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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1982年时曾说过一则有先见之明的现代寓言：
——“亚当和夏娃在被赶出天堂之前，不必工作即可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但被赶出天堂之后，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就被诅咒要从早辛苦到晚，始能勉强存活，而过去200年科技的进步，就等于是人类逐渐达到天堂富饶的水准。但人们却发现，纵然物质上富如天堂，但他们却没有工作，而失业就是没薪资，不能够买东西，这意味着人类最后的命运是：大家在天堂里挨饿!”
这则寓言早在约30年前，就已预见到今天全球最大的经济难题：那就是科技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模式改变，以及1980年代后新自由放任经济成为主流而国家调控角色日益减弱，已造成了贫富差距愈来愈扩大，失业问题则趋于严重。当令各种商品并不匮乏，但贫穷问题的严重，不正显示出“大家在天堂里挨饿”这种情况已日甚一日地在加快吗?这也就是所谓“富裕中的贫穷”!
当今贫穷问题日益严重，而且还被“贫穷问题个人化”这种意识形态合理化，许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都认为贫穷是那些人自己不努力所致，于是还有了贫穷歧视和更严重的“社会摒弃”(Social Exclusion)——穷人被赶出了经济、教育、政治及文化的所有体制之外。“社会摒弃”的概念1974年由法国学者勒努瓦(H.Lenoir)所首创。1999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有感于“社会摒弃”会影响到社会安定与图强，遂在内阁办公室特设“社会摒弃小组”，直接由首相负责。这是把贫穷问题的层次拉到了最高的特例。
贫穷问题的发生，涉及工作的机会和所得的分配。由于贫穷是体制所造成的，因此在找解答时，一定要有打破格局的创新思考。根据个人有限的知识，当代这方面的思考有三种很值得注意：
(一)在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内设法。当今西方相当盛行的所谓“社会企业家”属之，它多半由公益基金提供创始的经费，而后由社会企业家到贫穷地区寻找新的利益，以资本主义的营造方式，整合科技、创办企业、创造就业和市场而达到改善贫穷的目标。当今全球已有了许多成功的案例，这种“社会企业”虽然值得肯定和推广，但人们也知道想要借此来改善普遍的贫穷，其效果不能高估。
(二)在1980年代，法国社会思想家戈兹(Andre Gorz)率先对“工作”的概念提出了不同但也更彻底的思考，他认为，只把“工作”称为一种市场行为，这是严重的偏差，因此他主张应创造出许多“对社会有用的工作”，人们从事这种工作也会有认同感和荣誉感，并可得到来自社会整体的“社会收入”，这比什么福利救济都更有意义，当今的工作长期以来都只从市场这个角度来定义，它已造成了许多問题，“对社会有用的工作”诸如社会及社区照料，许多家务工作等，无论对自己和别人都极有意义，这也是一种新的所得资源。
(三)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对所得提出了新的想法，如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家巴瑞杰(Phillppe Van Pafiis)倡导每个人都应有“基本的收入”(Basic hlcome)，耶鲁大学教授艾克曼(Bruce Ackerman)及爱尔丝妥(Anne Alstot)倡导“人生本钱补助金”(Stakeholder Grants)。他们皆认为在富裕社会已不容许有人活在贫穷线下，因此国家应该征收财富税等，使每个人有最基本的收入，并给予每个人一定数量的“人生本钱”来弥补由于贫穷而造成的许多人输在人生起跑点上。例如穷人可以用这个“人生本钱补助金”去从事小本创业，或去念他原本不可能念得起的大学、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极严重，需要有个全盘性方案，而无论将来的方案如何，对所得分配问题的思考必须首先创新，而且要摆脱掉一切以市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中国如何面对贫穷及所得分配不均的问题，正考验着中国产官学的知识力及思考力!
——“亚当和夏娃在被赶出天堂之前，不必工作即可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但被赶出天堂之后，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就被诅咒要从早辛苦到晚，始能勉强存活，而过去200年科技的进步，就等于是人类逐渐达到天堂富饶的水准。但人们却发现，纵然物质上富如天堂，但他们却没有工作，而失业就是没薪资，不能够买东西，这意味着人类最后的命运是：大家在天堂里挨饿!”
这则寓言早在约30年前，就已预见到今天全球最大的经济难题：那就是科技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模式改变，以及1980年代后新自由放任经济成为主流而国家调控角色日益减弱，已造成了贫富差距愈来愈扩大，失业问题则趋于严重。当令各种商品并不匮乏，但贫穷问题的严重，不正显示出“大家在天堂里挨饿”这种情况已日甚一日地在加快吗?这也就是所谓“富裕中的贫穷”!
当今贫穷问题日益严重，而且还被“贫穷问题个人化”这种意识形态合理化，许多人，特别是经济学家都认为贫穷是那些人自己不努力所致，于是还有了贫穷歧视和更严重的“社会摒弃”(Social Exclusion)——穷人被赶出了经济、教育、政治及文化的所有体制之外。“社会摒弃”的概念1974年由法国学者勒努瓦(H.Lenoir)所首创。1999年英国首相布莱尔有感于“社会摒弃”会影响到社会安定与图强，遂在内阁办公室特设“社会摒弃小组”，直接由首相负责。这是把贫穷问题的层次拉到了最高的特例。
贫穷问题的发生，涉及工作的机会和所得的分配。由于贫穷是体制所造成的，因此在找解答时，一定要有打破格局的创新思考。根据个人有限的知识，当代这方面的思考有三种很值得注意：
(一)在既有的资本主义体系内设法。当今西方相当盛行的所谓“社会企业家”属之，它多半由公益基金提供创始的经费，而后由社会企业家到贫穷地区寻找新的利益，以资本主义的营造方式，整合科技、创办企业、创造就业和市场而达到改善贫穷的目标。当今全球已有了许多成功的案例，这种“社会企业”虽然值得肯定和推广，但人们也知道想要借此来改善普遍的贫穷，其效果不能高估。
(二)在1980年代，法国社会思想家戈兹(Andre Gorz)率先对“工作”的概念提出了不同但也更彻底的思考，他认为，只把“工作”称为一种市场行为，这是严重的偏差，因此他主张应创造出许多“对社会有用的工作”，人们从事这种工作也会有认同感和荣誉感，并可得到来自社会整体的“社会收入”，这比什么福利救济都更有意义，当今的工作长期以来都只从市场这个角度来定义，它已造成了许多問题，“对社会有用的工作”诸如社会及社区照料，许多家务工作等，无论对自己和别人都极有意义，这也是一种新的所得资源。
(三)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对所得提出了新的想法，如比利时鲁汶大学经济学家巴瑞杰(Phillppe Van Pafiis)倡导每个人都应有“基本的收入”(Basic hlcome)，耶鲁大学教授艾克曼(Bruce Ackerman)及爱尔丝妥(Anne Alstot)倡导“人生本钱补助金”(Stakeholder Grants)。他们皆认为在富裕社会已不容许有人活在贫穷线下，因此国家应该征收财富税等，使每个人有最基本的收入，并给予每个人一定数量的“人生本钱”来弥补由于贫穷而造成的许多人输在人生起跑点上。例如穷人可以用这个“人生本钱补助金”去从事小本创业，或去念他原本不可能念得起的大学、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极严重，需要有个全盘性方案，而无论将来的方案如何，对所得分配问题的思考必须首先创新，而且要摆脱掉一切以市场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中国如何面对贫穷及所得分配不均的问题，正考验着中国产官学的知识力及思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