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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工企业的一位老新闻宣传工作者，在纪念建党100周年之际，我又想起那些情系三线厂的共产党员们。
当时，在我们国营红山机械厂有位青年共产党员。他姓赵，大伙习惯地叫他“顺子”。1970年从北京军区转业时，赵顺子完全可以留在首都工作，可他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毅然来到这个地处中条山深处的军工厂，参加了肩挑人扛、风餐露宿的三线厂建设。记得在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光着膀子，正在山根底搬起大石头砌护河大坝。我问累得满头大汗的赵顺子：“你为啥首都不留，非要来这个大山沟里吃苦？”他像回答首长似的，立即给我打个立正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第二次采访赵顺子的时候，是1974年的夏天，那一夜山洪暴发，冲垮通往厂区的临时桥。次日一早，赵顺子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山洪里架桥，面对猛如虎的山洪，奋战在激流中的他不顾生死，为的就是让被困的职工早日安全脱困。上岸后，我问赵顺子：“你为什么争着第一个跳入山洪里？”他回答：“因为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那你讲的责任包含的是些什么呢？”我又问。“当然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啦！”趙顺子自豪地答。
我有幸第三次采访赵顺子时，已经是1978年的秋天。当时，为了早日完成填补我国国防建设空白的军品研制任务，他在车间连续奋战三天三夜，直到研制的国产军车成功下线后，他和工友们才原地休息。我问就着炖土豆，吃着玉米面窝头的赵顺子苦不苦时，他笑着对我说：“不苦。”我又问他：“为啥不苦？”赵顺子笑着边吃窝头边对我说：“因为吃苦最光荣。”
我们的老厂长杜芸田积极响应党的召唤，举家从内蒙古包头市来到我们厂里，开始最艰苦的第二次创业。转眼到1973年，依照政策，作为独生子女，杜芸田完全可以调回居住在河北邯郸市的父母身边，照顾两位老人。可是面对工厂的筹建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杜芸田做通了父母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厂建设中。
在北京的岳父身边无人照顾，按照政策有一个子女可以申请调进北京照顾老人。妻子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杜芸田。可我国首台坦克架桥车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作为研制组里最年轻的技术骨干，他怎能在这个关键时刻退出呢？思来想去，杜芸田对爱人说：“还是等下次吧。”一贯支持丈夫的妻子，含着眼泪说：“我听你的。”于是他们毅然放弃了调进北京的机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制生产当中。
在我的采访本里，还记录着两个老党员的故事。一个叫王国宝，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数学老师，另一个人叫李发政，是清华大学的数学老师，就是这两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共产党员，于1972年积极响应党的召唤，告别了自己的母校，成为我们厂子弟学校的数学老师。有如此名牌大学的老师来教自己的孩子，在科研生产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的干劲就更大了，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了。
王老师和李老师一边兢兢业业地在厂子弟学校教学，另一边又兼任“七二一职工大学”的老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两位老师工作的劲头就更大了。他们白天把全部精力注入由他俩负责高考冲刺班，到了晚上，他们又站在职工夜校的讲台上讲课。正是在两位老师工作下，在厂子弟学校和职工夜校学习的学生中，有不少优秀学生考上了大学。
为了保证军工科研生产后继有人，两位老师在培养参加高考的学生中，随时鼓励这些职工子弟，要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去报考理工大学，等毕业后回到父辈的身边，把青春和热血献给自己所爱的这片热土。因此，不少工厂子弟学成后，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毅然决然地谢绝了条件优厚、环境诱人私企招聘，回到了自己出生的三线厂里，继承上代人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已成为军工生产的希望之星。
在我身边每名老党员，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这种心系群众、敢于担当、能办实事的朴素形象，人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种特有的辨识度源于情怀、源于使命、源于热心、源于奉献，最能体现的丹心一片的党员形象。
当时，在我们国营红山机械厂有位青年共产党员。他姓赵，大伙习惯地叫他“顺子”。1970年从北京军区转业时，赵顺子完全可以留在首都工作，可他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毅然来到这个地处中条山深处的军工厂，参加了肩挑人扛、风餐露宿的三线厂建设。记得在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光着膀子，正在山根底搬起大石头砌护河大坝。我问累得满头大汗的赵顺子：“你为啥首都不留，非要来这个大山沟里吃苦？”他像回答首长似的，立即给我打个立正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第二次采访赵顺子的时候，是1974年的夏天，那一夜山洪暴发，冲垮通往厂区的临时桥。次日一早，赵顺子第一个跳进齐腰深的山洪里架桥，面对猛如虎的山洪，奋战在激流中的他不顾生死，为的就是让被困的职工早日安全脱困。上岸后，我问赵顺子：“你为什么争着第一个跳入山洪里？”他回答：“因为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那你讲的责任包含的是些什么呢？”我又问。“当然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啦！”趙顺子自豪地答。
我有幸第三次采访赵顺子时，已经是1978年的秋天。当时，为了早日完成填补我国国防建设空白的军品研制任务，他在车间连续奋战三天三夜，直到研制的国产军车成功下线后，他和工友们才原地休息。我问就着炖土豆，吃着玉米面窝头的赵顺子苦不苦时，他笑着对我说：“不苦。”我又问他：“为啥不苦？”赵顺子笑着边吃窝头边对我说：“因为吃苦最光荣。”
我们的老厂长杜芸田积极响应党的召唤，举家从内蒙古包头市来到我们厂里，开始最艰苦的第二次创业。转眼到1973年，依照政策，作为独生子女，杜芸田完全可以调回居住在河北邯郸市的父母身边，照顾两位老人。可是面对工厂的筹建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杜芸田做通了父母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厂建设中。
在北京的岳父身边无人照顾，按照政策有一个子女可以申请调进北京照顾老人。妻子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杜芸田。可我国首台坦克架桥车的研制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作为研制组里最年轻的技术骨干，他怎能在这个关键时刻退出呢？思来想去，杜芸田对爱人说：“还是等下次吧。”一贯支持丈夫的妻子，含着眼泪说：“我听你的。”于是他们毅然放弃了调进北京的机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制生产当中。
在我的采访本里，还记录着两个老党员的故事。一个叫王国宝，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数学老师，另一个人叫李发政，是清华大学的数学老师，就是这两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共产党员，于1972年积极响应党的召唤，告别了自己的母校，成为我们厂子弟学校的数学老师。有如此名牌大学的老师来教自己的孩子，在科研生产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的干劲就更大了，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了。
王老师和李老师一边兢兢业业地在厂子弟学校教学，另一边又兼任“七二一职工大学”的老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两位老师工作的劲头就更大了。他们白天把全部精力注入由他俩负责高考冲刺班，到了晚上，他们又站在职工夜校的讲台上讲课。正是在两位老师工作下，在厂子弟学校和职工夜校学习的学生中，有不少优秀学生考上了大学。
为了保证军工科研生产后继有人，两位老师在培养参加高考的学生中，随时鼓励这些职工子弟，要继承父辈的光荣传统去报考理工大学，等毕业后回到父辈的身边，把青春和热血献给自己所爱的这片热土。因此，不少工厂子弟学成后，像他们的老师一样，毅然决然地谢绝了条件优厚、环境诱人私企招聘，回到了自己出生的三线厂里，继承上代人还没有完成的事业，已成为军工生产的希望之星。
在我身边每名老党员，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这种心系群众、敢于担当、能办实事的朴素形象，人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种特有的辨识度源于情怀、源于使命、源于热心、源于奉献，最能体现的丹心一片的党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