新立异，在精神上则带有歇斯底里的疯狂性质，作家们着力发掘的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作者自己的贫乏而空虚的内心世界。他们排斥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认为它呆板、单调、机械；他们崇拜奥地利的病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主张描写梦境和人的下意识领域，追求表现人们在一瞬间感受到的“神秘的抽象的王国”。西方学者把这种鼓吹反现实主义的、主张作家任意妄为和疯狂自我表现的文艺思想，笼统地称之为现代主义思潮。现代主义主要包括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未来主义、以法国为中心的超实现主义、以英国为中心的意识流文学；也包括20世纪30至60年代兴起的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等等。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其涵盖面几乎包括了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其矛头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
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其本质是非历史的。它无视历史的顺序和时间的顺序，将一些本来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随意凑合在一起，激起人们一时的兴趣，留下深刻的感官印象。具体说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人们不再通过逻辑、历史的论证来阐明某个道理或者某个理论，而是通过不同图像的组合，甚至通过多媒体的方式，使读者或听众对其所想要阐述的意见，获得一种印象，从而达到沟通的目的。
后现代主义怀疑乐观主义者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肯定性描述，否定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奉为圭臬的人文的、自由的、理性的尺度，怀疑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文字和文本的单义性、人自身的统一性，拒绝承认真理的存在。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
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蔓延来看，它是有一个一个过程的，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它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它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直到90年代中期左右，西方历史学家才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的客观性、连续性和统一性。在他们看来，历史的真相是不可知的，现有的历史知识都是历代记录者或研究者对历史的主观重构，过去与现在，主体与客体是混杂的，因此，历史研究要求得真相是不可达到的高贵梦想。他们认为历史是由一系列的片断组成，其间没有什么意义或因果关系。
后现代主义注重语言学，倾向于从历史著述的形式来阐明科学史学的“神话”，撇开了原来纠缠不休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后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认为，西方史学的基本形式——叙述体，必然会让史学家在著述时，不断整理、剪裁已经挑选过了的史实，加以编排处理，以体现他所叙述的故事的完整性。因此他提出了“情节设置”这一观念，认为史学家剪裁史料的目的，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情节，使得故事变得生动诱人。因此，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创作没有根本的不同。另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汉斯·柯尔纳也看到了叙述体所带来的问题。他指出，虽然史学家希望能“如实直书”，但实际上，由于叙述的需要，他不得不经常划分历史时期，将历史分割开来。在这种为历史分段的过程中，就表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与解释，因而与“如实直书”的原则背道而驰。因此，既然史学只是一种解释，那么为什么历史学家不愿采用文学比喻的方式使历史的演变活动变得更容易让人理解呢？
后现代主义的取径，是希望把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在他们眼里，文史不分家，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里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因为两者都要借助于语言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历史学家通过史料来研究历史。事实上，他们在解读史料时，对史料都保持高度的尊敬。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尊重，胜于任何人。因为史料不仅是他们研究历史的门径，而且还十分珍贵，且往往残缺不全，如那断臂的维纳斯塑像，自发现以来一直受人膜拜、惹人遐想。
历史学家在实际工作时，经常会对史料的真伪持一种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用万分挑剔的眼光审查其真实性和有用性。这在中西史学的传统中都能见到。如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就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对中国的古书，用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做一个彻底的搜查，希望能去伪存真。这一运动的影响十分深远，以致直到最近，中国的史学界、考古界还有人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所以说，史学家在分析史实时，并没有因其珍贵而怯于提出自己的解释。我们所常说的搜集和整理史料，就证明史学家在史料面前并不是唯命是从，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史料作适当的安排。史学家对新的史料的开发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进展。
当今的历史研究与过去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差别。在20世纪开始不久，就已经没有多少人仍然像兰克那样，相信历史学家能“如实直书”、重构历史事实的全部了。后现代主义者比较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差别，用一种极端、激进的口气写出，让人无法轻易接受。然而，历史学的生存与否，并不在乎这几句批评。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类似的批评常常出现，而史学照样发展，历史研究照样是社会、人文学科的基础。
现代主义是指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反对古典的艺术传统，在题材上、技巧上力求新奇，标新立异，在精神上则带有歇斯底里的疯狂性质，作家们着力发掘的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作者自己的贫乏而空虚的内心世界。他们排斥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认为它呆板、单调、机械；他们崇拜奥地利的病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主张描写梦境和人的下意识领域，追求表现人们在一瞬间感受到的“神秘的抽象的王国”。西方学者把这种鼓吹反现实主义的、主张作家任意妄为和疯狂自我表现的文艺思想，笼统地称之为现代主义思潮。现代主义主要包括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主义、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未来主义、以法国为中心的超实现主义、以英国为中心的意识流文学；也包括20世纪30至60年代兴起的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等等。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其涵盖面几乎包括了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其矛头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
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其本质是非历史的。它无视历史的顺序和时间的顺序，将一些本来没有联系的事物和现象随意凑合在一起，激起人们一时的兴趣，留下深刻的感官印象。具体说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人们不再通过逻辑、历史的论证来阐明某个道理或者某个理论，而是通过不同图像的组合，甚至通过多媒体的方式，使读者或听众对其所想要阐述的意见，获得一种印象，从而达到沟通的目的。
后现代主义怀疑乐观主义者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肯定性描述，否定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奉为圭臬的人文的、自由的、理性的尺度，怀疑客观知识的可能性、文字和文本的单义性、人自身的统一性，拒绝承认真理的存在。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
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蔓延来看，它是有一个一个过程的，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然后到教育学、政治学，最后才到历史学。可以这样说，后现代主义疑问和挑战的最后堡垒，就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它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实践及它所阐明的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直到90年代中期左右，西方历史学家才开始注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的客观性、连续性和统一性。在他们看来，历史的真相是不可知的，现有的历史知识都是历代记录者或研究者对历史的主观重构，过去与现在，主体与客体是混杂的，因此，历史研究要求得真相是不可达到的高贵梦想。他们认为历史是由一系列的片断组成，其间没有什么意义或因果关系。
后现代主义注重语言学，倾向于从历史著述的形式来阐明科学史学的“神话”，撇开了原来纠缠不休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后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认为，西方史学的基本形式——叙述体，必然会让史学家在著述时，不断整理、剪裁已经挑选过了的史实，加以编排处理，以体现他所叙述的故事的完整性。因此他提出了“情节设置”这一观念，认为史学家剪裁史料的目的，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情节，使得故事变得生动诱人。因此，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创作没有根本的不同。另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汉斯·柯尔纳也看到了叙述体所带来的问题。他指出，虽然史学家希望能“如实直书”，但实际上，由于叙述的需要，他不得不经常划分历史时期，将历史分割开来。在这种为历史分段的过程中，就表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与解释，因而与“如实直书”的原则背道而驰。因此，既然史学只是一种解释，那么为什么历史学家不愿采用文学比喻的方式使历史的演变活动变得更容易让人理解呢？
后现代主义的取径，是希望把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在他们眼里，文史不分家，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里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因为两者都要借助于语言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历史学家通过史料来研究历史。事实上，他们在解读史料时，对史料都保持高度的尊敬。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尊重，胜于任何人。因为史料不仅是他们研究历史的门径，而且还十分珍贵，且往往残缺不全，如那断臂的维纳斯塑像，自发现以来一直受人膜拜、惹人遐想。
历史学家在实际工作时，经常会对史料的真伪持一种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用万分挑剔的眼光审查其真实性和有用性。这在中西史学的传统中都能见到。如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就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对中国的古书，用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做一个彻底的搜查，希望能去伪存真。这一运动的影响十分深远，以致直到最近，中国的史学界、考古界还有人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所以说，史学家在分析史实时，并没有因其珍贵而怯于提出自己的解释。我们所常说的搜集和整理史料，就证明史学家在史料面前并不是唯命是从，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史料作适当的安排。史学家对新的史料的开发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进展。
当今的历史研究与过去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差别。在20世纪开始不久，就已经没有多少人仍然像兰克那样，相信历史学家能“如实直书”、重构历史事实的全部了。后现代主义者比较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差别，用一种极端、激进的口气写出，让人无法轻易接受。然而，历史学的生存与否，并不在乎这几句批评。从史学史的发展来看，类似的批评常常出现，而史学照样发展，历史研究照样是社会、人文学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