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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傲慢与偏见》自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广泛热爱，并已出现了多个翻译版本，然而译界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究竟该采取异化策略还是归化策略一直存在争议。接受美学理论下，为使译文被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其“期待视野”成为译者翻译中考虑的一项重大因素。本文选取了备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孙致礼译文版本，从接受美学角度对其进行赏析，并得出结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考虑以下两个方面：在两种语言转换上可适当进行归化以符合译文读者语言使用习惯，便于读者接受；而在文化传递方面，对于原文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因素，应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尽量保留原作中所传达的文化因素，为读者营造适当的异域氛围，以拓宽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 接受理论 异化与归化
一、引言
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在其小说《傲慢与偏见》中通过犀利的观察及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包括男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与达西在内的四起姻缘，见微知著，展现了作者不凡的语言驾驭能力和艺术创作能力。这部经典著作在我国目前已出现多个版本，其中孙致礼的译本惟妙惟肖，忠实传神，颇受我国读者的喜爱。
针对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策略问题，译界人士争论不绝。在一部分人看来，译者进行翻译在于促进文化交流，故译者在進行翻译时应尽可能保留源语文本中所传达的文化思想，继而让译文读者能够了解并体验文本中所传达的异国文化，这一部分人被归为异化派。也有另一部分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首先考虑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译文应流畅通顺，易于理解，此为归化派。接受理论则认为，先前的文学阅读经验会在读者脑中形成特定的思维定势或先在结构，即所谓的“期待视野”，进而影响其后续阅读作品的理解与接受。因而，在翻译中，不可简单地采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应根据读者的知识水平及文化背景，处理好归化与异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尽量符合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要求，最终才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本文选取了在中国备受读者喜爱的孙致礼的译本进行赏析，以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巧妙处理异化与归化问题，使得译文为广大读者接受并喜爱。
二、理论基础
1.接受理论概述。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一种文艺理论。接受美学理论下，传统文学作品研究的焦点往往在作家身上，或是作品身上，却都忽视了文学作品与读者的联系。而接受美学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决定的。一部作品要想实现其艺术价值，不仅仅要依托作者的创作，同时也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来完成。因而，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就应尽量满足读者的期待，从而实现作品的价值。
2.接受理论与翻译。接受理论视阈下的译者作为原文读者的身份出现，其对原文的理解受到自身知识水平和文化背景的限制。与此同时，译者也存在另一重身份，即译文作者。作为译文作者，译者应充分意识到，译文读者对于译文并非被动地接受，读者在阅读译文的同时也在能动地进行再创造。译者创作译文的过程同时也是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过程。为使读者更好地接受译文，译者应尽量使译文文本符合其期待视野。因此，译者在翻译原作时，简单的归化或异化皆不可取。译者在考虑原文及作者的同时，更应根据读者的知识水平和文化背景，正确处理好异化与归化的关系，尽力达到译文读者的期待。
三、译例分析
孙致礼先生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在中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这正是孙先生关注读者接受情况，巧妙处理归化与异化关系所取得的成果。他曾提出，翻译中要坚持保存“洋味”与避免“洋腔”。他指出“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尽量发挥汉语的韧性和潜力，作出晓畅自然的传译，即使移植一些‘洋味’很浓的词语，也要做到通达自如，不露生硬拗口的痕迹”。反之，他认为那些“生硬拗口”的译文表达就是所谓的“洋腔”。事实上，孙先生所提出的保持“洋味”，避免“洋腔”也是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的考虑。避免“洋腔”方可符合读者期待视野，易于中国读者阅读、欣赏并接受；而保持“洋味”则能让读者更好地感受异域文化，拓宽期待视野，为之后的阅读打下基础。以下笔者就孙致礼先生所译《傲慢与偏见》进行赏析，观察其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保持“洋味”，避免“洋腔”，并为读者接受和欢迎。
1.语言转换。在小说《傲慢与偏见》第一章中有一段介绍贝内特先生和贝内特太太的文字。原文将贝内特先生描述为“a mixture of quick parts”，具有“sarcastic humor”“reserve and caprice”的特点。同时连续使用了“mean understanding”“little information”以及“uncertain temper”这一系列颇具贬义的名词词组尖锐地刻画了贝内特太太的形象。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描述将贝内特夫妇活生生地带到了读者面前。译文在语言转换上能否完美再现原文内容，满足读者的期待至关重要。孙致礼先生在翻译这一部分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运用了一连串四字格成语，将贝内特先生描绘成“乖觉诙谐”“不苟言笑”“变幻莫测”。同时将贝内特太太说成是“智力贫乏”的女人，不但“孤陋寡闻”，甚至还“喜怒无常”。译文通顺流畅，易于理解，语言风格及手笔与原作不相上下，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实现了原文的完美再现。
然而，在语言转换方面，该译本也难免有处理不当之处。英汉两种语言在使用习惯上存在较大区别。具体表现在英语语言使用中更注重逻辑性，较长的英文句子往往在主句上通过显性的衔接手段加上其他从属成分构成。在表示动作行为时，常常用名词、介词及其他成分。相反的，汉语则更偏爱较短的句式，常常连用多个动词或动词短语。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They attacked him in various ways with barefaced questions，ingenious suppositions and distant surmises.”在该句中，对于动词“attack”，小说作者通过一个介词“with”连接了三个名词“barefaced questions”“ingenious
关键词：《傲慢与偏见》 接受理论 异化与归化
一、引言
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在其小说《傲慢与偏见》中通过犀利的观察及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包括男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与达西在内的四起姻缘，见微知著，展现了作者不凡的语言驾驭能力和艺术创作能力。这部经典著作在我国目前已出现多个版本，其中孙致礼的译本惟妙惟肖，忠实传神，颇受我国读者的喜爱。
针对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策略问题，译界人士争论不绝。在一部分人看来，译者进行翻译在于促进文化交流，故译者在進行翻译时应尽可能保留源语文本中所传达的文化思想，继而让译文读者能够了解并体验文本中所传达的异国文化，这一部分人被归为异化派。也有另一部分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首先考虑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译文应流畅通顺，易于理解，此为归化派。接受理论则认为，先前的文学阅读经验会在读者脑中形成特定的思维定势或先在结构，即所谓的“期待视野”，进而影响其后续阅读作品的理解与接受。因而，在翻译中，不可简单地采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应根据读者的知识水平及文化背景，处理好归化与异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尽量符合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要求，最终才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本文选取了在中国备受读者喜爱的孙致礼的译本进行赏析，以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巧妙处理异化与归化问题，使得译文为广大读者接受并喜爱。
二、理论基础
1.接受理论概述。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一种文艺理论。接受美学理论下，传统文学作品研究的焦点往往在作家身上，或是作品身上，却都忽视了文学作品与读者的联系。而接受美学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决定的。一部作品要想实现其艺术价值，不仅仅要依托作者的创作，同时也必须经过读者的阅读来完成。因而，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就应尽量满足读者的期待，从而实现作品的价值。
2.接受理论与翻译。接受理论视阈下的译者作为原文读者的身份出现，其对原文的理解受到自身知识水平和文化背景的限制。与此同时，译者也存在另一重身份，即译文作者。作为译文作者，译者应充分意识到，译文读者对于译文并非被动地接受，读者在阅读译文的同时也在能动地进行再创造。译者创作译文的过程同时也是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过程。为使读者更好地接受译文，译者应尽量使译文文本符合其期待视野。因此，译者在翻译原作时，简单的归化或异化皆不可取。译者在考虑原文及作者的同时，更应根据读者的知识水平和文化背景，正确处理好异化与归化的关系，尽力达到译文读者的期待。
三、译例分析
孙致礼先生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在中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这正是孙先生关注读者接受情况，巧妙处理归化与异化关系所取得的成果。他曾提出，翻译中要坚持保存“洋味”与避免“洋腔”。他指出“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尽量发挥汉语的韧性和潜力，作出晓畅自然的传译，即使移植一些‘洋味’很浓的词语，也要做到通达自如，不露生硬拗口的痕迹”。反之，他认为那些“生硬拗口”的译文表达就是所谓的“洋腔”。事实上，孙先生所提出的保持“洋味”，避免“洋腔”也是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的考虑。避免“洋腔”方可符合读者期待视野，易于中国读者阅读、欣赏并接受；而保持“洋味”则能让读者更好地感受异域文化，拓宽期待视野，为之后的阅读打下基础。以下笔者就孙致礼先生所译《傲慢与偏见》进行赏析，观察其如何在翻译过程中保持“洋味”，避免“洋腔”，并为读者接受和欢迎。
1.语言转换。在小说《傲慢与偏见》第一章中有一段介绍贝内特先生和贝内特太太的文字。原文将贝内特先生描述为“a mixture of quick parts”，具有“sarcastic humor”“reserve and caprice”的特点。同时连续使用了“mean understanding”“little information”以及“uncertain temper”这一系列颇具贬义的名词词组尖锐地刻画了贝内特太太的形象。作者通过这一系列的描述将贝内特夫妇活生生地带到了读者面前。译文在语言转换上能否完美再现原文内容，满足读者的期待至关重要。孙致礼先生在翻译这一部分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运用了一连串四字格成语，将贝内特先生描绘成“乖觉诙谐”“不苟言笑”“变幻莫测”。同时将贝内特太太说成是“智力贫乏”的女人，不但“孤陋寡闻”，甚至还“喜怒无常”。译文通顺流畅，易于理解，语言风格及手笔与原作不相上下，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实现了原文的完美再现。
然而，在语言转换方面，该译本也难免有处理不当之处。英汉两种语言在使用习惯上存在较大区别。具体表现在英语语言使用中更注重逻辑性，较长的英文句子往往在主句上通过显性的衔接手段加上其他从属成分构成。在表示动作行为时，常常用名词、介词及其他成分。相反的，汉语则更偏爱较短的句式，常常连用多个动词或动词短语。小说中有这么一句话：“They attacked him in various ways with barefaced questions，ingenious suppositions and distant surmises.”在该句中，对于动词“attack”，小说作者通过一个介词“with”连接了三个名词“barefaced questions”“ingeni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