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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今年是卢旺达大屠杀二十周年，在20年前的1994年，4月6日至6月的三个月时间里，非洲小国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地进行了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1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国总人口20%以上。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虽已经过去20年，但其浓重的血腥气犹在鼻边。我们不禁要问，这场得到了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支持的大屠杀，究竟为何会发生？
长期的部族矛盾
卢旺达部族矛盾由来已久。
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卢旺达的两大民族，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99%，其中胡图族人口占85%，图西族人口占14%。16世纪，图西族人在卢旺达建立了封建王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仅占人口10—15%的图西族占据统治地位，88%的政府官员都是图西族人，并拥有卢旺达的大部分土地。1959年，卢旺达南部的胡图族掀起反抗图西族的运动并掌握政权。1962年卢旺达宣布独立后，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冲突，战事持续不断。
在1994年的大屠杀之前30多年里，卢旺达已经发生过四次大规模部族流血冲突，最大的两次是在1959年与1963年。1959年7月穆塔拉三世在注射疫苗的过程中去世，被图西人视为胡图人操纵的谋杀。1959年11月，图西人发起了反抗，但被胡图族镇压。此次屠杀成千上万的图西人被杀，数万图西人逃亡。1959年的暴乱，使图西人失去了所有的政治优势，逐渐被胡图人边缘化。
1963年，图西族武装带着弓箭和自制火枪袭击了一个军事据点，时任总统卡伊班达借此开展了打击图西人的行动，虽然图西人的武装已经被摧毁，首都基加利的电台仍然宣称图西恐怖分子正在四处活动，号召人民进行自卫。在个别地区，被挑动起来的胡图人开始屠杀图西人。在某个村庄，一群无助的图西妇女、儿童，面对群情激愤的胡图人，竟然选择跳河而死。这一次暴乱，又导致至少一万图西人被杀。
1990年，由图西族难民组成的反政府集团“卢旺达爱过针线”从乌干达入侵至卢旺达北部，企图推翻由胡图族领导的政府。同时，在卢旺达内战交期间，非洲法语国家和法国支持胡图族，乌干达支持图西族，这又加剧了卢旺达国内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
在卢旺达境内，民族仇恨的宣传开始持续升温，自1990年起，占据政府核心、自称为“ 胡图人力量”的激进胡图人“精英”，将图西人妖魔化，诽谤他们是叛国者。甚至媒体也加入了宣传之中，一本杂志刊出了一篇名为《胡图人十戒》的文章，它将少数民族图西族称作“压迫者”，是“企图灭绝胡图人”的“蟑螂”。1992年，一位卢旺达学者发表演讲，是反图西宣传的最高潮。演讲的结束语，是号召胡图人认清那些如果你不杀死他，他就要杀死你的人。
矛盾终于在1994年的5月6日一触即发。这一天，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两位总统同时罹难。该事件立即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
2014年2月28日，卢旺达驻华大使馆举行纪念卢旺达大屠杀20年纪念活动，卢旺达驻华大使恩加兰贝向在座的来宾讲述了发生在20年前的悲剧。“他们的尸体无法得到安葬，被扔进洞穴和厕所里。当时的罪恶计划制定之后，所有的图西人无论年龄、性别、社会地位都成为杀害的目标，甚至那些孕妇腹中还未出生的胎儿都未逃过此劫。政府领导杀害自己的辖区百姓、宗教领袖杀害或者纵容杀害自己忠诚信徒、医生杀害病人、老师杀害学生、祖父杀害孙儿或者孙儿杀害祖父、叔叔阿姨杀害侄子侄女。这一罄竹难书的罪行只有一个目的：根除所有图西人和反对这一罪恶计划的人。”
卢旺达大屠杀影响了无数人，大屠杀使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大批丧生，许多妇女成为了寡妇，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4岁以下的儿童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40%。大屠杀产生了一个专门的称呼，“战争之孕”——约25万名图西族妇女被胡图军人强奸，根据受害人组织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大约有1万名孩子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当这些孩子长大后，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自己沉痛的出生历史。
反应迟钝的国际社会
外部社会的冷漠眼睁睁地把卢旺达推向了屠杀场。早在早在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加拿大籍的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将军就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报告，但答复是拒绝，因为超越了有关决议授予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权限。
1994年4月7日，卢旺达图西族总理乌维吉利伊马纳在前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避难途中被胡图族军人打死，奉命护送的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也遭杀害。比利时朝野震惊，遂决定撤回全部在卢部队并带走了所有武器。比军是当时驻卢旺达维和部队中装备最好的，它的撤出不仅使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陷入困境，而且助长了胡图族民兵的气焰。
联合国曾试图采取行动，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和其它原因始终没能实现。面对迅速蔓延的屠杀，当时的秘书长加利致信安理会，称除非向卢旺达增派维和部队，否则联合国将无法在那里履行职责。然而，几个月前曾在索马里遭受重挫的美国态度消极，其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说，在许多问题尚未弄清之前就向卢旺达增兵是“愚蠢的想法”。
而据解密的一份美国政府秘密文件披露，在大屠杀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情报部门就向克林顿总统提供了一份报告，详细论述了卢旺达胡图族希望对图西族进行种族灭绝的政策。但是，克林顿政府认为，卢旺达这个非洲小国地理位置偏僻，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美军在索马里遭遇的惨败让美国政府心有余悸，他们再也不敢把美军士兵送到卢旺达这个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去冒险。于是，为了美国的自身利益，克林顿决定对此事采取不作为态度。
“国际社会事先得到了情报，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悲剧的发生，当时的政府开始实施这一罪恶计划之后，联合国没有调整任务保护处于危险之中的图西同胞，而是立刻撤走了驻卢旺达的维和部队。这相当于给刽子手开了一张空白支票，任由他们推行邪恶计划”，现任卢旺达驻华大使恩加兰贝在纪念纪念活动中说。 20年反思
这对于联合国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为了反思过去、警示未来，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在今年2月7日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纪念活动中，秘书长潘基文反思了联合国曾经的“不作为”，他说，20年来，联合国逐步改善针对大规模暴行的反应机制，成立“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并通过“不同文明联盟”促进宽容与相互理解，利用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庭来加强罪行问责。
卢旺达也在反思。在大屠杀发生之后，卢旺达对大屠杀参与者进行追捕和审判。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除了对一些大屠杀的组织者、头目、极端杀人犯以及强奸犯等一级主犯进行审理外，对参与大屠杀的一般嫌犯也进行了审判，共有140人被判处死刑，仅1998年5月，就公开执行了22例。由于大屠杀本身是一次复杂的、有太多人参与的群众性犯罪，而卢旺达司法体系又遭到严重破坏，合格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也极其有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卢旺达政府转向利用传统方式解决大屠杀审判，一种卢旺达自称为革命性的司法形式盖卡卡（Gacaca）法庭被作为一种补救的措施设计出来。盖卡卡企图通过忏悔和道歉以获得民族和解，在一个限定期限前坦白和服罪的人将可以获得减刑，此举无疑能促使原本不共戴天的双方放下仇恨，促进民族融合。
卢旺达大屠杀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惨烈而又深刻的教训，阻止种族灭绝发生应是各个国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首先，应把扼杀种族大屠杀于萌芽状态。卢旺达种族屠杀似乎爆发于一夜之间，但事实上早已酝酿了长达数十年之久。在20多年的时间里，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一直对图西族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其二，要密切关注危机地区的媒体动向。在大屠杀前的三年里，许多报纸都把图西族人等同为国家的敌人，大力加以鞭挞，煽起胡图族人的恐惧和仇恨。一家受到党政军多名要人支持的私人广播电台，在大屠杀前9个月，带着更深的恶意宣传同样的信息，甚至公开宣布要被消灭的人的名单，包括总理。
其三，谨防周边地区负面榜样的传染。1993年至末1994年初，在卢旺达邻国布隆迪，数万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被杀，这是个与卢旺达人口结构相似的国家。这些屠杀被卢旺达鼓动家们阴险地利用了，加剧了国内紧张气氛。其四，动用包括武力干预在内的一切有效手段。对具有发生宗族屠杀危险的国家，应建立准确的情报系统，及时掌握该国发生的一切。对发动种族屠杀的政府，在道义上应予以强烈的谴责，以表明国际社会的政治意志和决心；在行动上则取消一切国际援助，实行武器禁运，并事先准备好当事态进一步恶化时进行武力干预。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虽已经过去20年，但其浓重的血腥气犹在鼻边。我们不禁要问，这场得到了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支持的大屠杀，究竟为何会发生？
长期的部族矛盾
卢旺达部族矛盾由来已久。
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卢旺达的两大民族，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99%，其中胡图族人口占85%，图西族人口占14%。16世纪，图西族人在卢旺达建立了封建王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仅占人口10—15%的图西族占据统治地位，88%的政府官员都是图西族人，并拥有卢旺达的大部分土地。1959年，卢旺达南部的胡图族掀起反抗图西族的运动并掌握政权。1962年卢旺达宣布独立后，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冲突，战事持续不断。
在1994年的大屠杀之前30多年里，卢旺达已经发生过四次大规模部族流血冲突，最大的两次是在1959年与1963年。1959年7月穆塔拉三世在注射疫苗的过程中去世，被图西人视为胡图人操纵的谋杀。1959年11月，图西人发起了反抗，但被胡图族镇压。此次屠杀成千上万的图西人被杀，数万图西人逃亡。1959年的暴乱，使图西人失去了所有的政治优势，逐渐被胡图人边缘化。
1963年，图西族武装带着弓箭和自制火枪袭击了一个军事据点，时任总统卡伊班达借此开展了打击图西人的行动，虽然图西人的武装已经被摧毁，首都基加利的电台仍然宣称图西恐怖分子正在四处活动，号召人民进行自卫。在个别地区，被挑动起来的胡图人开始屠杀图西人。在某个村庄，一群无助的图西妇女、儿童，面对群情激愤的胡图人，竟然选择跳河而死。这一次暴乱，又导致至少一万图西人被杀。
1990年，由图西族难民组成的反政府集团“卢旺达爱过针线”从乌干达入侵至卢旺达北部，企图推翻由胡图族领导的政府。同时，在卢旺达内战交期间，非洲法语国家和法国支持胡图族，乌干达支持图西族，这又加剧了卢旺达国内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
在卢旺达境内，民族仇恨的宣传开始持续升温，自1990年起，占据政府核心、自称为“ 胡图人力量”的激进胡图人“精英”，将图西人妖魔化，诽谤他们是叛国者。甚至媒体也加入了宣传之中，一本杂志刊出了一篇名为《胡图人十戒》的文章，它将少数民族图西族称作“压迫者”，是“企图灭绝胡图人”的“蟑螂”。1992年，一位卢旺达学者发表演讲，是反图西宣传的最高潮。演讲的结束语，是号召胡图人认清那些如果你不杀死他，他就要杀死你的人。
矛盾终于在1994年的5月6日一触即发。这一天，载着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附近被击落，两位总统同时罹难。该事件立即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
2014年2月28日，卢旺达驻华大使馆举行纪念卢旺达大屠杀20年纪念活动，卢旺达驻华大使恩加兰贝向在座的来宾讲述了发生在20年前的悲剧。“他们的尸体无法得到安葬，被扔进洞穴和厕所里。当时的罪恶计划制定之后，所有的图西人无论年龄、性别、社会地位都成为杀害的目标，甚至那些孕妇腹中还未出生的胎儿都未逃过此劫。政府领导杀害自己的辖区百姓、宗教领袖杀害或者纵容杀害自己忠诚信徒、医生杀害病人、老师杀害学生、祖父杀害孙儿或者孙儿杀害祖父、叔叔阿姨杀害侄子侄女。这一罄竹难书的罪行只有一个目的：根除所有图西人和反对这一罪恶计划的人。”
卢旺达大屠杀影响了无数人，大屠杀使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大批丧生，许多妇女成为了寡妇，国家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4岁以下的儿童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40%。大屠杀产生了一个专门的称呼，“战争之孕”——约25万名图西族妇女被胡图军人强奸，根据受害人组织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大约有1万名孩子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当这些孩子长大后，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自己沉痛的出生历史。
反应迟钝的国际社会
外部社会的冷漠眼睁睁地把卢旺达推向了屠杀场。早在早在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加拿大籍的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司令达莱尔将军就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报告，但答复是拒绝，因为超越了有关决议授予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权限。
1994年4月7日，卢旺达图西族总理乌维吉利伊马纳在前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避难途中被胡图族军人打死，奉命护送的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也遭杀害。比利时朝野震惊，遂决定撤回全部在卢部队并带走了所有武器。比军是当时驻卢旺达维和部队中装备最好的，它的撤出不仅使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陷入困境，而且助长了胡图族民兵的气焰。
联合国曾试图采取行动，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和其它原因始终没能实现。面对迅速蔓延的屠杀，当时的秘书长加利致信安理会，称除非向卢旺达增派维和部队，否则联合国将无法在那里履行职责。然而，几个月前曾在索马里遭受重挫的美国态度消极，其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说，在许多问题尚未弄清之前就向卢旺达增兵是“愚蠢的想法”。
而据解密的一份美国政府秘密文件披露，在大屠杀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情报部门就向克林顿总统提供了一份报告，详细论述了卢旺达胡图族希望对图西族进行种族灭绝的政策。但是，克林顿政府认为，卢旺达这个非洲小国地理位置偏僻，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美军在索马里遭遇的惨败让美国政府心有余悸，他们再也不敢把美军士兵送到卢旺达这个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去冒险。于是，为了美国的自身利益，克林顿决定对此事采取不作为态度。
“国际社会事先得到了情报，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悲剧的发生，当时的政府开始实施这一罪恶计划之后，联合国没有调整任务保护处于危险之中的图西同胞，而是立刻撤走了驻卢旺达的维和部队。这相当于给刽子手开了一张空白支票，任由他们推行邪恶计划”，现任卢旺达驻华大使恩加兰贝在纪念纪念活动中说。 20年反思
这对于联合国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为了反思过去、警示未来，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在今年2月7日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纪念活动中，秘书长潘基文反思了联合国曾经的“不作为”，他说，20年来，联合国逐步改善针对大规模暴行的反应机制，成立“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并通过“不同文明联盟”促进宽容与相互理解，利用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庭来加强罪行问责。
卢旺达也在反思。在大屠杀发生之后，卢旺达对大屠杀参与者进行追捕和审判。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除了对一些大屠杀的组织者、头目、极端杀人犯以及强奸犯等一级主犯进行审理外，对参与大屠杀的一般嫌犯也进行了审判，共有140人被判处死刑，仅1998年5月，就公开执行了22例。由于大屠杀本身是一次复杂的、有太多人参与的群众性犯罪，而卢旺达司法体系又遭到严重破坏，合格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也极其有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卢旺达政府转向利用传统方式解决大屠杀审判，一种卢旺达自称为革命性的司法形式盖卡卡（Gacaca）法庭被作为一种补救的措施设计出来。盖卡卡企图通过忏悔和道歉以获得民族和解，在一个限定期限前坦白和服罪的人将可以获得减刑，此举无疑能促使原本不共戴天的双方放下仇恨，促进民族融合。
卢旺达大屠杀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惨烈而又深刻的教训，阻止种族灭绝发生应是各个国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首先，应把扼杀种族大屠杀于萌芽状态。卢旺达种族屠杀似乎爆发于一夜之间，但事实上早已酝酿了长达数十年之久。在20多年的时间里，哈比亚利马纳政府一直对图西族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其二，要密切关注危机地区的媒体动向。在大屠杀前的三年里，许多报纸都把图西族人等同为国家的敌人，大力加以鞭挞，煽起胡图族人的恐惧和仇恨。一家受到党政军多名要人支持的私人广播电台，在大屠杀前9个月，带着更深的恶意宣传同样的信息，甚至公开宣布要被消灭的人的名单，包括总理。
其三，谨防周边地区负面榜样的传染。1993年至末1994年初，在卢旺达邻国布隆迪，数万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被杀，这是个与卢旺达人口结构相似的国家。这些屠杀被卢旺达鼓动家们阴险地利用了，加剧了国内紧张气氛。其四，动用包括武力干预在内的一切有效手段。对具有发生宗族屠杀危险的国家，应建立准确的情报系统，及时掌握该国发生的一切。对发动种族屠杀的政府，在道义上应予以强烈的谴责，以表明国际社会的政治意志和决心；在行动上则取消一切国际援助，实行武器禁运，并事先准备好当事态进一步恶化时进行武力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