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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目前全国平均20％-30％的涨薪幅度尽管绝对值不算大，但长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增支。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工人的工资更是企业最大的成本。有媒体做过测算，以富士康加薪为例，其每月成本将增加4.2亿元(约合6200万美元)，而其去年下半年的净利润也不过才3962万美元。
据悉，面对汹涌的涨薪潮，珠三角一些企业已准备把工厂迁到内陆城市甚至海外，以降低成本。香港工业总会在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约8万家港企中的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而部分实力不足的企业则可能因无力搬厂而关停。
沉重的税负痛苦指数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近日表示，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比较低，是由于这些劳动密集型、充分竞争的行业，利润比较薄，税负比较重造成的。
据相关媒体报道，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税负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已高达6.83％，较上年提高37％，并创下近十年来的新高。不仅上市公司，其他企业的税负也是居高不下，特别是中小企业，税负和费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内地紧随法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而税负过重，无疑会压抑企业的创造性，加重个人负担，影响大众分配财富的比例，使民众分享总财富的比例过低，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过少，造成消费能力不强，内需不足。
“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是《福布斯》从1997年开始的一项年度调查。《福布斯》从各国诸多的税种中选择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6个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社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或销售税的最高法定“边际税率”(累进税率表中最高税率)直接相加，得出“痛苦指数”。
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个人所得税为45％、财产税为0％、雇主社会保险为49％、雇员社会保险为23％、增值税或销售税为17％，六个数字相加得到“159”。其中，每个税种也都有一定的计算方法。如雇主社会保险就包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而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近期研究发现，中国的社會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社会保险被称为第二财政，虽然被用于民众养老、失业、医疗等需求，但仍然具有税收性质。过高的社保缴纳比例，无疑会给民众和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再加上国内已经很沉重的财政税收，税负痛苦指数节节攀升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媒体报道，中国社保资金缺口至少10万亿元。这自然就要求企业和个人缴纳比例较高的社保。但白重恩指出，过高的社保缴费费率，不但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挤压了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有鉴于此，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魏杰建议，政府应提出“十二五”期间加大国企分红用于充实社会保障的比例，以降低居民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同时， “国企的利润应该有相当大的部分给社保基金。”
根据国资委的报告，2007年～2008年两年间，财政部共计收取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国企分红)共584亿元，而大部分却投向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流动性困难或受到自然灾害打击的一些国企，或者作为新设国企的资本金，所余仅有12亿元。才造成“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就只能靠居民、企业了。”
而在中国的部分落后地区，正规的税收可能还不是企业最主要的负担，地方政府为了应付捉襟见肘的财政往往采取“税不够，费来凑”的变通办法。据保守估计，中国预算外收入占预算内收入的70％-80％，并且经济越落后的地区预算外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越高。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财政收入大约90％来源于税收。
中国税负孰高孰低
据统计，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6847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63104亿元，非税收人为5373亿元。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财政收入还应该将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彩票发行等方面的收入也计算在内。由此他估算，除了6.8万多亿元预算内收入，2009年社保收入参照2008年的1.3万亿元，收费和罚没收入大约1.5万亿元。仅这几项政府收入就近10万亿元。
如此下来，中国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将近30％。这个比例低于丹麦、奥地利等欧洲高福利国家的水平，但高于日本和美国。据国税总局的数据，2005年美国、日本包含社保在内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5.5％和26.4％。
此外，中国实行的是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为代表的间接税为主(占总税收的60％以上)，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为辅(所占比例不到40％)的税收制度。而收入并不很高的工薪阶层则是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承担者。
尽管间接税一般包含在商品的价格里面，先由企业等经营者缴纳，但最终作为价格还是由消费者承担。而且，中国的间接税还是累退性的。所谓税收的累退性，是指收入或资产越高，则纳税额在总收入或财产中的比例反而越低。
以商品税为例。在中国，生活必需品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需要纳税，储蓄和投资则是不纳税的。如此一来，富人的收入，大多用于储蓄或投资，只有较小一部分用于购买生活用品，因而，付出的税额在总收入或总财产中占的比例是较低的；而对于穷人来说，则将会拿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靠借贷(比如按揭买房)来购买生活必需品，而这些生活必需品中的税额，占其总收入的份额将会非常高。
商品税的累退性，使穷人的税负偏高，在抬升了商品价格的同时，也直接抑制了中低收入者满足生活需要的消费活动。而在国外，大都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实行的是纳税累进性——收入或财产越多，则纳税的比例越高。穷人收入少，所得税缴纳得少，甚至免税；而富人收入越多则纳税越多。生活必需品等商品则是免税或低税的。
按照去年10月份的数据，中国财政收入6844.93亿元，全国(13亿多人口)人均缴税526.5元；今年4月1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刚上调最低工资水平至1120元计算，穷人税负在50％以上。
此外，中国的纳税成本还屡创新高。按照《中国税务报》的数据，中国征税成本已从1993年的3.12％上升到目前的5％-6％。而美国的征税 成本仅为0.58％，新加坡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
不仅如此，隐性税负更加重了纳税企业的负担。在中国，除需要缴纳多达47个税种，以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比周边国家高得多外，还有一些纳税的隐性成本。比如，纳税企业必须得买税务机关一套软件系统，计算机、软件、打印机、扫描仪等配置。
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制”，往往更是一个共享税种，由两个税务局同时收，也导致纳税企业隐性税负增加。而在国外，有些国家也有联邦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但都是泾渭分明的，效率比较高，比如美国有些地方政府不成立税务局，就委托联邦税务局收税。
随着“税负痛苦指数”的升高，急于开拓中国庞大市场的外资企业甚至许多的内资企业只得通过在一些有“避税天堂”之称的低税负的国家或者地区建立公司，再与中国企业进行商业、财务运作，以实现减少税负的目的。粗略统计了一下2004年在华投资前10位的国家或地区(投资额占到了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80％以上)，竟然大都是“避税天堂”国家或者地区，造成了税收的大量流失。
税制改革患寡更患不均
近日，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題为《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文章中指出，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中国内地已经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了目前0.48，远远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如果突破了这个‘红线’，会加剧社会矛盾，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虽然国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美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也在0.4这一警戒线以上，但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美国整个财政支出的50％左右(中国约为10％)，因此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能起到积极作用。”李迅雷说。
李迅雷认为，要缩小贫富差距，当前比较有效的途径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制改革。他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据统计，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83年的56.5％下降到如今的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但中国的工薪阶层却担当起了中国的“纳税大户”——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额的比重在65％左右。而在美国，年收入11.3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占美国纳税人的10％，所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的71.22％。
在一些大企业，高管与职工的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引发了强烈不满。南海本田事件、富士康事件以及前些时候通化钢铁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样的问题还在中国工薪阶层内部蔓延。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吴晓灵透露，全国人大财经委经过调研后，认为应通过对充分竞争行业的企业降低税负，让出空间，促进这些企业提高劳动力价格。据报道，这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化税为薪”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一思路包括给提高职工工资的困难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促进员工工资的正常增长。
据悉，面对汹涌的涨薪潮，珠三角一些企业已准备把工厂迁到内陆城市甚至海外，以降低成本。香港工业总会在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约8万家港企中的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更有63％以上的企业准备迁离广东。而部分实力不足的企业则可能因无力搬厂而关停。
沉重的税负痛苦指数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近日表示，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比较低，是由于这些劳动密集型、充分竞争的行业，利润比较薄，税负比较重造成的。
据相关媒体报道，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税负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已高达6.83％，较上年提高37％，并创下近十年来的新高。不仅上市公司，其他企业的税负也是居高不下，特别是中小企业，税负和费负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内地紧随法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而税负过重，无疑会压抑企业的创造性，加重个人负担，影响大众分配财富的比例，使民众分享总财富的比例过低，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过少，造成消费能力不强，内需不足。
“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是《福布斯》从1997年开始的一项年度调查。《福布斯》从各国诸多的税种中选择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6个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社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或销售税的最高法定“边际税率”(累进税率表中最高税率)直接相加，得出“痛苦指数”。
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个人所得税为45％、财产税为0％、雇主社会保险为49％、雇员社会保险为23％、增值税或销售税为17％，六个数字相加得到“159”。其中，每个税种也都有一定的计算方法。如雇主社会保险就包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而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近期研究发现，中国的社會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社会保险被称为第二财政，虽然被用于民众养老、失业、医疗等需求，但仍然具有税收性质。过高的社保缴纳比例，无疑会给民众和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再加上国内已经很沉重的财政税收，税负痛苦指数节节攀升也就不难理解了。
据媒体报道，中国社保资金缺口至少10万亿元。这自然就要求企业和个人缴纳比例较高的社保。但白重恩指出，过高的社保缴费费率，不但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挤压了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有鉴于此，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魏杰建议，政府应提出“十二五”期间加大国企分红用于充实社会保障的比例，以降低居民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同时， “国企的利润应该有相当大的部分给社保基金。”
根据国资委的报告，2007年～2008年两年间，财政部共计收取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国企分红)共584亿元，而大部分却投向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流动性困难或受到自然灾害打击的一些国企，或者作为新设国企的资本金，所余仅有12亿元。才造成“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就只能靠居民、企业了。”
而在中国的部分落后地区，正规的税收可能还不是企业最主要的负担，地方政府为了应付捉襟见肘的财政往往采取“税不够，费来凑”的变通办法。据保守估计，中国预算外收入占预算内收入的70％-80％，并且经济越落后的地区预算外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越高。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财政收入大约90％来源于税收。
中国税负孰高孰低
据统计，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6847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63104亿元，非税收人为5373亿元。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财政收入还应该将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彩票发行等方面的收入也计算在内。由此他估算，除了6.8万多亿元预算内收入，2009年社保收入参照2008年的1.3万亿元，收费和罚没收入大约1.5万亿元。仅这几项政府收入就近10万亿元。
如此下来，中国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将近30％。这个比例低于丹麦、奥地利等欧洲高福利国家的水平，但高于日本和美国。据国税总局的数据，2005年美国、日本包含社保在内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5.5％和26.4％。
此外，中国实行的是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为代表的间接税为主(占总税收的60％以上)，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为辅(所占比例不到40％)的税收制度。而收入并不很高的工薪阶层则是国家税收的最主要承担者。
尽管间接税一般包含在商品的价格里面，先由企业等经营者缴纳，但最终作为价格还是由消费者承担。而且，中国的间接税还是累退性的。所谓税收的累退性，是指收入或资产越高，则纳税额在总收入或财产中的比例反而越低。
以商品税为例。在中国，生活必需品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需要纳税，储蓄和投资则是不纳税的。如此一来，富人的收入，大多用于储蓄或投资，只有较小一部分用于购买生活用品，因而，付出的税额在总收入或总财产中占的比例是较低的；而对于穷人来说，则将会拿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靠借贷(比如按揭买房)来购买生活必需品，而这些生活必需品中的税额，占其总收入的份额将会非常高。
商品税的累退性，使穷人的税负偏高，在抬升了商品价格的同时，也直接抑制了中低收入者满足生活需要的消费活动。而在国外，大都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实行的是纳税累进性——收入或财产越多，则纳税的比例越高。穷人收入少，所得税缴纳得少，甚至免税；而富人收入越多则纳税越多。生活必需品等商品则是免税或低税的。
按照去年10月份的数据，中国财政收入6844.93亿元，全国(13亿多人口)人均缴税526.5元；今年4月1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刚上调最低工资水平至1120元计算，穷人税负在50％以上。
此外，中国的纳税成本还屡创新高。按照《中国税务报》的数据，中国征税成本已从1993年的3.12％上升到目前的5％-6％。而美国的征税 成本仅为0.58％，新加坡为0.95％，澳大利亚为1.07％，日本为1.13％，英国为1.76％。
不仅如此，隐性税负更加重了纳税企业的负担。在中国，除需要缴纳多达47个税种，以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比周边国家高得多外，还有一些纳税的隐性成本。比如，纳税企业必须得买税务机关一套软件系统，计算机、软件、打印机、扫描仪等配置。
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制”，往往更是一个共享税种，由两个税务局同时收，也导致纳税企业隐性税负增加。而在国外，有些国家也有联邦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但都是泾渭分明的，效率比较高，比如美国有些地方政府不成立税务局，就委托联邦税务局收税。
随着“税负痛苦指数”的升高，急于开拓中国庞大市场的外资企业甚至许多的内资企业只得通过在一些有“避税天堂”之称的低税负的国家或者地区建立公司，再与中国企业进行商业、财务运作，以实现减少税负的目的。粗略统计了一下2004年在华投资前10位的国家或地区(投资额占到了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80％以上)，竟然大都是“避税天堂”国家或者地区，造成了税收的大量流失。
税制改革患寡更患不均
近日，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題为《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文章中指出，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中国内地已经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了目前0.48，远远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如果突破了这个‘红线’，会加剧社会矛盾，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虽然国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美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也在0.4这一警戒线以上，但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美国整个财政支出的50％左右(中国约为10％)，因此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能起到积极作用。”李迅雷说。
李迅雷认为，要缩小贫富差距，当前比较有效的途径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制改革。他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据统计，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83年的56.5％下降到如今的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但中国的工薪阶层却担当起了中国的“纳税大户”——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额的比重在65％左右。而在美国，年收入11.3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占美国纳税人的10％，所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的71.22％。
在一些大企业，高管与职工的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引发了强烈不满。南海本田事件、富士康事件以及前些时候通化钢铁发生的流血冲突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样的问题还在中国工薪阶层内部蔓延。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吴晓灵透露，全国人大财经委经过调研后，认为应通过对充分竞争行业的企业降低税负，让出空间，促进这些企业提高劳动力价格。据报道，这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化税为薪”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一思路包括给提高职工工资的困难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促进员工工资的正常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