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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10月
这大概是我开始清楚记事的年岁，在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的时代，对物质的奢望只有在生日愿望里得到满足，哪怕只是一个背包。上幼儿园那一年，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包，里面装有妈妈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一盒12色的水彩笔。之后的日子，双肩包里塞的不是染着水彩笔墨水的衣服，就是用至干枯的彩色笔芯。笔芯最后那滴彩色墨水已给我压榨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把指甲染得五彩斑斓。在某个角落捡到的珠子和铜丝，我也会藏在包里，找机会就给它们拗造型，让它们变成一件件“首饰”。
妈妈定期清洗我的背包，每次她都又气又恼地责备我，我总是嘻嘻哈哈地笑着求饶。不谙世事的幼年，包里只有稚气、欢乐和无忧无虑。
1992 年9月
“检查一下你还缺什么？”妈妈再次确认我书包里的文具：带着油墨气息的崭新课本、印着乘法口诀表的塑料铅笔盒、淡黄色的作业本。背着父母的期望和对校园的憧憬，我独自走上求学的路。之后，留在包里面的，是卷毛边的课本，满是老师批注了圈圈叉叉的红本本，还有那些不幸“夭折”、断头断尾的笔杆。当然，那里面还少不了零食残渣、拗断的玩具零部件、某次小测验后分数不太好看的试卷。后来妈妈用亲手做的朴实无华的包点，换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
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尽管妈妈一再提醒，丢三落四的我常忘记带钥匙，直到有一次，为了惩罚贪玩健忘的我，已经回家的爸妈把我挡在门外，直到晚饭前才给我打开家门。没有任何即时通讯工具的年代，那种家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感觉，裹挟着害怕懊恼连同饥饿疲惫，一同折磨着我。当房门打开，妈妈把我拥入怀里的那一刻，我感觉到家是如此温暖。从那以后，无论包里又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家门钥匙永远是不会缺少的。
1999 年12月
中学时代，同学们把包里最沉重的书本、练习册留在了课桌抽屉里。我的书包里装进了言情小说、时尚杂志和流行乐CD，还有写满秘密的日记簿。
看过《第一次亲密接触》，我开始学着上网聊天，流连于各大网络文学网站。在家庭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网吧遍地开花，学校周边更不必说。我的包里可以没有零花钱，但几张附近网吧的上网卡必不可少。我的中学时代上演过叛逆期所有经典的桥段—吵架、逃课、出走、迷惘，宁愿对陌生人诉说所有的话，也不听父母一句劝告。现在回头想想，“他”只是对我打一个微笑的表情，而父母已经为我流泪千行。
2004 年9月
四年大学，从书山题海中解放出来的我，背包里多了一个新的事物：手机。那时的手机功能很简单，仅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然而光是这两样功能就够我们摆弄一整天，情侣们用光了手机电量仍有说不尽的你侬我侬，一条70个字的短信永远盛不下遥远的思念。吃饭、打水、约会、通知，大小事务都要一一通报。那时手机容量太小，我只有不停地删去旧信息，于是包里又多了一个小本本—那些读了脸红心跳、百感交集、泪流满面、欢笑雀跃的字字句句，都被工工整整地誊在我的小本本上。
2008 年12月
上班之后存下的第一笔钱，变成了包里沉甸甸的单反相机，我走火入魔地爱上摄影和旅行，从此成为了照片里臭美的主角。朋友开玩笑说，我的背包像是影楼，随时可以拿出一套不输专业人士的器材，隔层里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化妆刷和眼影唇彩，甚至能掏出一些摄影专用小道具。不知情的人看了我的照片，还以为我成天都在拍写真，却不知道我在相机取景框背后默默摊开那沉重的行囊，开始一次又一次光与影的斟酌舞弄，一直拍到日落西山、天昏地暗。照片美得没朋友，拍完照我也累成了一只狗。
美，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2013 年2月
结婚生子，初为人母，闲情逸致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我再也无法提起时尚美丽的包包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带着宝宝散个步都像搬家一样。锅碗瓢盆的家当和名目繁多的婴儿用品塞满了两个妈咪包，它们挂在我左膀右臂，毫无美感。里面小到指甲刀，大到保温水壶，镜子、手电、笔记本、小剪子、卫生纸、塑胶袋、瓶瓶罐罐，牛奶、干粮、各式零食。如果你急需什么小物什，找带孩子的妈妈借，一定能借到，因为她们的包包就是一个移动的杂货铺。
每一次成长都是看得见的行囊，重量由重到轻，而看不见的责任由轻到重。
伴随儿子的成长，我终于甩开了那些装着各种液体的奶瓶、永远数不清的尿不湿、厚厚的纸巾包以及应对各种天气的衣物。儿子也和我以前那样，有了他自己的包、自己的小世界。虽然放下了沉重的育儿包，但却放不下对孩子的时刻牵念。
如今，便利店随处可见，许多小物件不用再随身携带，只要我们拿着钱包就好。哪怕你忘了钱包，身无分文，尽失方向，没有单反，不会化妆，拿出那台巴掌大的智能手机，二维码一扫，导航地图一开，美颜相机一拍，照样行遍天下。
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包里的东西越来越少，行囊越来越轻，路也越走越远。可是走得再遠，总要回家，包里也一定会有家的钥匙。也许是一把钥匙、可能是一张门禁卡。
再打开背包，那些曾经的回忆慢慢淡去，是什么东西来了又走，是什么东西永不离身。那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最深最沉的，只装在每个人的心底。
这大概是我开始清楚记事的年岁，在那个物质相对贫乏的时代，对物质的奢望只有在生日愿望里得到满足，哪怕只是一个背包。上幼儿园那一年，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包，里面装有妈妈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一盒12色的水彩笔。之后的日子，双肩包里塞的不是染着水彩笔墨水的衣服，就是用至干枯的彩色笔芯。笔芯最后那滴彩色墨水已给我压榨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把指甲染得五彩斑斓。在某个角落捡到的珠子和铜丝，我也会藏在包里，找机会就给它们拗造型，让它们变成一件件“首饰”。
妈妈定期清洗我的背包，每次她都又气又恼地责备我，我总是嘻嘻哈哈地笑着求饶。不谙世事的幼年，包里只有稚气、欢乐和无忧无虑。
1992 年9月
“检查一下你还缺什么？”妈妈再次确认我书包里的文具：带着油墨气息的崭新课本、印着乘法口诀表的塑料铅笔盒、淡黄色的作业本。背着父母的期望和对校园的憧憬，我独自走上求学的路。之后，留在包里面的，是卷毛边的课本，满是老师批注了圈圈叉叉的红本本，还有那些不幸“夭折”、断头断尾的笔杆。当然，那里面还少不了零食残渣、拗断的玩具零部件、某次小测验后分数不太好看的试卷。后来妈妈用亲手做的朴实无华的包点，换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
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的生活，尽管妈妈一再提醒，丢三落四的我常忘记带钥匙，直到有一次，为了惩罚贪玩健忘的我，已经回家的爸妈把我挡在门外，直到晚饭前才给我打开家门。没有任何即时通讯工具的年代，那种家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感觉，裹挟着害怕懊恼连同饥饿疲惫，一同折磨着我。当房门打开，妈妈把我拥入怀里的那一刻，我感觉到家是如此温暖。从那以后，无论包里又增加了什么，减少了什么，家门钥匙永远是不会缺少的。
1999 年12月
中学时代，同学们把包里最沉重的书本、练习册留在了课桌抽屉里。我的书包里装进了言情小说、时尚杂志和流行乐CD，还有写满秘密的日记簿。
看过《第一次亲密接触》，我开始学着上网聊天，流连于各大网络文学网站。在家庭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网吧遍地开花，学校周边更不必说。我的包里可以没有零花钱，但几张附近网吧的上网卡必不可少。我的中学时代上演过叛逆期所有经典的桥段—吵架、逃课、出走、迷惘，宁愿对陌生人诉说所有的话，也不听父母一句劝告。现在回头想想，“他”只是对我打一个微笑的表情，而父母已经为我流泪千行。
2004 年9月
四年大学，从书山题海中解放出来的我，背包里多了一个新的事物：手机。那时的手机功能很简单，仅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然而光是这两样功能就够我们摆弄一整天，情侣们用光了手机电量仍有说不尽的你侬我侬，一条70个字的短信永远盛不下遥远的思念。吃饭、打水、约会、通知，大小事务都要一一通报。那时手机容量太小，我只有不停地删去旧信息，于是包里又多了一个小本本—那些读了脸红心跳、百感交集、泪流满面、欢笑雀跃的字字句句，都被工工整整地誊在我的小本本上。
2008 年12月
上班之后存下的第一笔钱，变成了包里沉甸甸的单反相机，我走火入魔地爱上摄影和旅行，从此成为了照片里臭美的主角。朋友开玩笑说，我的背包像是影楼，随时可以拿出一套不输专业人士的器材，隔层里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化妆刷和眼影唇彩，甚至能掏出一些摄影专用小道具。不知情的人看了我的照片，还以为我成天都在拍写真，却不知道我在相机取景框背后默默摊开那沉重的行囊，开始一次又一次光与影的斟酌舞弄，一直拍到日落西山、天昏地暗。照片美得没朋友，拍完照我也累成了一只狗。
美，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2013 年2月
结婚生子，初为人母，闲情逸致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我再也无法提起时尚美丽的包包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带着宝宝散个步都像搬家一样。锅碗瓢盆的家当和名目繁多的婴儿用品塞满了两个妈咪包，它们挂在我左膀右臂，毫无美感。里面小到指甲刀，大到保温水壶，镜子、手电、笔记本、小剪子、卫生纸、塑胶袋、瓶瓶罐罐，牛奶、干粮、各式零食。如果你急需什么小物什，找带孩子的妈妈借，一定能借到，因为她们的包包就是一个移动的杂货铺。
每一次成长都是看得见的行囊，重量由重到轻，而看不见的责任由轻到重。
伴随儿子的成长，我终于甩开了那些装着各种液体的奶瓶、永远数不清的尿不湿、厚厚的纸巾包以及应对各种天气的衣物。儿子也和我以前那样，有了他自己的包、自己的小世界。虽然放下了沉重的育儿包，但却放不下对孩子的时刻牵念。
如今，便利店随处可见，许多小物件不用再随身携带，只要我们拿着钱包就好。哪怕你忘了钱包，身无分文，尽失方向，没有单反，不会化妆，拿出那台巴掌大的智能手机，二维码一扫，导航地图一开，美颜相机一拍，照样行遍天下。
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包里的东西越来越少，行囊越来越轻，路也越走越远。可是走得再遠，总要回家，包里也一定会有家的钥匙。也许是一把钥匙、可能是一张门禁卡。
再打开背包，那些曾经的回忆慢慢淡去，是什么东西来了又走，是什么东西永不离身。那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最深最沉的，只装在每个人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