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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定位分工”、“大众传媒的性别气质建构”与“越轨之后的社会期望性别差异”三个维度窥探《末路狂花》中的文化性别歧视，并同时指出应当摒弃“性别复仇情绪”和“性别霸权主义”，实现妇女解放需要男女两性共同努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末路狂花；性别歧视
作者简介：刘雁霞（1991.4-），女，山西省大同市人，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通讯作者王雪松（1968.8-），男，辽宁绥中人，教授，1998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法学学士，主要从事企业文化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2
前言：
玫瑰有刺，你可不要亵玩折枝。《末路狂花》是一部反映女性意识觉醒的经典之作，上映至今，多项奥斯卡奖拿到手软。如其片名，影片主要讲述了两朵狂花意料之外踏上越轨之途从而放飞灵魂的末路之旅。这场旅途，从“狂”开始，经“狂”遇“狂”，由“狂”而終，看似是一场偶然的连接，其实是一幕必然的发展。因为，玫瑰有刺，美丽温婉的背后，你可看见这酝酿千年的愤怒。蕴藏千年的愤怒——这么有文学意境的词，在这里则表现了千百年来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历史积淀的愤怒使玫瑰形成了它独有的刺，只待导火索的引发，便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咆哮。那么，就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视域出发，浅谈《末路狂花》中反映在各个社会层面中的文化性别歧视，正是这些大众都不以为意的惯常，经历了厚重的历史积淀，才使得娇花现刺，扎了别人，也疯狂了自己。
1、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定位分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以历史上家庭和婚姻的演变形式为线索，深刻反映了妇女社会地位的从蒙昧到现今的变迁。在马恩四阶段[1]的家庭形式考察中我们发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凭借将妇女限制在家庭内部私人性家务劳作中，从而否定妇女劳动价值来实现的。
家务劳动成为女性的惯常已经融入到以往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脍炙人口的歌曲《常回家看看》中有一段这样的歌词——“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规定刷筷子洗碗必须是女人的活计，可是女人如果不会刷筷子洗碗就一定不是好女人。这种文化赋予女性的角色职责，像一条沉重的枷锁，在传统的积淀中越发巩固。
《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女人。她相夫在家，言听计从。每天早晨蓬头垢面来不及自己洗漱先得为丈夫准备早餐，在繁琐的家务劳动中焦头烂额。台词里有一句交代达里尔不允许塞尔玛对她大声说话，可他从来没有想过，之所以常常用嘶吼来呼喊他用餐的妻子是因为从睁开眼起就忙忙碌碌在细碎的家务劳动中根本抽不开身。塞尔玛在他看来，只是一个在家吃白食头脑简单的废物。他从来都没有在人格上看起过她，所以，对于妻子，他一切不允许反驳，一切只是通知。
文化之下家务劳动的性别定位，使得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在理所当然中被渐渐漠视，再加之由于其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没有像男性挣工资那样有金钱的量化外显，造成男性越来越认为家庭之内的女性完全地依附着自己，甚至，就连女性自己也越来越这么觉得。
因此，恩格斯强调：“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2]。
2、大众传媒中的性别气质建构
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在论述人的本质后的逻辑推进。马克思认为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判断的个人应该称之为“有个性的人”，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称之为“偶然的个人”，社会关系中的妇女，明显属于后者。那么，“偶然的”被操纵的“女性性别气质”是如何被建构的呢？
“文化和语言秩序是一切统治秩序的基础。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大众传媒既是文化的承载物，又是文化的作用物。”[3]大众传媒在对社会性别的建构上意义非凡。媒介对社会规范、角色、等级和制约的种种描述，常常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社会期待，最终影响受众的性别认知和行为。比如，在这之下，“女人味”越来越受“欢迎”。伯杰曾经说过：“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观察。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4]女性身体可观性的价值导向使得女性为了能够“可观”变成社会期待的模样，压抑本性，成为“小女人”，或是整个社会的印象使得女性本身的价值被“欣赏者”依附限定。
塞尔玛明显是这种“很可观的小女人”。她美丽性感、温柔，因而剧里的男人几乎都想和她发生关系。这种“小女人”气质使得塞尔玛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貌。如，影片开头两位女主角打包行囊的情节，塞尔玛更多地是纠结要穿什么衣服、鞋子这种装扮性的东西，而并非太多受到“小女人”性别价值导向的路易斯则更多的是关注生活必须品。塞尔玛关注的“女性魅力”往往迎合了男性欲望而轻视了其自身的主体感受。可是，社会就是对塞尔玛这种有“女性魅力”的女生更有青睐。这种性别气质建构的“性别差异”其本质是父权社会通过大众传媒对女性价值的规定。“温柔”、“漂亮”、“胸大”、“瘦”、“厨艺好”这些都是男性欲望之下对女性性别气质的绑架。
3、越轨之后的社会期望性别差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在法律文本中确定。但在现实世界中，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和性别等级的模式依然存在。无论是法律从业人员、从业性别权力结构还是使用的理论工具，男性依然处在高性别等级。男权文化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并有效地指导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实践、犯罪预防与控制、大众传媒。“作为占据优势地位的性别，男性主宰的刑事立法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往往以貌似性别中立和性别公正的表象掩盖真实存在的性别歧视，以‘公领域——男性’、‘私领域——女性’进行法律上的划分和限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将性别歧视制度化。”[5]刑事司法的性别歧视使得对不同性别罪犯的审判、处理和改造也体现了相当的性别差异。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方面同样如此。“大众媒体在男权文化的影响下对涉案人员特别是对不同性别犯罪者的报道偏差，会巩固现存的性别结构，使人们更加认可接受现存的不平等性别结构，此外，媒体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还会影响立法和司法独立。”[6] 所以，不难理解路易斯扣动扳机枪杀了欲图强奸塞尔玛的男人时，并没有打算相信警察而投案自首。同时，许多年前，路易斯受到性侵时，所谓的公正的司法机关也没有给路易斯公道。大众媒体下的高社会期望对女性越轨行为的宣传攻势已让其失去公信力。与其不自由受屈辱不如痛痛快快有自尊的死。可见，性别歧视猛于虎啊！
同时，值得补充的是：倡导性别平等其出发点是为了实现两性的自由与平等。这种自由与平等并不是带有什么样的情绪，更不是要宣扬性别的復仇主义，因为我们认为社会文化在对一种性别做出种种限制的同时，必然也会对该性别的对立面形成制约和限制。女性在被贬低为弱小、情绪化的时候，男性则被要求强大、压抑情感等，他们身上的责任和压力也更重了。可以说，男性是这种性别制度的受益者，亦是受害者。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强调“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7]，女性的发展和解放对整个人类解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妇女解放不仅需要妇女自身努力，也需要与人类另一半男性一道前进。
结语：
前进路漫漫，但是光明的前途激励着每一个探索者执着探行。就如《末路狂花》中结尾空旷又哀婉的音乐，孤独中带着笃定。玫瑰有刺，是因为蕴藏千年的愤怒，如何抚平这历史文化之下的“刺毒”需要每一个人关护。当然这“关护”是以“平等”的出发点，行至“平等”的终途，不是一种“情绪复仇”和“女性霸权”。玫瑰有刺，你可不要亵玩折枝喔。
注释：
[1]四阶段包括：血缘家庭阶段、普那路亚阶段、对偶制家庭阶段、专偶制家庭阶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178～179页。
[3]苏红.多重视角下社会性别观[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第120页。
[4]约翰·伯杰.视觉艺术欣赏[M].商务印书馆，1999。
[5]祝平燕 夏玉珍.性别社会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67～268页。
[6]祝平燕 夏玉珍.性别社会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67～26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647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苏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3]约翰·伯杰.视觉艺术欣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末路狂花；性别歧视
作者简介：刘雁霞（1991.4-），女，山西省大同市人，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通讯作者王雪松（1968.8-），男，辽宁绥中人，教授，1998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法学学士，主要从事企业文化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2
前言：
玫瑰有刺，你可不要亵玩折枝。《末路狂花》是一部反映女性意识觉醒的经典之作，上映至今，多项奥斯卡奖拿到手软。如其片名，影片主要讲述了两朵狂花意料之外踏上越轨之途从而放飞灵魂的末路之旅。这场旅途，从“狂”开始，经“狂”遇“狂”，由“狂”而終，看似是一场偶然的连接，其实是一幕必然的发展。因为，玫瑰有刺，美丽温婉的背后，你可看见这酝酿千年的愤怒。蕴藏千年的愤怒——这么有文学意境的词，在这里则表现了千百年来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历史积淀的愤怒使玫瑰形成了它独有的刺，只待导火索的引发，便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咆哮。那么，就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视域出发，浅谈《末路狂花》中反映在各个社会层面中的文化性别歧视，正是这些大众都不以为意的惯常，经历了厚重的历史积淀，才使得娇花现刺，扎了别人，也疯狂了自己。
1、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定位分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以历史上家庭和婚姻的演变形式为线索，深刻反映了妇女社会地位的从蒙昧到现今的变迁。在马恩四阶段[1]的家庭形式考察中我们发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凭借将妇女限制在家庭内部私人性家务劳作中，从而否定妇女劳动价值来实现的。
家务劳动成为女性的惯常已经融入到以往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脍炙人口的歌曲《常回家看看》中有一段这样的歌词——“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规定刷筷子洗碗必须是女人的活计，可是女人如果不会刷筷子洗碗就一定不是好女人。这种文化赋予女性的角色职责，像一条沉重的枷锁，在传统的积淀中越发巩固。
《末路狂花》中的塞尔玛就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女人。她相夫在家，言听计从。每天早晨蓬头垢面来不及自己洗漱先得为丈夫准备早餐，在繁琐的家务劳动中焦头烂额。台词里有一句交代达里尔不允许塞尔玛对她大声说话，可他从来没有想过，之所以常常用嘶吼来呼喊他用餐的妻子是因为从睁开眼起就忙忙碌碌在细碎的家务劳动中根本抽不开身。塞尔玛在他看来，只是一个在家吃白食头脑简单的废物。他从来都没有在人格上看起过她，所以，对于妻子，他一切不允许反驳，一切只是通知。
文化之下家务劳动的性别定位，使得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在理所当然中被渐渐漠视，再加之由于其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没有像男性挣工资那样有金钱的量化外显，造成男性越来越认为家庭之内的女性完全地依附着自己，甚至，就连女性自己也越来越这么觉得。
因此，恩格斯强调：“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2]。
2、大众传媒中的性别气质建构
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在论述人的本质后的逻辑推进。马克思认为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判断的个人应该称之为“有个性的人”，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称之为“偶然的个人”，社会关系中的妇女，明显属于后者。那么，“偶然的”被操纵的“女性性别气质”是如何被建构的呢？
“文化和语言秩序是一切统治秩序的基础。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大众传媒既是文化的承载物，又是文化的作用物。”[3]大众传媒在对社会性别的建构上意义非凡。媒介对社会规范、角色、等级和制约的种种描述，常常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社会期待，最终影响受众的性别认知和行为。比如，在这之下，“女人味”越来越受“欢迎”。伯杰曾经说过：“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观察。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4]女性身体可观性的价值导向使得女性为了能够“可观”变成社会期待的模样，压抑本性，成为“小女人”，或是整个社会的印象使得女性本身的价值被“欣赏者”依附限定。
塞尔玛明显是这种“很可观的小女人”。她美丽性感、温柔，因而剧里的男人几乎都想和她发生关系。这种“小女人”气质使得塞尔玛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貌。如，影片开头两位女主角打包行囊的情节，塞尔玛更多地是纠结要穿什么衣服、鞋子这种装扮性的东西，而并非太多受到“小女人”性别价值导向的路易斯则更多的是关注生活必须品。塞尔玛关注的“女性魅力”往往迎合了男性欲望而轻视了其自身的主体感受。可是，社会就是对塞尔玛这种有“女性魅力”的女生更有青睐。这种性别气质建构的“性别差异”其本质是父权社会通过大众传媒对女性价值的规定。“温柔”、“漂亮”、“胸大”、“瘦”、“厨艺好”这些都是男性欲望之下对女性性别气质的绑架。
3、越轨之后的社会期望性别差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在法律文本中确定。但在现实世界中，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和性别等级的模式依然存在。无论是法律从业人员、从业性别权力结构还是使用的理论工具，男性依然处在高性别等级。男权文化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并有效地指导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实践、犯罪预防与控制、大众传媒。“作为占据优势地位的性别，男性主宰的刑事立法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往往以貌似性别中立和性别公正的表象掩盖真实存在的性别歧视，以‘公领域——男性’、‘私领域——女性’进行法律上的划分和限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将性别歧视制度化。”[5]刑事司法的性别歧视使得对不同性别罪犯的审判、处理和改造也体现了相当的性别差异。对犯罪的预防和控制方面同样如此。“大众媒体在男权文化的影响下对涉案人员特别是对不同性别犯罪者的报道偏差，会巩固现存的性别结构，使人们更加认可接受现存的不平等性别结构，此外，媒体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还会影响立法和司法独立。”[6] 所以，不难理解路易斯扣动扳机枪杀了欲图强奸塞尔玛的男人时，并没有打算相信警察而投案自首。同时，许多年前，路易斯受到性侵时，所谓的公正的司法机关也没有给路易斯公道。大众媒体下的高社会期望对女性越轨行为的宣传攻势已让其失去公信力。与其不自由受屈辱不如痛痛快快有自尊的死。可见，性别歧视猛于虎啊！
同时，值得补充的是：倡导性别平等其出发点是为了实现两性的自由与平等。这种自由与平等并不是带有什么样的情绪，更不是要宣扬性别的復仇主义，因为我们认为社会文化在对一种性别做出种种限制的同时，必然也会对该性别的对立面形成制约和限制。女性在被贬低为弱小、情绪化的时候，男性则被要求强大、压抑情感等，他们身上的责任和压力也更重了。可以说，男性是这种性别制度的受益者，亦是受害者。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强调“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7]，女性的发展和解放对整个人类解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妇女解放不仅需要妇女自身努力，也需要与人类另一半男性一道前进。
结语：
前进路漫漫，但是光明的前途激励着每一个探索者执着探行。就如《末路狂花》中结尾空旷又哀婉的音乐，孤独中带着笃定。玫瑰有刺，是因为蕴藏千年的愤怒，如何抚平这历史文化之下的“刺毒”需要每一个人关护。当然这“关护”是以“平等”的出发点，行至“平等”的终途，不是一种“情绪复仇”和“女性霸权”。玫瑰有刺，你可不要亵玩折枝喔。
注释：
[1]四阶段包括：血缘家庭阶段、普那路亚阶段、对偶制家庭阶段、专偶制家庭阶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178～179页。
[3]苏红.多重视角下社会性别观[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第120页。
[4]约翰·伯杰.视觉艺术欣赏[M].商务印书馆，1999。
[5]祝平燕 夏玉珍.性别社会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67～268页。
[6]祝平燕 夏玉珍.性别社会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67～26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647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苏红.多重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观[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3]约翰·伯杰.视觉艺术欣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