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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真的是袁世凯搞暗杀要除掉宋教仁，这倒显示了一种另类的进步，皇帝要杀个人，哪里需要暗杀
读历史，看现实，眼花缭乱，有时产生一种错觉，误把进步看做退步。原因是，那进步太另类，扑朔迷离，让人难辨雌雄。
以我的拙眼来看，民国初年有几种另类的进步，其中之一是暗杀。暗杀本为社会所恐惧和痛恨，称之为进步，岂非昏聩？不然，这些何以是一种进步，听我慢慢道来：
君记否民国初期有一起轰动全国的宋教仁遭暗杀的案件，案发在1913年3月20日，当夜，沪宁火车站，宋教仁拟搭车北上，与袁世凯大总统共商国是。送行者有黄兴、于右任和廖仲恺诸人，不料竟有刺客向宋教仁开枪，宋中弹受伤，黄兴等人在月台上急忙四顾却见并无军警，刺客乘乱逃匿，未能及时抓获。此案一经公布，舆论大哗。宋教仁在医院急救，由于枪弹涂有毒药，最终不治身亡。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协拿凶手，黄兴与陈其美也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悬赏万元，缉拿凶犯。
1913年3月23日，一位古董商前来英租界巡捕房，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破案线索，将案发前物色枪手的应夔丞揭露出来，由应夔丞这一线索，又顺藤摸瓜，抓获了凶手武士英。1913年3月25日下午,法捕房蓝总巡率人到应夔丞的宅邸进行搜查。搜出函文,暴露刺杀宋教仁的背后人物竟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内阁总理赵秉钧。
当时，暗杀手法之笨，令人咄咄称奇，应夔丞竟然向来他家兜卖古董的商人亮出照片，叫他将照片上的人暗杀,许以一千元报酬。案发后该商人看到报纸上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夔丞叫他去暗杀的人，因此案件得以在该古董商人揭发下告破，真似不费吹灰之力。
宋教仁遇刺身亡后，众人怀疑幕后的元凶是民国总统袁世凯，当时黄兴写的一副对联昭示了这一怀疑：“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她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宋教仁遇刺，虽然使中国民主政治的尝试遭受重大挫折，但在巨大的遗憾当中，也可看到相对于中华帝国所不可见的进步，当时的法界人士以气节相尚，侦办宋教仁案件颇显魄力，甚至向当时民国总理赵秉钧（据说也向大总统袁世凯）发出传票，老袁眼中的“小小法吏”竟敢如此太岁头上动土，显示了司法官的勇气与认真精神。
另外，欲循法制轨道解决这一政治谋杀案件，也是一大进步，因此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谓：如果当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沉住气，以司法解决宋教仁案件而不是起兵倒袁，也许不会开启日后连绵内战之大门矣。我国国运多舛，不停地内战并把这当做解决各种国家重大政治问题的方法，是肇祸之政治心理也。
迄今为止，并无结实证据，证据指向的是与宋教仁有直接利害冲突的赵秉钧。假如真的是袁世凯搞暗杀要除掉宋教仁，这倒显示了一种另类的进步，因为在百姓眼中，袁世凯仿佛不加冕的皇帝，过去的皇帝要杀个人，哪里需要暗杀，随便找个理由就杀之了事，便不找理由又如何，吾皇言出法随，如明代皇帝在朝廷用廷杖大法随便敲死个大臣，谁敢说个不字？敢于进谏的，也许一同敲死，白搭一条命。
现在到了民国了，皇帝没了，民国大总统取而代之，但皇帝随随便便把人杀了的伟大传统也随风而去，最高执政者要杀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便行暗杀，这意味着绝对权力的丧失，岂非进步？
当然，这种进步只是相对于帝制时代的一种进步，要论到真正的进步，是国家最高领袖都要受到权力制衡和法律限制，尚未实现宪政的政治，是不能让人们看到这样的进步的。
张建伟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读历史，看现实，眼花缭乱，有时产生一种错觉，误把进步看做退步。原因是，那进步太另类，扑朔迷离，让人难辨雌雄。
以我的拙眼来看，民国初年有几种另类的进步，其中之一是暗杀。暗杀本为社会所恐惧和痛恨，称之为进步，岂非昏聩？不然，这些何以是一种进步，听我慢慢道来：
君记否民国初期有一起轰动全国的宋教仁遭暗杀的案件，案发在1913年3月20日，当夜，沪宁火车站，宋教仁拟搭车北上，与袁世凯大总统共商国是。送行者有黄兴、于右任和廖仲恺诸人，不料竟有刺客向宋教仁开枪，宋中弹受伤，黄兴等人在月台上急忙四顾却见并无军警，刺客乘乱逃匿，未能及时抓获。此案一经公布，舆论大哗。宋教仁在医院急救，由于枪弹涂有毒药，最终不治身亡。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协拿凶手，黄兴与陈其美也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悬赏万元，缉拿凶犯。
1913年3月23日，一位古董商前来英租界巡捕房，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破案线索，将案发前物色枪手的应夔丞揭露出来，由应夔丞这一线索，又顺藤摸瓜，抓获了凶手武士英。1913年3月25日下午,法捕房蓝总巡率人到应夔丞的宅邸进行搜查。搜出函文,暴露刺杀宋教仁的背后人物竟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内阁总理赵秉钧。
当时，暗杀手法之笨，令人咄咄称奇，应夔丞竟然向来他家兜卖古董的商人亮出照片，叫他将照片上的人暗杀,许以一千元报酬。案发后该商人看到报纸上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夔丞叫他去暗杀的人，因此案件得以在该古董商人揭发下告破，真似不费吹灰之力。
宋教仁遇刺身亡后，众人怀疑幕后的元凶是民国总统袁世凯，当时黄兴写的一副对联昭示了这一怀疑：“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她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宋教仁遇刺，虽然使中国民主政治的尝试遭受重大挫折，但在巨大的遗憾当中，也可看到相对于中华帝国所不可见的进步，当时的法界人士以气节相尚，侦办宋教仁案件颇显魄力，甚至向当时民国总理赵秉钧（据说也向大总统袁世凯）发出传票，老袁眼中的“小小法吏”竟敢如此太岁头上动土，显示了司法官的勇气与认真精神。
另外，欲循法制轨道解决这一政治谋杀案件，也是一大进步，因此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谓：如果当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沉住气，以司法解决宋教仁案件而不是起兵倒袁，也许不会开启日后连绵内战之大门矣。我国国运多舛，不停地内战并把这当做解决各种国家重大政治问题的方法，是肇祸之政治心理也。
迄今为止，并无结实证据，证据指向的是与宋教仁有直接利害冲突的赵秉钧。假如真的是袁世凯搞暗杀要除掉宋教仁，这倒显示了一种另类的进步，因为在百姓眼中，袁世凯仿佛不加冕的皇帝，过去的皇帝要杀个人，哪里需要暗杀，随便找个理由就杀之了事，便不找理由又如何，吾皇言出法随，如明代皇帝在朝廷用廷杖大法随便敲死个大臣，谁敢说个不字？敢于进谏的，也许一同敲死，白搭一条命。
现在到了民国了，皇帝没了，民国大总统取而代之，但皇帝随随便便把人杀了的伟大传统也随风而去，最高执政者要杀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便行暗杀，这意味着绝对权力的丧失，岂非进步？
当然，这种进步只是相对于帝制时代的一种进步，要论到真正的进步，是国家最高领袖都要受到权力制衡和法律限制，尚未实现宪政的政治，是不能让人们看到这样的进步的。
张建伟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